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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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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庶天隔东晋时期,门阀士族达到极盛阶段。南朝以后,虽然是寒门地主做皇帝,但门阀士族的特权仍得到承认。南朝规定,高门士族的子弟二十岁登朝做官,庶族地主子弟三十岁才能试做小吏。高门士族升迁极快,短时期内就可“坐致公卿”。南朝的“清华贵重”的官职,几乎全被高门所垄断。他们竭力维护自己的特殊社会地位,宣扬“士庶天隔”,同庶族寒门保持着严格的界限,不同寒门通婚共坐。为严格区分士、庶,于是谱学盛行。东晋南朝时,贾弼之祖孙三代专精谱学,撰《十八州士族谱》,共七百多卷。宋刘湛、齐王俭、梁王僧孺也都有谱学专著。谱学是吏部选官的重要依据,是维护士族政治特权的工具。但士族地主既不会带兵打仗,又不会管理政事,完全成了寄生于社会的废物。 庶族主要指无特权的地主和商人。他们不甘心受到排挤,通过各种途径登上政治舞台。南朝的开国皇帝,就都是通过领兵打仗、控制军权而上升起来的庶族地主。
寒人典掌机要由于士族缺乏办事能力,皇帝又怕他们难以控制,所以南朝时全以寒人典掌机要,处理政务。东汉时政事归台阁(尚书台),曹魏时权力集中到中书监、令手中,南朝时权力又集中到中书通事舍人手中。通事舍人不仅替皇帝起草诏令,又掌管政令,成为天子身边的实权职务。权力移归近臣,反映了皇权的加强,也反映士族已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南朝时,寒人担任的另一要职是典签。南朝君主鉴于东晋方镇势强,威胁中央,因此多以宗室子弟为州镇军政长官,以寒人为典签进行控制。典签职微权重,州镇要事,须典签签署方能实行。典签每年数次回京向皇帝报告,所谓“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因此,诸王刺史都非常害怕典签,故又有“诸州惟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之语。
部曲、佃客和奴隶部曲、佃客是世家豪族控制的依附人口的主要部分,奴隶则是他们的私产。部曲原来的主要任务是作战,但随着南方战事的减少,越来越多的部曲被用于生产。梁张孝秀“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就是典型的例证。佃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政府依官品赐给的,一部分是私自招诱的。东晋、南朝的给客制规定:第一、二品官佃客无过四十户,以下每品递减五户,至第九品占五户。此外还有典计、衣食客等。这一部分佃客无独立户籍,而是登记在官僚地主的户籍上。他们不给国家交租调,服力役;而交纳百分之五十的地租给官僚地主。当时,“南北权豪,竞招游食”,私招的佃客很多。 部曲、佃客为世家豪族世代占有,不经“自赎”或“放遣”,是不能获得自由的。他们实际上是被束缚在土地上的世袭农奴。东晋南朝时,世家豪族都有大批的奴隶,政府毫不限制。农民破产自卖或在流亡中被掠,是奴婢的主要来源。他们是地主的私产,因而可以抵押或买卖。为了防止逃亡,奴隶都被“黥面”。南朝时,奴杀主人以及逃亡、暴动的事多有记载。在奴隶们的反抗斗争之下,统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糜喃为客”、“发奴为兵”等手段,使大量的奴隶转化为地主的佃客和国家的士兵。 自耕农民自耕农是当时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是封建政府榨取的主要对象。他们对政府的负担有租调、杂税、徭役三大项。宋、齐时的田租大概沿袭东晋后期的制度,即口税米五石。户调剥削,在宋孝武帝规定:“天下民户,岁输布四匹”,岁输布四匹,只是每户农民应纳户调的平均数目,征收时仍采取“九品相通”的办法,即事先评出户产,定出户等,然后再依照户等的高低分派。在战争时期,一般农民也有兵役负担,各种徭役更是随意征发。于是,许多自耕农破产流亡,越来越多地沦为士族田庄里的部曲和佃客。
兵户、吏户和百工户东晋、南朝时期,广大人民的身份日益低落,许多人沦为世袭的农奴,除了部曲、佃客外,还有属于官府控制的兵户、吏户和百工户等。晋、南朝继承了三国以来的世兵制,兵户世代当兵,受压迫极重。兵户除服兵役外,还要耕田纺织,向国家交纳租调。兵户的地位比自耕农低,甚至比佃客还要低。东晋、南朝的地方机构和中央官府都拥有一定数量的吏,少者数十,多者成千上万。地位低的文武吏,被迫为官府服各种杂役,耕种官田,在官府手工作坊中进行生产,他们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格外沉重。吏的来源,大多是来自“吏门”。这种吏户是世袭的,非经官府放免,不能免役。南朝时,百工即各类手工业者很缺,故官府对他们的控制极严。贵族、官僚私占百工户往往受到惩治。百工户从民间征调到官府作坊后,与配到作坊里的刑徒为伍,终年劳作,世代相袭,社会地位卑下,处境是同样悲惨的。
土断
魏晋南北朝
