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访谈》

施拉姆曾指出：“在为国家发展服务时，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他们所能帮助完成的是这一类社会变革：即向新的世俗行为，有时是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在这类行为变革的背后，必定存在着观念、信仰、技术以及社会规范的实质性变化。”因此对《焦点访谈》现象透出的中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放大这一社会现象也决不应局限于中国传媒业自身发展，还应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国家对资源控制的弱化以及人民公社的解体，城市企业的纯经济性加强，使中国行政性整合能力下降；国家与组织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组织已不是国家的“部件”而是具有独立性的“整体”；此外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区域型格局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地方成为利益主体，地区差异性增强……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新闻传媒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脚步，新的新闻传播样式也就应运而生。《焦点访谈》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下产生并脱颖而出的。

　　首先，在中央对地方刚性指挥减弱的情况下，中央需要大众传媒作为监督渠道，及时完善不同侧面的反馈，及时弥补工作中的漏洞。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主要依据两个刚性任务的达标来实现。一是在经济建设上，中央向地方要硬的指标和速度，二是在政治上中央要求各地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样的要求结果，往往使各地在上报中央政府的材料中报喜不报忧，随意夸大成绩，对问题避而不谈。朱基曾坦言：“中国这么大，各地干部都在干什么，想什么，怎么干，我们在上边的眼力不够，无法有力监督。”《焦点访谈》的出现正好成为担当此任的最佳选择，成为中央政府惩办部分中间层行政故意偏离行为的理性选择。

　　另一方面，《焦点访谈》的出现及时地帮助了民意和中央之间的无衰减交流和传递，适应了时世的要求。由于中央对地方问题知之不多，地方政府向中央掩盖问题使民众的利益得不到切实的关怀，如果受损的民众面积扩大，民怨积聚，就不利于团结稳定和发展。虽然中央力图改变这种现象，但由于民众地位微弱，没有一个直接的利益表达渠道，而上访的成本过高，超出弱势群体的支付能力。因此《焦点访谈》的出现也正好满足了民众的需求。

　　第三，《焦点访谈》类批评性节目的出现也是大众传媒业自身发展的需要。随着全球媒体和信息的不断扩展和交流，中国大众的信息接收渠道在不断地被刺激和拓宽的同时，西方媒体也把另一种观念和视角带给了中国民众。尽管这之中有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和偏见，也不乏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抗，但实事求是地正视问题，不再片面夸大优点、掩盖缺点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实现发挥社会价值的最大化的职业追求也是传播业工作者所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焦点访谈》类批评性节目得以产生并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最直接动因。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使又一股思想解放的春风吹临中国大地，在新的发展机遇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态势在各行各业中逐渐形成。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宣传内容上要面向群众，面向实际，注意回答广大群众最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在宣传方式上，要改进宣传方法，注意宣传效果，多采取民主讨论相互交流的方法，作到生动活泼，可信可亲。今年要努力争取使电视节目有一个较大的改观。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开辟新的栏目，在形式上有所创新。”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中央台迅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批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实际的栏目纷纷上马。而在这一系列改革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标志当属《东方时空》的开播，其中的子栏目《焦点时刻》更是引人注目：它以快速反映报道国内外事件为宗旨，关注社会热点、难点和疑点，揭露丑恶现象，曝光危害人民利益的恶劣行为等等果敢客观的言行博得了政府和人民以及同行业的一致认同。它的成功表明，过去有意或无意回避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是可以报道的，关键是怎么报道，而新闻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就是如何将正面报道与舆论监督结合起来，从而真正达到中央提出的“解疑释惑、平衡心态、缓解矛盾、团结鼓劲”的效果。从某种意义说，《焦点时刻》为《焦点访谈》的出台进行了先期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新闻历来是世界各大电视台的中流砥柱，而其中的评论节目又是节目的灵魂，可谓重中之重。而向世界级大台努力的中央电视台在这种形式下在每日黄金时间推出《焦点访谈》，也可谓顺应形势，顺应媒体自身发展，适应政府、顺应民意的需要。

