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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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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比金文规范、严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它是从金文向小篆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书体。传说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称“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传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石鼓文,亦称猎碣或雍邑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无具体年月,唐人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都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宋人欧阳修的《石鼓跋尾》虽设了三个疑点,但还是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宋人郑樵《通志略》则认为《石鼓》系先秦之物,作于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近人罗振玉《石鼓文考释》和马叙伦《石鼓文疏记》都认为是秦文公时物,与韦、韩说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据郭沫若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所不同者,出于宣王时史籀手笔或秦臣手笔罢了。《石鼓》于唐代初出土于天兴三畴原(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畴原),以后被迁入凤翔孔庙。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放置于凤翔学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欢《石鼓》,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将其迁到忭京国学,用金符字嵌起来。后因宋金战争,复迁《石鼓》于临安(今杭州),金兵进入汴京后,见到石鼓以为是“奇物”,将其运回燕京(今北京)。此后,石鼓又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抗日战争爆发,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迁到江南,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北京,1956年在北京故宫展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为更好地保护原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大学)。现仿鼓在北京国子监。其形状与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别。石鼓共十只,高二尺,直径一尺多,形象鼓而上细下粗顶微圆(实为碣状),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故又称它为《猎碣》。以籀文分刻十首为一组的四言诗。目前其字已多有磨灭,其第九鼓已无一存字。其书传为史籀手笔,体态堂皇大度、圆活奔放,气质雄浑,刚柔相济,古茂遒朴而有逸气。横平竖直,严谨而工整,善用中锋,笔划粗细基本一致,有的结体对称平正,有的字则参差错落,近于小篆而又没有小篆的拘谨。在章法布局上,虽字字独立,但又注意到了上下左右之间的偃仰向背关系、其笔力之强劲在石刻中极为突出,在古文字书法中,是堪称别具奇彩和独具风神的。康有为称其“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我,自有奇采。”其书体为大篆向小篆过渡时期的文字,学《石鼓文》可上追大篆,下学小篆,百无一失。后世学篆者皆奉为正宗,无不临习。杨沂孙、吴大澄、吴昌硕、王福庵等皆得力于此。石鼓文的拓本,唐代就有,但没有流传下来。宋安国所藏石鼓宋拓本,被民国秦文锦售给日本东京河井荃庐氏。此外,社会上所流传的早期拓本有北宋的《先锋》、《中权》、《后劲》三种,其中天一阁藏北宋拓存四百二十二字本为最。然原拓己失,现只能见到郭沫若30年代在日本收集的此三种拓本的照片。安国所藏的宋拓本《先锋》本,旧商务印书馆、文物出版社有影印本,收在郭沫若所著《石鼓文研究》一书中。上海艺苑真赏社、日本鳹 堂有《中权》本影印本。中华书局、日本二玄社出版的《书迹名品丛刊》中,有《后劲》本影印本。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1984年第三期,也刊有石鼓文的宋拓影印本。石鼓为中国第一古物,亦为书家第一法则,具有很高的文史价值和艺术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