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

中国的官学教育在清末学制改革之前，基本上沿袭传统的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大类。中央的国子监相当于大学性质，地方的府州县学具有中等教育性质，而城乡的社学、义学之类则是小学教育性质。当时，对于大学、小学之划分是确凿的，对于中学教育这一级则无明确划分。中学，即学生年龄在十一、二岁至十七、八岁这一学习阶段，在我国教育史上，是并不作为一个特定教育阶段划入学制系统的。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传教士纷纷来华创设学校作为传教的工具。随着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广泛设立，中国的有识之士也纷纷集资或申请政府拨公款办设学校。这其中有些学校就具有中学教育的性质，如“八年课程”改革后的京师同文馆、上海的广方言馆和福州的格致书院等。虽然当时学制未立，这些学校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学校，但作为一种中学教育的萌芽，则有必要对其内部行政组织作一考证。

京师同文馆是洋务运动时期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1862年创办的。初办时是一所单纯的语言学校，直到1869年总教习丁韪良改革课程，制定“八年课程计划”，同文馆才转变为一所具有中学教育性质的综合性学校。这是我国中学教育的早期萌芽。

由于京师同文馆是由总理衙门所办，故此总理衙门选派了专门大臣来督办此事，负责此事的大臣被称为总管大臣或专管大臣。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一日（1867年2月25日）奕讠斤等上书要求派徐继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他说：“惟查臣衙门前设学习英、法、俄国语言文字馆，均设洋教习一员，专司讲译；此外各设汉教习一员，兼课汉文，令该学生等奉以为师。现在学习天文、算学之员，均系已成之材，汉文无不通晓，汉教习自可不设，但亦必须有群情宗仰之一人，在彼指引开导，庶学者有所禀承，否则该馆只有洋人讲贯，而中国无师表之人，恐来学者竟疑专以洋人为师，俾修弟子之礼，未免因此裹足……惟有臣徐继老成望重，品学兼优，足为士林矜式，拟请旨饬派徐继作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以专稽查而资表率。”①所以这时总管大臣的作用一在稽查，一在表率，而表率的作用为重。随着同文馆事务渐繁，奕匡力等人又于1889年3月30日上书要求派人专管同文馆事务，于是又有专管大臣之设。

至于同文馆内部事务，则专设提调、帮提调、总办、总教习、教习、付教习等来处理。就提调等人的职责划分而言，初立时，提调相当于今天的校长一职。据奕讠斤等的《遵议设立同文馆折》所附的章程规定：请设立提调以专责成也。……应即由臣衙门办事司员中挑选满汉各一员，兼充该馆提调，所有馆务责成该员等专心经理。从我们现在对“校长”一职的理解来看，“校长”应该是掌管一切校务的人员。而从《清会典》关于提调及其任务的记载也可以再次证明“提调”相当于“校长”。据载（提调）“常日轮班住馆，朝夕稽查馆事，治其文书……达其条议，……督其训习，……制其膏奖，……记其勤能，……纠其游惰，……典其锓籍”②，可以说，含盖了一切校务。而毕乃德所著《同文馆考》所言：同文馆馆政，按1862年章程规定，由提调二人主持③也再次证明了提调在馆中的地位和职责。另外，从同一时期其它学堂行政领导职责划分来看，提调是学校最高负责人，这见于《长谷川熊太郎与广州同文馆》“同文馆的最高负责人叫做提调”④。从这些记载可以确证提调相当于校长。而帮提调则相当于付校长或校长助理，是协助提调工作的。