　　1.从《焦点访谈》的栏目定位来看，它所要作到的就是“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这四句我们每天都会看到的广告宣传语。《焦点访谈》第一任责任人孙玉胜曾在内刊中写道：“根据栏目定位，'焦点'节目不可能回避问题，而同时又要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所以我们在新闻部全体工作人员中灌输一种指导思想，即不要以在野党、反对派，甚至持不同政见者的角度观察社会，分析问题，选择题目。在这里，不允许渲染个人好恶，一切报道要有利于团结、稳定、鼓劲。”在其后的一次制片人座谈会上，孙玉胜进一步谈到：“电视制作人员要树立明确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这种大局意识的集中体现就是节目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形象的说法是'喉舌意识'.再明确的说法是'只能帮忙，不能添乱'.”

　　2.从《焦点访谈》的选题原则来看，就是体现了创办者所要求的“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领导重视”和“群众关心”是分别着眼于社会的管理决策层和普通行为层说的，它们反映出了不同社会群体在某个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上的意见的交汇，体现着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而“普遍存在”则是衡量某些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所涉及的群体是否在社会中占有足够的量的比例；报告这些事件或现象是否能在全社会引起足够广泛的反响与共鸣。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按预定计划推出第一档节目，题为《行情看好——国债发行第一天》。在内刊回忆录上，选题人说，在这一天有好多事情值得关注，甚至有人提议做愚人节的创新节目，但综合考虑到这一年的国债发行与历年相比，国债的利率及相关市场竞争能力都有了大幅度提高，而且早在国债发行的酝酿期间，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就几次强调要周密安排这次发行工作，全国城乡的千家万户更在关心着今年国债的购兑方法、投资效益以及旁人的选择。此外，从大的宏观角度来看，国债的发行与运作也从本质上反映出中国的经济模式向市场转型的趋向和力度。由此，编辑、记者在全面分析后，决定以多点报道的形式推出了《焦点访谈》的第一期节目。由此看来，《焦点访谈》的节目选题不仅要坚持三句话原则，而且要坚持三句话的结合。

　　3.从《焦点访谈》的报道原则上来看，正面报道的分寸把握突出地表现在角度的选择上，也就是聚焦在哪里。聚焦不准，正面报道也会有负面效应。

　　在《东方时空》1999年第四季的节目中，有一篇关于《37所高校实行收费制》的报道。高校实行收费本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这期节目对准“收费后学生家长是否能负担得起”这个角度，那么很有可能在节目播出后会引起社会方面的不满，因为毕竟那些能够承担得起费用的家庭也不愿意把过去本归国家承担的费用改为自己承担的费用，给自己增加额外的负担。所以选题者构思精巧地将焦点对准为高校为何要实行收费这样一个沟通讲理的角度，并引鉴了国际惯例上大学都是自费的相关背景，并补充说明了学生如果用功学习，得到的奖学金要比付的费用还多，而那些有困难的学生还可以申请贷学金等等一系列大家关心的问题，起到了为政府与民众进行沟通，评说时事、解释背景、缓解矛盾的作用。由此可见在报道原则上选择角度的重要。

　　另外，在负面报道方面，“硬焦点、软着陆”是《焦点访谈》一贯坚持的策略，也就是不管批评什么，批评谁，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就是“不能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不能以偏盖全，影射攻击，挑动矛盾，渲染情绪”。作这类节目时要把握住分寸，出发点应是积极的、善意的，批评性报道要争取起到正面效应。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焦点访谈》提出了自己的报道原则：

　第一，要力求事实准确，记者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偏听偏信。记者要作到冷静的观察，不能感情用事，主观意识太强。在对有争议的的问题采访时，要听取多方的意见，不要轻易下结论。

　　第二，在评点时要就事论事，不要引申发挥，扩大批评面。

　　第三，要最大限度地去争取得到主管部门和权威部门人士的表态或得到他们的更深一步的合作。

　　第四，问题要有普遍性，作到选题为受众所关心，有典型性。

　　第五，要选择好时机，把握好时事的动态走向。

　　第六，要有结果，给自己和受众一个可回味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