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独立﹑民主和富强是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摒弃了农民阶级的农业社会主义和皇权主义﹐逾越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君主立宪的藩篱﹐认真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制订出建立共和制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和方案﹐就是实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当革命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阶段后﹐忠实于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孙中山又采取积极的态度﹐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映了新的历史特点﹐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是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在国内还存在着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政府与汉族﹑其它少数民族的矛盾﹐两种矛盾交错纠结﹐呈现出复杂的状况。孙中山首先揭橥的战斗旗帜就是民族主义﹐反满是他在清末倡导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振兴中华﹐则构成民族主义的另一主要内容。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的革命活动具有强烈的救亡色彩。兴中会宣言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面临着“瓜分豆剖”﹑“蚕食鲸吞”的厄运。“维持国体”则是奋斗的主旨。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外邦逼之”与“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的基本原因。如何挣脱殖民主义的枷锁.他认为只有推翻清朝政府才能救亡图存。孙中山还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 

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建立共和制度﹐是孙中山倡导的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他揭露和抨击封建专制制度﹐指出它阻抑社会经济的发展﹐剥夺人民起码的权利﹐推行文化钳制政策。他坚信这种黑暗野蛮的社会政治制度决非“自由平等的国民所堪受的”﹐要求迅速改变这种状况。他指出经由“国民革命”推翻封建暴政﹑建立共和国﹐是民权主义实现的主要途径。他从严酷的社会实际中认识到﹐“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为真立宪”。他举起武装反清的旗帜﹐以实现共和的理想。他为共和国勾勒出一幅简图:“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他对政体的有关问题进行了长期构思﹐主要内容为“革命程序论”﹑“政党和政党政治论”﹑“权能区分论”﹑“地方自治论”﹑“全民政治论”和“王权宪法论”。既阐述了民主建政的过程和原则﹐又规划了政府的结构。 

三民主义

发展社会经济﹐使国家富强起来﹐是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孙中山所倡导的民生主义“不外土地与资本问题”。在土地问题上﹐他主张平均地权﹐土地国有。采取“核定天下地价”﹑“照价收税”﹑“照价收买”和“涨价归公”的措施﹐使由于社会进步而造成的土地增值归于国家﹐人民不必再纳赋税﹐地主不得“坐享其成”而致“垄断”。孙中山的土地方案主要吸取和借鉴了美国经济学者H.乔治和英国思想家J.密尔的观点。在资本问题上﹐他提出了“节制资本”和“国家社会主义”(或称“集产社会主义”)的主张﹐认为“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他相信这种相互为用的方案既能“防资本家垄断之弊”﹐又可“合全国之资力”以发展实业。他认为“实业主义行于我国”是社会的必然趋势。 

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概括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体现了人民的愿望﹐顺应了近现代的历史趋向。其实质是自觉的资本主义化的纲领﹐对于中国摆脱中世纪的状态﹐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但它也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主要是缺乏明确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内容﹐发展资本主义的民生主义又涂上了主观社会主义的色彩。它的不彻底性影响了它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限制了它的作用。 

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后﹐孙中山与时俱进﹐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发布﹐标志着新三民主义的形成。在新三民主义中﹐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明确化﹐同时主张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军阀。民族主义的主要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而对于中国人民说来﹐“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民权主义的发展﹐也使“主权在民”的观念得到了进一步体现。孙中山对西方共和政治的认识有所深化﹐具有一定的批判性﹐认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必须建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以防止欧美现行制度的流弊。他主张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以主人的身份管理政府。他对于民生主义中的土地方案突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内涵﹐认为这样“才算是彻底的革命”。此外﹐孙中山还确立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之作为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使得新三民主义更具完整性。新三民主义无愧为“国民革命”的旗帜﹐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表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进步性﹐但它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带有某些历史局限。

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反对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

民权主义：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欧美现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管理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治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权与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人民则拥有政权。

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有两个，一为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二为节制资本（私人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孙中山

青年学者 刘小烽在“论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一文中认为：苏联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思潮能够在中国大地上迅速落地生根，并蔚成燎原之势，其深层原因与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大同”情结有重要关联。作者认为：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社会理想的统一；二、运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统一；三、运用儒家“礼”的精神的统一。以下是分述：