总教习由于分管教学的一切事务，则应相当于教务长一职。有人认为总教习相当于校长，如吴宣易在《京师同文馆略史》中认为“同治八年，才任命丁韪良为总教习，这就是同文馆第一任的校长”⑤。这恐怕是有失史实的。首先，总教习是有汉文总教习和洋文总教习之分的，丁韪良只是洋文总教习。而且，在丁韪良被任命为洋文总教习之前，就已经有汉文总教习之设了。据《清会典》记载：其汉文教习，就京师咸安宫宗室景山八旗已取未传馆之教习招考充当，额三人，总教习一人。⑥其次，总教习在行政级别上低于提调。《同文馆章程》规定：“馆内总教习、教习等有条陈馆务事件，呈堂阅后，仍交帮提调体察情形可行与否，会同正提调回堂核办。”⑦又据光绪二十四年（1898）所续的同文馆条规八条规定：（学生）有不能洋文、洋语者，即由提调会同总教习分别差等，以示区别。⑧这说明：一、提调负责学校一切事务，总教习等有事呈办，须由提调核办；二、总教习是负责处理馆内教学方面事务的，其权限在提调之下。所以，总教习是同文馆中负责学生学习、教师教学等工作的人员，相当于教务长。

京师同文馆除设立提调、帮提调、总教习管理学校事务外，还设有总办一职，来负责后勤、财务等项工作。《同文馆章程及续增条规》中规定：前后馆政教习薪水暨各馆学生膏火，均于每月月底由帮提调等查明有无罚扣，应发若干，开具清单，知照管理收支总办凭单照发⑨。说明总办是负责一些财务等事务性工作的。通观京师同文馆内行政组织，可以看出它是这样构成的：提调由总管大臣任命①0，负责馆内一切事务；帮提调协助提调处理馆内日常事务；总教习分管教学等方面工作；总办分管后勤财务等杂务工作，他们与提调等共同协调馆内一切事务，构成一个学校管理系统。

在同一时期创办的上海广方言馆，由于其受两江总督和上海道管辖，故特设一学馆监督来管理广方言馆这边的工作，类似于京师同文馆的总管大臣。上海广方言馆也设提调一人，相当于校长一职。这由江南制造局所记学馆概况可以看出①1。在迁入江南制造局后，又设总办一职，由制造局总办兼任，总管馆中的一切事宜①2。所以，迁入江南制造局后，总办即是馆长。另外，还设立监院一人，查课委员、庶务委员若干人，司事四人，分别管理学生名册、稽查出入、管理什物和杂物，①3这里司事分担了教务和总务的一部分责任。

从早期洋务派所开办的一些带有中学萌芽性质的学堂来看，整个学校的行政划分及职名确认很随意、混乱，缺乏科学性。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这是我国近代学校的试办期，对新式学校内部管理的一切事务，当时的操作者并不是很清楚，故而管理上还处于尝试阶段，边建设边摸索，职官设定是根据临时需要，而不是有一套既定的组织模式，按制度设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处于封建统治时期，学校是由政府机构组织创办的，因而管理上沿袭了官方的做法，这表现于一、称词的承袭，如提调、总办；二、职官的兼用，如总办等；三、人员的兼用，如提调是总理衙门官员兼任，总办是原江南制造局总办兼任。这就无所谓学校自己独立行政组织管理，不利于学校独立、健康地发展。这也使得学校行政管理在这一时期处于一种极不科学的无序状态。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也在进步。到了戊戌时期，我国教育从最初的“一段制”，发展为“二段制”。如1895年盛宣怀奏准设立天津中西学堂，分头等学堂（即外国所谓大学），二等学堂（即外国所谓小学堂），二等学堂头班毕业后，即升入头等学堂四班，其余以次递升。这是中国最早的分级学校，但仍无明确的“中学堂”之称。至1896年孙家鼎书《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时，也仍限于小学、大学两段，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中学”之称。

1896年盛宣怀奏办南洋公学，并分为外、中、上、师范四院，开始有了“三段”的形式，即中院相当于中学一级，这是我国中学教育之始。南洋公学于成立时，设总理一员，相当于今天的“校长”；总教习一员，执掌全校教务工作，相当于今天的教务长；另外还设有学监等职。如蔡元培在南洋公学时就担任总教习一职①4。

戊戌变法前后，我国于管理全校一切事宜的校长一职的称谓是变化多样的，如南洋公学称为“总理”，绍兴中西学堂称为“监董”①5等，而总教习一称则无变化。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校长”一职的职责，其认识是不同的，人们正在探索怎样以一个词来含纳它的内涵，这也是教育行政走向科学化的必由之路。

