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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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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发展
宋金并立时期,南方的水利事业大大超过北方。史载:“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宋史·食货志》) 除了修复久被堙废的水利之外,还修建了不少新的工程。
南宋的圩田面积又有扩大。如太平州的当涂、芜湖、繁昌三县,圩田面积占全县农田的十分之八九。宣城县有圩田179所。另外,涂田、沙田、梯田等也大量开垦,农田面积不断增加。
农业生产技术也以江浙一带最进步,四川次之。江浙农民深耕熟耨,使土细如面。大暑时节,决放田水,让太阳曝晒,使苗根坚固,称为“靠田”;苗根坚固后,再车水入田,称为“还水”。此后,遇旱不枯,可保丰收。当时,上等田亩收五六石。“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由此产生。
南宋时,植棉区已不限于两广和福建,逐渐推广到长江和淮河流域。由于经济作物的逐步推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无论在官田上或私田上,采用货币折租的形式也有所增多。
丝织技术
南宋时,丝织技术有新的提高。苏州、杭州、成都三个著名的官营织锦院,各有织机数百台,工匠数千人,规模宏大,分工细致,丝织品种类繁多,产品精致美观。
南宋纺织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棉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棉花种植的推广,棉纺织业逐渐普遍起来。宋人《木棉》诗中有“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云,……机杼终年积妇勤”等句,反映了扦子、弹花、纺纱、织布的劳动过程,以及所用铁铤、弹弓、纺车、织机等各种棉纺织工具。
由于新的纺织工具的出现,已能织出带有细字、小花卉的花布。1966年浙江兰溪县南宋古墓中,出土了一条随葬棉毯,说明江南地区不仅能织布,而且还能织毯,反映了棉纺织业的新发展。
造船业与制瓷业
南宋时期,造船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明州、泉州、广州等造船业中心,仍然制造大型海船。1974年,在福建泉州湾发掘出一艘南宋末期的海船。根据其长、宽、深计算,载重量当在二百吨以上。这艘船的造型和结构都与宋代文献记载相吻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船舱竟多达十三个。
南宋时还普遍制造车船。车船装有轮子,用脚踏轮,激水而行。
南宋制瓷业的规模宏大,有的窑址堆积面达二十亩,高二十米。临安凤凰山下的修内司官窑,所烧瓷器,“极其精制,釉色亦莹澈,为当时所珍”。景德镇是著名制瓷中心,产品远销各地。浙江龙泉所产传统青瓷,仍为当时上品。
其他如造纸、印刷、制茶以及火器制造等业,也都相当发达。
商业和城市的繁荣
南宋都城临安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浙江及其他州郡前来的货船,络绎不绝。此外,平江、建康、鄂州、江陵等沿江城市,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墟市则比北宋更加普遍,仅广东一路就有墟市八百个,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业的繁荣。
宋金并立,双方贸易往来仍然频繁。宋金政府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市场,称为榷场。除榷场外,民间私下交易的数量极多。在今吉林、内蒙古等地的墓葬中,均曾发现南宋湖州制造的铜镜。在内蒙古西部黑水城遗址中,也曾发现福州刻印的书籍。至于景德镇和龙泉的瓷器,更是遍及全国。
