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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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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晋书》，就会使人想到<A class=innerlink href="http://www.hudong.com/wiki/%E5%94%90%E5%A4%AA%E5%AE%97">唐太宗</A>在《修<晋书>诏》里讲的一句名言：“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唐大诏令集》卷81,《<A class=innerlink href="http://www.hudong.com/wiki/%E5%85%A8%E5%94%90%E6%96%87">全唐文</A>》卷8)意思是说，史书的作用大得很啊！唐太宗历来很重视修史，今存“二十五史”，其中就有六部史书是在唐太宗时期修成的。他的这篇诏书，就是指示皇家史馆重写一部《晋书》。 李世民统治时代所修的前代史书，在晋书之外，还有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何以李世民偏要选择晋书来写史论呢？这主要因为西晋是个统一的王朝，它结束了三国时期几十年的分裂局面。然而它的统一又是短暂的，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地区的大混战，此后便形成了东晋和十六国、南朝和北朝的长期对立。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于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作为借鉴。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把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和完成统一事业的司马炎当作主要研究对象（关于陆机、王羲之的史论，主要着眼于他们的文学艺术成就，属于另一种情况，姑置不论）。宣帝（<A class=innerlink href="http://www.hudong.com/wiki/%E5%8F%B8%E9%A9%AC%E6%87%BF">司马懿</A>）、武帝（<A class=innerlink href="http://www.hudong.com/wiki/%E5%8F%B8%E9%A9%AC%E7%82%8E">司马炎</A>）二纪的史论，虽然比较笼统，没有触及晋朝治乱兴衰的实质，但它指出司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处广以思狭”，“以新集易动之基，而无久安难拔之虑”，这些评论总算是看到了一些现象。   晋书的修撰，从贞观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开始，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成书，历时不到三年。参加编写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其余十八人是令狐德棻、敬播、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出自李淳风之手；修史体例，是敬播拟订的，没有流传下来。由於李世民（唐太宗）曾给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一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又题“御撰”。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大概写晋朝历史的人是最多的了。按一般的说法，在唐以前写成的晋史有十八家之多，而实际上则有二十几家。唐太宗认为前人写的这些晋史有种种缺陷，都不是出于“良史之才”，因而在“深为叹息”之余，便指示大臣组织史家、学者重写《晋书》。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646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当时，担任相当于宰相职务的房玄龄等人负责监修。他们组织了一大批史家和学者，以南朝齐人臧荣绪所写的《晋书》为蓝本，同时参考其他诸家晋史和有关著作，“采正典与杂说数十部”，兼引十六国所撰史籍，从贞观二十年（646年）开始撰写，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就写成了一部新的《晋书》。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二十五史中的《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 <A class=innerlink href="http://www.hudong.com/wiki/%E3%80%8A%E6%90%9C%E7%A5%9E%E5%BD%95%E3%80%8B">《搜神录》</A> 、 <A class=innerlink href="http://www.hudong.com/wiki/%E3%80%8A%E5%B9%BD%E6%98%8E%E5%BD%95%E3%80%8B">《幽明录》</A>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这部《晋书》，包括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今存一百三十卷。《晋书》的内容，包含西晋、东晋以及与东晋同时存在的北方“十六国”的历史。它记事的年代，上起三国时期司马懿（即《晋书》本纪中的宣帝）早年的政治活动，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以宋代晋。     这部新的《晋书》同以往诸家晋史著作相比，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它在内容上“甚为详洽”，详尽而广博。以往诸家晋史，或仅记西晋一朝史事，或虽兼记两晋史事，而对“十六国”史事则又不曾有比较系统的记述。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它们都不是完全的晋史。《晋书》的“详洽”，克服了以往诸家晋史的这个缺陷。还有，《晋书》中的志，往往从三国时期写起，这就多少弥补了《三国志》有纪、传而无志的不足。这也是它“详洽”的一个重要方面。       唐太宗很重视《晋书》的修撰工作，他亲自为《晋书》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分别写了史论。这四篇史论都题为“制曰”。他在《宣帝纪》的后论里，说司马懿这个人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延安于将危之命”；又说他是“欺伪以成功”、“好回以定业”。肯定了他在政治上的成功，批评了他在做人方面的欺伪行为。早年，唐太宗曾同大臣虞世南论说历史。“商略古今”。虞世南后来在自己的著作中就尖锐地批评司马懿“多仗阴谋，不由仁义，猜忌诡状，盈诸襟抱”；这说明他们对司马懿的看法是一致的。唐太宗在《王羲之传》后论里，高度赞扬王羲之的书法艺术，说：“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风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这在中国古代书法评论史上，也可以说是一段佳话。 《晋书》同二十五史中的其他各史相比，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作者的众多。《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而且都留下了姓名，这在历代皇朝修史工作中是不多见的。这么多的作者合撰一书，各尽其才是很重要的，如： ——令狐德棻，唐初著名史学家，曾主编过《周书》，并负责具体指导《梁书》、《陈书》、《北齐书》、《隋书》编写中的协调工作。这次被所有参加编撰《晋书》的人“推为首”，在确定《晋书》的体例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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