1898年，孙家鼎在《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规定学校分为大学堂、中学堂和小学堂，他说：“今当于大学堂兼寓小学堂、中学堂之意。”①6从此有了正式的中学之设。而总理衙门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时也指出：“西国大学堂学生，皆由中学堂学成者递升。今各省之中学堂，草创设立，犹未能遍；则京师大学堂学生之情形，亦与西国之大学堂略有不同。今当于大学堂兼寓小学堂中学堂之意，就中等列班次，循级而升，庶几兼容并包，两无窒碍。”①7。所以，京师大学堂于初办时，含有中学一级。因之它的行政职官也可作为中学行政管理沿革中的一个考证依据来加以研究。

《京师大学堂规条》规定：大学堂设管学大臣、总教习（西文、汉文）、总办、提调、分教习。其中中西文总教习负责全校教学及各管理工作的分配，故相当于今天的校长。他分管的工作包括：学堂课程安排、学生学成出身章程、各省府州县学堂训章及各提调、分教习的工作安排，从这种职责权限来看，总教习应该是学校最高负责人，偏于宏观指导和教学上的安排。总办则相当于后勤事务总管，负责学校日常事务性管理工作。如黄仲韬（寿州）生病时，“许公以总教习兼管理事务”①8。可见总办是负责管理事务工作的，而总教习更多地负责学术教学方面的工作。提调则相当于学校内部各部门具体负责人，在京师大学堂“设提调12人，一人管支应，五人分股稽查学生功课，二人管堂中杂物”①9。且藏书楼和仪器院也各设提调一员。②0章程第七章第四节又规定：一切工程及购书购器等事，皆由总办提调经理，②1再次证明总办和提调是负责学校教学外一切管理事务的人员。如提调按月将学生功课呈总教习察核②2，说明提调受总教习领导，在行政级别上低于总教习。

在京师大学堂，提调和总教习的角色正好与京师同文馆不同。因而丁韪良以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再次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承担了校长的责任后，就可能被人误以为他在京师同文馆中担任总教习，也就相当于任了校长一职，以为他是京师同文馆第一任校长了。

截至1902年学制改革之前，我国中学教育虽有了一定发展，但其内部行政管理仍很混乱，行政组织设定多是根据办学者的主观意见而定，并无科学依据，这也对我国中学教育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而且由于当时学制未立，全国学校管理处于一种无序状态，人们急待教育的全面改革。

在人们的呼吁下，在社会形势急剧变化的压迫下，1902年清政府开始了教育改革的尝试，并颁《钦定学堂章程》，其中规定：中学堂以府设立为原则，称之为“省立中学堂”，由私人设立的，称为“民立中学堂”。为此，中国有了中学教育的具体设置办法，并规定“总理”为“负校务之全责者”，即总理为校长。可惜该章程并未实行。

1904年进行正式的教育改革，并颁行《奏定学堂章程》，同时对中学管理人员作出了一定规定：中学堂应设监督一员，统辖全学员董司事人役，主管一切教育事宜。并专设了文案员、会计员、庶务员及监学。全国由此有了一套统一的组织管理系统，管理人员也有了统一称谓，避免了中学校长、教务主任等官职随意设置的现象。但是，从对这些管理人员的规定也可以看出，1904年教育改革时，人们对学校行政管理仍无一科学认识，学校中无有序的行政组织，管理中不是层层管理，而是散状布局，不利于形成管理中的层级权威性。

在中学设置一“主管一切教育事宜”的行政官员，并且将之称为“监督”的措施在清末教育改革后一直未变。

民国建立后，进行新的教育改革，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以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教育体制。就中学而言，教育部改监督为校长，从此有了“校长”这一称呼，并一直沿用至今。中学一般均于校长之下，设教务主任、训育主任及庶务会计等，然而政府对此并未作硬性划一规定。到民国建立时，政府对“负校务全责”的校长应具有什么样的资格，始终未作规定。校长的来源一般有：①议员或绅士；②教育行政人员，如省视学之类；③大学或高师毕业生；④中学教师。这些来源说明当时对校长素质并无一科学认识。中学管理上的无序一直沿续到民国《中学规程》之颁布。

