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原名鸿杰)
著名作家、诗人，曾用笔名红杨树。1920年旧历正月十六日生。河南郑州人。汉族。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部队工作。曾任团政委、总政创作室副主任、北京军区文化部部长、军区政治部顾问等职。是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荣誉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朝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长。作品有：散文集《谁是最可爱的人》、《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壮行集》、《魏巍杂文集》、《魏巍散文选》等；诗集有《两年》、《黎明风景》、《不断集》、《红叶集》、《魏巍诗选》；长篇小说有《东方》、《地球的红飘带》、《火凤凰》等。其中散文集《谁是最可爱的人》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学。长篇小说《东方》获首届茅盾文学奖、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首届人民文学奖。《地球的红飘带》获“人生的路标”奖及人民文学奖
第一部山雨
第一章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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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九月，要算最好的季节。春天里，风沙大，就是桃杏花也落有细纱。冬景天，那紫微微的烟村
也可爱，但那无边平野，总是显得空旷。一到青纱帐起，白云满天，整个平原就是一片望不到边的滚滚
绿海。一座座村镇，就像漂浮在海上的绿岛似的。可是最好的还要算是秋季。谷子黄了，高梁红了，棒
子拖着长须，象是游击战争年代平原人铁矛上飘拂的红樱。秋风一吹，飘飘飒飒，这无边无涯的平原，
就像排满了我们欢腾呐喊的兵团。
现在一辆花轱辘马车，就正行在秋天的田野上。老远就听见它那有韵节的车声。细小的铜铃声也很
清脆。
这辆马车是从京汉路上的一个小站上下来的。一大早起，它就载着旅客，离开了那笊篱上垂着红布
条的村野小店。小青骡子刚刚吃饱饮足，正像爬山没有经验的青年人，一上路就打冲锋，使得心疼的主
人也勒它不住。早晨风小，草棵里露水很大，小青骡子蹄子湿漉漉的，走得十分起劲。不到小晌午，就
赶出了三十多里。现在已经是正晌午了，太阳晒得人老是擦汗，可是它却慢下来，还没有赶到打尖的地
方。赶车人由它走着，尽管人们催促，赶车人可有赶车人的主意。
这车上原有六名旅客，中途下去了两个，还是很挤。车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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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用绳子杀着高高的行李卷儿。小青骡子的料袋子，带着长绳子的小水桶，也在那里系着。车厢里
两个妇女一个孩子就占满了。我们的主人公，坐在车前面，两条腿在车下不住地悠打着。他已经多年没
有回到自己地故乡了。
他卷了一支大喇叭筒纸烟，含在嘴里，正在同人们亲热谈话。因为天气热，他解开了军衣扣子，敞
着怀，手里拿着军帽，露出一头浓发。他个子不算太高，但显得十分灵活敏捷。那一双眼睛，流露着坦
白，直爽、快活、甚至还有一点顽皮孩子的神气。他同人们好象没有一点隔阂，跟那个抱孩子的妇女叫
大嫂，朋那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叫大妹子，很快就混熟了。
“同志，你是哪村的”姑娘问他。
“凤凰堡。”
“家里还有什么人哪？”
“有爹，有娘。”
“出去年头不少了吧？”
“有个几年子了。”
“我舅舅也在部队里，我这次去瞧他了。”姑娘接着问，“你在部队做什么工作？”
“你猜猜看。”
姑娘歪着头端详了一会儿，说：“你是个通讯员吧？”“哈哈，你猜对了。”
他嘻嘻一笑。真的，在哪儿驻军；房东没有不把他当成通讯员的。部队一驻下，他在炕头上两条腿
一盘，就同老乡家长里短地扯起来。满口婶子大娘叫得真甜，那些穷苦人眉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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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没有不喜欢他的。他同那些通讯员差不不了几岁，又常同战士滚蛋子，一时真看不出有什么不
同。。。。。。。。。。。。。。。。
我是怎样写《东方》的
茅盾文学奖得主笔谈
魏巍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是生活的艺术的反映。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这个观点什么时候都是正确的。没有生活怎么搞创作呢？你要说我们思想僵化也可以。直到现在，我还是喜欢那些生活气息很浓厚的作品。哪怕技巧上稍许差些，但是生活气息很浓，我喜欢。当然艺术技巧上高一些更好了。相比之下，一些作品中技巧上还不错，但里面看不出有多少生活，甚至胡编乱造，这样的东西我不喜欢看，也不愿浪费时间。因为你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嘛。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作品的生活底子很扎实。当然，艺术水平也要尽可能地高一些。可惜缺乏生活的作品现在仍屡见不鲜。可能概念换了一下，但是仍旧从主观出发，塞点材料进去。要写一部长篇，它要容纳多少生活呀，要容纳很多的生活，甚至你这个人一辈子的生活。
我萌生写《东方》的想法，是1952年第二次入朝以后。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访问了两个军、志愿军总部、兵站、医院、炮兵、工兵、高炮阵地，还在一个营部和连的阵地上住了一个月。此外，还访问了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以及战时的平壤城。我所以进行这样大量的活动，因为我们的文学作品是要具体地描绘生活，作家应当是使用语言的画家，像画家那样去写生。对生活无知，那是不行的。我感到对作家最可贵的是直接的、第一手的材料，感性的材料。亲身经历最重要。凡有亲自经历的机会，一定要去亲历其境。你访问10个人，能有一个人给你谈得很具体就不错了，因为他不是作家，不可能说得细致入微。有一次我在阵地上正和别人谈话，吹来一阵小风，很小的小风，旁边一棵小树咔吧一下，脑袋就垂下来了，这是因为被炮弹皮削得就剩下了一点了。像这样的情景，靠访问是得不到的。战时的平壤城，我呆过半个月。整个城市就剩下一栋半楼房，也已被炸弹洞穿，到处是螺丝、碎钢筋、机器零件，残存的平房都被炸得斜着膀子，还没有倒下来。即使这样，街上还在广播着战斗歌曲，表现出特有的抗敌气氛，给人以深刻的感受。像这些如不亲历其境，单靠访问别人不会告诉你。创作当然可以想象，但有些是不可能想象到的。比如我访问过一个朝鲜妇女，李承晚的自卫队活埋了她的孩子，对她说：“你这个孩子到明年我就叫他发芽了。”像这种语言，作者很难创造出来。在敌人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朝鲜战场上的汽车、火车，你走遍全世界也看不到那种样子。我们的汽车周身全是黄尘，挡风玻璃上有防止反光的防护板，两个小灯前还伸出半尺的东西遮光。汽车本身就像一个在泥土里摸爬滚打的战士。你去看材料，战史上会给你写这些东西吗？另外，谈的东西很容易忘掉，看到过的、思索过的，才会在思想上打上更深的烙印。
《东方》是1959年在邢台开始动笔的。后来调我去编战史，这工作就中断了。编完战史又接着写。1965年我去越南访问之前写了一半多一点，大约四十多万字。此后，一直中断了9年半的时间。到1974年才又继续写，写了将近两年的工夫，到1975年10月草稿完成。
总之，写作《东方》，是伟大的战争引发了我。我在现实生活里面受到感动，又在感动中不断加深了理性认识，这就是写作这本书的推动力量。所以主题往往不是主观地在屋子里空想出来的，而是从现实斗争中来的，是这个伟大的斗争使我产生了创作冲动。
现在文艺思想活跃，众说纷纭，我看我们还是要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搞出一些结结实实的作品，不要迎合不健康的风气和低级趣味，应多写一些有助于坚定人民信心、提高党的威信的东西。要人民前进就要让人民有信心，首先还要我们自己本身就很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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