农业的发展 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的农业普遍有所发展。比较突出的地区,是长江中、下游的荆、扬二州。扬州是东晋、南朝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中都城建康及其周围地区发展很快。东晋在曲阿(江苏丹阳)立新丰塘,溉田八百多顷。宋在湖熟起废田四千多顷。宋向京口、姑熟移民,齐在句容修赤山塘。扬州“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三吴(吴郡、吴兴、会稽)是东晋政府最重要的基地,经济发展尤为突出。东晋在吴兴乌程(浙江湖州)筑荻塘,溉田千顷。宋在乌程修吴兴塘,溉田二千余顷;又在会稽一带开垦湖田,“皆成良业”。东晋、南朝政府的各种支出,主要依靠三吴。洞庭湖周围的荆、湘地区发展也很快。梁罢义阳(河南信阳)镇兵以后,“江湖诸州并得休息,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与浙江相邻的闽中、鄱阳湖周围地区,也有较快的发展。此外,淮南地区,土地肥沃,流民集中。寿春附近有芍陂灌溉农田,地方千里,“良畴万顷”,是重要粮食产地。元嘉以前,淮南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元嘉末,由于宋魏战争,淮南遭到破坏。经过齐、梁二代的经营,江淮间一些地区的生产也迅速恢复、发展。益州则号称“沃野天府”,物产丰富。广州也是富庶的经济地区。
士族田庄在南方经济的发展中,南、北士族地主都采取田庄形式进行生产。其中北方士族南迁时,都带来大量部曲和佃客,唯一缺乏的是田地。因此,他们到处“求田问舍”,不择手段地谋取土地。如刁逵在京口一带掠夺土地达万顷。与此同时,南方士族地主也进一步扩张自己的经济力量。士族地主在他们占领的平原和山泽上建立田庄,当时称为“墅”或“园”。如会稽士族孔灵符在永兴建墅,“周围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谢灵运在始宁的墅有南北二山,山上有五个果园,沿水渠两岸有大批良田。农业在士族田庄经济中占主导的地位。田庄中有大量的耕地,又有河湖水渠等水利灌溉系统。在耕地上种有稻、麦、粟、桑、麻、蔬菜等作物。仅次于农业的是园林业,经营竹木果树等。此外,还有养鱼业和畜牧业,并从事纺织、酿造、制造生产工具等多种手工业生产。由于从事多种经营,使士族地主田庄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田庄里的生产者,主要是佃客、部曲和奴隶。士族地主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是残酷的。但它把大量劳动人手组织起来,在山区水滨进行垦植,特别是在东晋和南朝前期,士族地主还关心生产的时候,地主田庄对江南地区的开发是起一定的积极作用。以后,由于门阀土族日益腐朽,田庄也就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手工业的发展东晋南朝时期,纺织业比较发达,养蚕技术已经相当可观,豫章等地一年蚕四、五熟,永嘉等地一年八熟。丝、绵、绢、布等是南朝调税的主要项目,因此纺织是民间普遍的副业。其中荆、扬二州的纺织业尤为发达。锦业在益州也早负盛名。刘裕灭后秦,把关中的织锦户迁到江南。南朝后期,织锦业也发达起来。富豪人家穿绣裙,着锦履,以彩帛作杂花,绫作服饰,锦作屏障。南朝时,政府都设有专官管理矿冶。建康尚方有东、西二冶(宋、齐时有南冶,后废),州、郡有矿冶的设冶令。另外还有不少私家冶铺作坊。在冶铸技术上,用水排鼓风冶铸已在南朝应用。炼钢技术也有很大进步。那时还发明一种杂炼生铁和熟铁的灌钢法,即把生熟铁混杂起来冶炼,火候到时,生铁先熔化,渗淋入熟铁中,然后取出反复锻炼,就成为优质钢,用来制造宝剑和刀、镰。到三国、西晋时,瓷器的烧制已经达到成熟阶段,东晋、南朝时又有新的发展。当时瓷器的代表性产品是一种通体青釉的青瓷,产地比较集中的是会稽郡(浙江绍兴)一带。青瓷胎质纯,硬度高,釉料匀,通体青莹,造型多样美观。据近年考古发掘,江南许多地区的制瓷技术逐渐成名,并各有自己的特点。造船业在吴国的基础上又有较大的发展。运输、作战用的舰船只很多,往来于东海、南海和内地河道的船只频繁,大者可载重二万斛。 造纸业有了新的发展。压光和染色是这一时期造纸技术的新成就。当时纸的名目很多,其中用藤皮造的藤角纸是一种质地优良的纸张。造纸业的发达对当时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商业的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加上江南河流纵横,水上交通方便,为商业发达提供了基础和有利条件。士族豪强兼并土地,官府赋税徭役繁重,许多中小地主和农民被迫从事商贩活动。贵族官僚有免关津税特权,在任期届满时带着大批货物作为“还资”,然后转贩各地。官府征收租调要农民折钱交纳,农民被迫出卖自己仅有的农副产品。因此,南朝出现商业畸形发展的现象。 当时南方的重要城市有建康、江陵、成都、番禺(广州)等地。建康是东晋南朝的政治中心,也是长江下游的经济中心。这里“贡使商旅,方舟万计”。萧梁时期,建康城内有居民28万。城内有四个市,秦淮河北有大市和小市十余处。会稽、吴郡、余杭等地也是“商贾并凑”。番禺是海外贸易中心,南洋各国,以及天竺、狮子国(斯里兰卡)、波斯(伊朗)等国的商船,“每岁数至”,或“岁十余至”。江陵“当雍、岷、交、梁之会”,商业也较发达。成都不仅商业繁盛,而且也是高级丝织品的重要产地。市场上既有奢侈品,也有普通的生产、生活用品。商贾小者坐贩于列肆,大者转运于四方。商税是南朝收入的大宗。东晋、南朝都注意货币铸造,但币制混乱,数量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