南宋的海外贸易也超过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岁达200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63万贯的两倍多。由于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货币铸造供不应求。在对外贸易中,铜钱又大量外流。纸币日益代替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除交子仍在四川地区使用称为川引外,还发行了会子。南宋政府发行纸币,主要是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大量纸币投入流通领域,造成币值下跌,通贷膨胀。 土地兼并
南宋时土地兼并极其激烈。宋室南渡后,皇族和出身北方的文臣武将纷纷在南方掠夺土地,建置家业。一般官僚地主也利用战乱兼并土地。再加上官商大贾采用以末求富、用本守之的办法,大量购买土地。从而掀起了兼并狂潮,使南宋土地集中的严重程度大大超过北宋。
南宋土地兼并最明显的特点是高度集中。如南宋初期的大将张俊,每年收租米60万斛,淮东土豪张拐腿,每年收谷70万斛,以每亩收租一石计算,他们的田地都有六七十万亩。由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农的也迅速增多,因此南宋客户的比例超过北宋。
南宋时期,地租仍是分成租和定额租两种,但佃户所受地租剥削及额外负担,比北宋更苛重。特别是许多地区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比北宋严重,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很少有退佃的自由。
南宋黑暗统治
南宋控制的地区比北宋小,可是统治集团的挥霍并不减少,加上巨额军费及输纳给金朝大量岁币,财政支出反比北宋增加,对农民的剥削也更为厉害。
北宋时财政岁入最高额为6000多万贯,南宋时达到8000万贯。土地减少三分之一,税收却增加四分之一,人民的负担十分沉重。南宋征收的二税,从表面上看,税额变动不大,但附加税很重。除正税外,还有苛捐杂税。如“经总制钱”、“月桩钱”、“曲引钱”、“卖纸钱”和“折纳牛皮、筋、角钱”等。地主阶级又往往利用政治权力,把赋税负担转给农民,造成“有田者未必有税,有税者未必有田”的局面。土地集中,赋税繁重,农民生活极端困苦。这种状况不能不迫使农民走上反抗道路。
南宋时期,以农民为主体,包括士兵、茶贩、盐贩、少数民族的各种武装起义,大小约二百多次。其中主要有南宋初期的钟相、杨么起义,和中后期的赖文政、李元砺、陈三枪领导的起义。各地区农民起义的不断出现,沉重打击了南宋黑暗统治。 女真族的封建化
金政权刚建立时,女真族尚处于奴隶制阶段,而它所控制的宋、辽地区,封建经济早已高度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女真贵族的统治不得不适应当地的情况,走上封建化的道路。女真族的封建化,大约从金太宗时开始,在世宗、章宗之际完成。
封建的租佃关系代替了奴隶制的剥削方式。原来使用奴隶生产的猛安谋克户,这时“往往以田租人”,“取租而已”。女真贵族则转化为地主,同时,奴婢及二税户获得解放。
行政制度改革
随着女真族的封建化,金统治者在行政制度方面也进行了改革。
他们仿辽、宋制度,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封建统治机构。在中央设尚书省,下分六部。在地方沿袭宋朝的路、府、州、县制度。财政方面也大体依照宋朝制度,对土地收二税,对人民按财产征物力钱。还吸收一批汉族和契丹族的上层分子进入政府机构,以扩大金政权的统治基础。
北方经济的恢复
从金熙宗到金章宗的半个多世纪里,北方社会经济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东北地区社会经济比辽时有了较大的发展,如冶铁业有明显进步。
1961至1962年,在黑龙江省阿城县五道岭地方发现金朝中期铁矿井10余处,炼铁遗址50余处。矿井最深达40余米,有采矿、选矿等不同作业区。根据开采规模估计,从这些矿井中已采出四五十万吨铁矿石。
铁制工具已广泛使用。在东北广大地区内,都发现了金朝的铁器。其中有大量铁制农具,种类繁多,结构复杂,形制与中原地区相似或一致,这表明已改变了粗放的农业经营方式。
金朝金银业和陶瓷、玉器业也相当发达,近年有许多珍贵的文物出土。商业活动逐渐活跃,东北地区的金朝遗址和墓葬中,发现大量宋朝铜钱,可见与南方贸易的密切。
中原地区恢复
中原地区在金朝初期遭受严重破坏。经过各族人民的艰苦劳动,逐渐得到恢复,并有不平衡的发展。
农业生产方面,不少土地抛荒,但某些地区耕地又有扩大。如中都、河北、河东、山东等“人稠地窄”的地方,都是“寸土悉垦”。由于水田收获超过旱地几倍,人民重视水田生产,提高了土地利用的程度,单位面积产量大致与北宋时北方水平接近,南阳上等水田亩产高达五石。