《中学规程》第十一章教职员及学校行政中规定：①中学设教导主任一人，协助校长处理教务训育事项，六学级以上之中学，经主管教育行政机关之批准，得设教务训育主任各一人，协助校长分别处理教务训育事项，六学级以上之中学，得设事务主任一人，掌管教务及训育以外事项。②中学设置训育指导委员会负责一切指导学生的事务，并且要每学期召开一到两次校务会议，每月开一次教务会议、训育会议和事务会议。②2并且该规程第一次对校长资格作出了明确规定，认为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即可胜任校长之职：①经初级中学教员考试或检定合格者；②具有高级中学教员规定资格之一者；③国内外大学本科、高师本科或专修科毕业者；④国内外专科学校或专门学校本科毕业者，具有一年以上教学经验者；⑤与高级中学程度相当学校毕业后，曾任中学校教员有三年以上教学经验，于所任教科确有研究成绩者；⑥具有精炼技能者（专适用于劳作科教员）。

从上面对校长的资格规定来看，对于校长，首先注重的是其有无教师资格。这无疑受传统为师然后才能为“长”的看法的影响，对于校长是否具有管理能力并不看重。

校长，作为一个学校的领导者，他不仅具有教师的资格，更重要的在于他是一校之领导，要具有领导、管理才能，能带领教师共同协调全校工作，保证学校工作正常运作，办出学校特色。一所有特色的学校往往就是因为有一位善领导、会管理、能合理利用学校一切资源，充分调动各部门积极性的校长的结果。在当时就有人认为：“倘使校长有明确的宗旨，切实的计划，和各教师共同进行，一个学校就成为整个的，可得到满意的结果。要是校长自己没有标准，行政方面独断独行，对于一己观念非常狭小，学校就成为一盘散沙，教员都自出心裁，各不相谋”②3。校长作为一种专门职业，应当是不同于教师的，应具有专门职业素质，如果混同于一般，则必是对校长职务的轻视。

一所好学校不仅应有良好的教学设备、师资力量，更应有一位善于管理、具有领导素质的校长。二十年代初，中国之所以能涌现出大批有特色的中学，其原因就在于当时教育界有着一大批懂教育、善管理的教育家，如陶行知、廖世承、舒新城、张伯苓、徐特立等。因此，我国中学教育在“五四”运动后渐渐走上正轨，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学校系统，对各项教育措施能有系统规定，这是与当时出现的一大批有才能的校长的领导分不开的。如我国新学制改革的推出，其改革的精华——对中学学制、课程的改革，就是在一大批有开拓精神的校长们的领导下先期实验的结晶，如廖世承在南高师附中进行的选科制试验，舒新城在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进行的分科制试验，张伯苓在南开中学进行的“六三三”制改革（并且南开中学与上海浦东中学并立于南北，享有“南有浦东，北有南开”的盛名）等等，不一枚举，这都对新学制的出台起到了历史推动作用。

近代中学从萌芽到二三十年代逐渐走上正轨，发展了六十几年，内部管理也逐渐从无序到有序，从因事而设职到由制度而设职，从不科学走向科学，管理走向正规化，并继续不断完善。组织由分散走向具有层次性，不断走向系统化。从此，我国中学行政管理就在此基础上发展，基本框架未发生大的变化，更多的是名称上的变化或机构的增增减减。

进入十月，中国一批高等学府迎来了他们建校百年华诞，今天北京和平门附近一所古朴幽静的学校———北师大附中也迎来了它的百岁生日，这是一所中学的生日，就像以往，它庆祝生日不过是请校友返校走一走，聊一聊，庆祝方式低调安静。但是，当你打开该校郑洁老师那本厚厚的校友录，看到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钱学森、赵世炎、姜泗长、马大猷、张岱年、于光远、李德伦、于是之、李健吾、林琴南、钱玄同、石评梅、黄庐隐……这些在中国的近百年历史上留下过声音和烙印的名字。