一、社会理想的统一

 二、运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统一

 三、运用儒家“礼”的精神的统一

一 社会理想的统一

三民主义的社会理想为何？

 孙中山先生说：天下为公。

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为何？

马克思博士说：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孙中山所说的“天下为公”系出儒家《礼记·礼运·大同篇》，是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也是三民主义的最高社会理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则是共产主义的最高社会理想。

  三民主义暨儒家文化所主张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以及马克思所主张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内容如何呢？

《礼记·礼运第九·大同篇》：“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三民主义

《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三卷：“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的时候；当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时候；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现在，我们来看《礼记·礼运第九·大同篇》中最关键的两个句子：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是说人们热爱劳动，就象害怕自己的力量无处释放一样，而且劳动创造的财富不一定非要据为己有。换句话说，就是“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所以，劳动是“自我”能力的释放，劳动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劳动“不必为己”，人们都能“各尽所能”。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这是说社会的物质财富已经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就象讨厌财富一样，把财富任意的弃置于地，而不是收藏起来，据为己有。换句话说，就是“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人们已经能“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象夏洛克那样冷酷地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列宁选集》第三卷第页）。这时候，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都得到了充分的提高。所以任何财富都“不必藏于己”，人们都能“按需”取用，而不是大肆攫取或肆意糟蹋属于社会公有的财富。社会已经可以“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了”。

从这点上讲，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所追求的社会理想是统一的。

三民主义

二 运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统一

仁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它要求统治者在不损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一定的阶级让步措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存在于社会经济领域内的——被统治阶级造反的必要性。仁的精神实质，就是使“民”无造反之必要。如何使民无造反之必要呢？首先就是要解决涵盖社会各阶级的“民生”问题，使社会各阶级的成员在不改变自身阶级地位的前提下就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而这也就是“民生主义”的主要精神，所以民生主义的指导精神与仁的精神是统一的。那么，此二者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如何呢？孙中山先生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孙中山选集》第页）。共产主义是什么呢？共产主义就是消除“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就是使“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就是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一句话，共产主义首先也是要解决“民生”问题。所以孙先生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因此，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在运用“仁”的指导精神上是统一的。

三 运用儒家“礼”的精神的统一    

礼是什么呢？《左传》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析言之，儒家的礼，就是在行“仁”的大前提下建立的维护一定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道德秩序。它的精神实质就是赋予社会阶级秩序以道德的意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和消除被统治者造反的思想意识。所以，“仁”就是要使民无造反之必要（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礼”就是要使民无造反之意识（亦即使造反作乱没有道德依据或没有意识形态基础）。“民”既无造反之必要，又无造反之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这两者中，如果统治者不讲“仁”而只讲“礼”，那么，礼就不能为被统治者长期接受，因而也就不能保证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如果统治者不讲“礼”而只讲“仁”，仁的推行就会使被统治者轻慢其统治，因而在不受“礼”的约束的情况下，便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相辅相成，仁礼一体，缺一不可，这就是儒家全部思想的精髓所在。

那末，“礼”在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里有何体现呢？

民权主义是孙中山吸收近代西方民权与法制思想及中国传统行政、司法经验而提出的关于社会秩序的构想。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三讲”：“民权两个字，是我们革命党的第二个口号，同法国革命口号的平等是相对待的。”“什么是叫做平等呢？平等是从那里来的呢？欧美的革命学说，都讲平等是天赋到人类的。”但是“……天地间所生的东西总没有相同的。既然都是不相同，自然不能够说是平等。自然界既没有平等，人类又怎么有平等呢？天生人类本来也是不平等的，到了人类专制发达以后，专制帝王尤其变本加厉，弄到结果，比较天生的更是不平等了。这种由帝王造成的不平等，是人为的不平等。

因此赞成革命的学者，便不得不创天赋人权的平等自由这一说，以打破君主的专制。……专制帝王推倒以后，民众又深信人人是天生平等的这一说，……假若照民众相信的那一说去做，纵使不顾真理勉强做成功，也是一种假平等。象第二图一样，必定要把位置高的压下去，成了平头的平等，至于立脚点还是弯曲线，还是不能平等。这种平等不是真平等，是假平等。

所以我们讲民权平等，又要有世界进步，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故革命以后，必要各人在政治上的立足点都是平等，好象第三图的底线一律是平的，那才是真平等，那才是自然之真理。