手工业生产如陶瓷、矿冶、铸造、造纸、印刷等都有了恢复和发展。山西稷山的竹纸和平阳的麻纸,闻名一时。刻书蔚然成风气,其雕板技术,可与南宋比美。熙宗时,原来的北方名窑如陕西耀州窑和河南均窑也陆续恢复生产,临汝等新兴窑址,工艺各具特色。
各族的反抗斗争
金统治者不仅大量强占农民土地,而且对人民的赋税剥削十分繁重,于是,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
金朝中叶以后,就不断爆发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后,女真贵族的贪欲日益增大,作战费用不断增加,财政危机严重,对各族人民的剥削更为残酷,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愈加激烈,其中红袄军起义的声势最大。红袄军活动于山东、河北等地,有的还建立政权,设置官员。
直到1225年(金哀宗正大二年),起义才最终被蒙古军镇压。
两宋时期中外交流
海外贸易的发展
唐朝时期,对外交往的孔道主要是西北陆路。到两宋,因战争关系,西北陆路交通时断时续,于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主要依赖东南海路交通。 北宋时,海外贸易之盛,远远超过前代。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及收购进口物资来满足皇室、官僚的生活需要,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早在971年(开宝四年),就设置市舶司于广州。以后,北宋政府又陆续在杭州、明州、泉州以及密州的板桥镇(山东胶县境)、秀州的华亭县(上海市松江一带)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
南宋时,除密州归入金朝版图外,其他五处市舶机构仍继续存在,又增设温州、江阴军两处市舶务。
市舶机构
宋代的市舶机构类似近代的海关,但权力更大。
商船出海,必须向它申请、具保才能通行。否则货物将遭没收,人员被惩处。外国商船到达中国港口后,必须立即向市舶机构报告,由它派员上船检查。一般征收其货物的十分之一作为入口税,叫做“抽解”。并规定某些货物为禁榷物,全部由市舶机构收购,其他货物也收买一部分,总称为“博买”。抽解和博买来的货物,一律送交中央政府。南宋政府又在通商口岸创办外商招待场所,如杭州有怀远驿,明州、温州有来远驿等,对外国商人和商船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
由于两宋政府大力奖励海外贸易,加上当时造船业的进步,指南针的使用,使海上交通极为便利。当时,亚非各国与中国通商的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重要的有高丽、日本、交趾、占城、真腊(柬埔寨)、蒲甘(缅甸)、勃泥(加里曼丹北部)、三佛齐(苏门答腊东南部)及大食等。 宋朝和朝鲜的交往
两宋时期,统治朝鲜半岛的是王氏高丽(918年~1392年)。北宋统一后,两国关系密切。高丽曾屡次向北宋馈赠良马、兵器、弓矢、金器、铜器、大布、人参、硫磺及药材等等,还多次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文化和技术。宋朝也厚待高丽来使,并派使臣去高丽报聘。
1123年(宣和五年)出使高丽的徐兢,受到高丽政府的隆重接待。他回国后,根据自己的经历、调查和访问所得,写成《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北宋政府还多次向朝鲜赠送礼服、乐器、银器、漆器、锦、绢、茶、酒、象牙及钱币等等,还屡次派太医到朝鲜传授医术。
两国间的大批贸易,起初是由双方官府通过朝贡和特赐的方式进行的,后来民间交易也渐渐频繁起来。两宋时,每逢春末夏初,山东、两浙、福建沿海的港口,特别是明州,港岸边便挤满了由高丽来的船只;到夏秋之间的南风季节,高丽由贞州到开京的水道上,也不断地行驶着从中国各个港口来的商船。
两宋时期,到中国求法和留学的高丽僧人非常多,他们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礼遇和照顾,在两国文化交流上,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中国的影响下,朝鲜很快学会了雕板印刷技术。两宋时期出现的活字印刷术,大约在13世纪初传入朝鲜,朝鲜人改铸成铜活字。后来,这种新兴的印刷术被朝鲜政府所采用,为称誉于世的李氏朝鲜铜活字打下了基础。
中日交流的密切
在宋代,中日交往相当密切,明州一直是双方交通的门户。
当时从日本输入的货物,主要是木材、黄金、硫磺、水银、砂金和各种手工艺品。中国黄金的价格比日本高,因此日本的黄金大量输入中国。黄金的大量输入,有利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本制造的宝刀和纸扇,素负盛名,输入后深得宋代士大夫的喜爱。输住日本的商品,主要是瓷器、丝绸、香料、药材、书籍、文具以及铜钱等。
北宋初和神宗时,准许铜钱出口。特别是日本镰仓时期(1185年~1333年),商业发达,而其国内币制紊乱,铜钱质量低劣,所以对中国钱币需求十分迫切。南宋理宗时,日本政府一次就从中国运去铜钱十万贯。 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全国28处出土的中国铜钱,自唐至明共为55.3万余枚,其中北宋钱占82.4%。至于书籍,也不断传入日本。如北宋太宗时,中国的雕版印本《大藏经》等大型书籍,由日本僧人乘中国商船带归,藏于京都法成寺。雕板书的大批输出,对日本的印刷事业,也影响颇大。
在文化交流方面,两国僧徒的频繁往返也起了重要作用。日本名僧荣西,曾于1168年和1187年两次来中国,他不仅把禅宗输入日本,还将茶种带回日本,并著《吃茶养生记》二卷,对茶叶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与越南的交往
两宋时期,越南存在了几个王朝,有时称安南,有时称大越。他们都和宋朝保持了密切的交往。
宋代输入占城的商品有草席、凉伞、绢扇、漆器、瓷器及铅锡等,越南人使用的纸和笔,也是由宋朝输入的。而越南的木棉(棉花)、占城稻等,同样受到宋朝的欢迎。
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的文字对越南有很深的影响,越南曾长期使用汉字。在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称为“字喃”。“字喃”是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来表达越南语言。此外,中国的医药对越南也产生很大影响。
中国和印尼的交往
两宋时期,中国和印尼的交往非常密切。成书于1225年(宝庆元年)赵汝适的《诸蕃志》,对于来中国贸易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有相当详细的记载,在这本书中所提到的新拖(在爪哇西部)、苏吉丹(在中爪哇)、三佛齐等,都在今印尼境内。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茶叶、瓷器、铁器和农具等。对方主要输出的商品是沉檀香、茴香、犀角、象牙、珍珠、水晶等。
此外,两宋时期,中国和亚洲南部的柬埔寨、缅甸和印度等国,也都有密切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宋朝和西亚交流
两宋时期,中国和西亚地区的关系有进一步的发展。
当时中国贩运到阿拉伯地区的货物,主要有丝织品、瓷器、纸和麝香。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则是阿拉伯商人频繁往来的地方,他们通常贩运香料、药材、犀角、珠宝到中国,再收购丝绸、瓷器等商品。当时在广州、泉州城内,还居住着许多阿拉伯富商。阿拉伯人把阿拉伯文化,如天文、历法、医学等介绍到中国,又把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
中国的造纸术、炼丹术、火药、指南针等,就是由他们先后传播到非洲和欧洲,对西方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宋朝和非洲的交流
在东非海岸的摩加迪沙、布腊伐、桑给巴尔、马菲亚岛、基尔瓦群岛等地,都不断发现唐代和宋代的钱币;在格迪、奔巴岛、桑给巴尔、坦噶尼喀和基尔瓦群岛,也曾不断发现宋代的瓷器和瓷器的碎片。这些都是中国和非洲海上交通的历史见证。
由于和非洲接触的增多,中国对非洲有了较多的认识。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诸蕃志》两书,对于非洲几个国家的记载都有较丰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