孙中山民权主义关于社会秩序的构想是充满道德精神的。在此前提下发端的，“人民与政府分享政权和治权”的权能分立学说，也于一般意义上的法制精神之外注入了道德的内容。所以，民权主义的社会秩序不仅体现为一种法律秩序而且也体现为一种道德秩序。它运用了儒家“礼”的精神，于普通所谓的法律秩序之中特别体现了“礼”的原则。

共产主义的“礼”是什么呢？列宁写道：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列宁选集》第页）共产主义社会即是依靠此“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确立自己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的维持依靠于共产主义条件下“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的人们之“习惯于遵守”，事实上也就是依靠于社会成员之共产主义的提高（亦即道德水准的提高）。因而，这种社会秩序的实质也是一种道德秩序，也是一种“礼”。

所以，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在运用“礼”的精神上也是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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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差别性和统一性之关系

（一）差别性

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孙中山先生说：“我们革命党向来主张三民主义去革命”（《孙中山选集》第页）。由此可见，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革命的主义。但是，其革命的性质却有所不同。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提出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简明政治学辞典》第页）；而共产主义则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页）。那末，儒家思想如何呢？儒家思想是“封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同上，第页）。所以，作为革命学说，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有着阶级性的不同；作为社会科学，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儒家思想不仅有阶级性的不同，而且有革命与非革命的不同。

（二）统一性的辩证性

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是辩证的统一，而不是简单的机械的结合。我们要把儒家的仁和礼，看作是能够为一切阶级社会和非阶级社会所共同适用的超历史超阶级的统治原则和社会管理原则，而不是机械地把它仅仅看作是封建社会的所谓“仁政”和封建礼教之三纲五常。我们也不能把民生主义很局限地理解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而应该把它看作是致力解决民生问题的精神及其一切方法的总的称谓。我们也不能把对民权主义的理解局限在“五权宪法”的狭小范围，而应该把它扩大为“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我们更不能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呆板的缺乏联系的僵死的教条，而应该把它看作是需要不断发展和不断取得新的营养补充的理论体系。所以，三者之统一，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的统一，是辩证的统一。

（三）三者之统一的意义

儒家思想是统治的学说，但是它也主张“逆取顺守”，承认“汤武革命”的正义性。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革命的学说，但它们同时也是建设的学说。因此，儒家思想与三民主义、共产主义都是革命与统治兼顾的学说，前者侧重于统治（即阶级秩序的建设），后者侧重于革命（即阶级秩序的变革）。所以，三者之统一可补各自的不足。这是其一。

其二，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干，它的影响远及东亚诸国”（《简明哲学小辞典》第页），是东方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共产主义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页）思想体系，是近代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三民主义则代表了近代东西方文化结合的最有价值的尝试。所以，三者之统一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三民主义

五 大同（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基础

 共产主义（大同）社会是在“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和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准都充分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高级社会形态。所以，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和社会道德的充分提高是大同社会的两大柱石和基本前提。没有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谈不上按需分配；没有社会道德的充分提高，也谈不上“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因为按需分配的首要问题，就是需要的标准问题。而人类的需要总是一个不确定值，它总是随着国家民族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和具体的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需要永远是一个不确定值。即使是同一个人，他在“此一时”对“需要”的要求与“彼一时”对“需要”的要求也会有极大的不同。所以，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经济与道德的统一体，只能是社会化大生产与集体主义道德的高度综合。归根到底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因为集体主义道德必然而且也只能来源于个人与集体的紧密联系，高度的集体主义道德只能是充分的社会化大生产之必然的意识形态。

只有社会化的大生产发展了，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才可能充分涌流；只有社会化的大生产发展了，个人与集体的联系才会不断加强；个人与集体的联系加强了，集体主义才会逐渐由一种社会道德变成一种生存之道。而只有当集体主义道德变成人们的生存之道的时候，集体主义的原则才会真正成为社会成员的生活必须，人们才可能“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所以，共产主义（大同）社会决不是可望不可即的神秘的天堂，而完全可以是人类奋斗的杰作。其所由实现的途径便是：一、发展社会化的大生产，解决民生问题，即行“仁”；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建立集体主义的社会道德秩序，即建立集体主义的“礼”。这就是立足于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之统一的共产主义（大同）社会的要谛。 

最后，总结起来讲，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是科学的也是必要的。只有统一才能使中国（儒家）文化获得新生，也只有统一才能使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更加完备更加雄壮其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