在北师大附中的校友中，有两个现象很特别，一是成名成家的多且杂，二是他们对母校都有很高的评价，据郑老师介绍，钱学森每到校庆都会追忆起当年在北师大附中的校园生活。他曾经说：“附中6年，对我的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的师大附中培养了2万余名学生，其中包括6位共和国的正副教育部长、30多位院士，知名人士更是数不胜数，那也许就没有什么庆典比让昔日的学生、今日的英才回来看看更隆重的庆典了。

成立之时创立“中学”概念

1901年，满目疮痍的清王朝拖着沉重的脚步蹒跚着走进了新的世纪，就在这一年的11月2日，五城学堂奉旨成立。这就是今日北师大附中的前身。小学大学都是我国固有的名字，那时候还没有“中学”这个词，故称学堂。

在此之前，中国也曾模仿西方办学，设立了一些洋学堂，这些学堂都是培养洋务人才———翻译、海军、陆军、工业、交通等服务的专业学校，相当于今天的职业技术培训学校。1901年成立的北京五城学堂是第一所独立设置的普通知识学堂。但当初学堂的成立也是打算为北京电话局服务的。如果没有后来的壬寅学制，五城学堂很可能就在普通学堂的基础上成立一所电信专业的高等学堂。当时，学堂的电话号码是0007号，而1至6号都是电话局自用的，所以7号电话是当时民用电话的第一号。

五四之后实行男女同校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公立中学开始力求超越教会学堂，逐步取得了信用，证明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能够胜过外国人办的教会学堂。在转移风气方面的工作，附中功不可没，当时的情况是北京的风气在全国各大都市领先，附中在北京领先。为了端正学校体育风气，革除教会学堂传染的陋习，附中率先展开全校普及的体育运动，并限定从优秀学生中培养体育选手。它开创了课间操制度，成立各种运动队，规定每年举行一次运动会。1921年附中开始招收女生，成为我国最早实行男女同校的中学之一。同时成为各种新教育思想的试验田。在已故指挥家李德伦先生的回忆中，“附中味儿”就是浓厚的学术空气、文化气息、好学精神、文雅富于幽默的谈吐和爱好体育、健康活泼的作风。不死读书，而是生气勃勃，这股风气一直流传至今。

抗战期间在战火中苦读

抗日战争期间，北平沦陷以后，师大附中的部分教师和数百名学生背井离乡，辗转迁移，先至西安，后随西北联大南迁，经过汉中500里行军，到达城固，在东关关帝庙安营扎寨，在关帝庙大门上挂出了“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校牌。当时在这里学习、后来曾任北师大教授的赵慈庚先生说起过一件小事，1940年2月7日是除夕之夜，夜里12点以后，当他走出屋子，想冷静一下看书发昏的头脑时，一位叫做贾晰光的老师也端着茶杯出来，轻声说：“你看这大年三十儿夜里，城固县的人都睡着了，惟有我们这几间静悄悄的草房，窗明灯亮。”正是在这秋风欲破、没有仪器设备的百间草房中，六七年间，送出了四百多名英俊少年。使得附中的薪火在战火纷飞中也得以辈辈相传。

教师是学校中最基本的教育者群体，他作为学校工作中起举足轻重作用的人物，直接关系着学校教育工作的成败，对教育质量、学生素质的提高乃至教育改革的推行都起着关键作用。所以世界各国对师资的培养管理 都极为重视。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师资建设却一直是个大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对近代师资管理的剖析为当代师 资建设提供一历史的借鉴。

传统的中国社会对教师是非常重视的，也给予了极高的荣誉。如在中国最早的教育专著《学记》中就指出 了师尊才能道遵，并指出要为君的人必须先为师，即“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然而，尽管 人们对教师非常尊重，也认为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素养才可以为人师，指出只具有“记问之学”的人，“不足以 为人师。”（注：《学记》）但长期以来，人们对教师到底应该具备一种什么样的资格却并未作出严格规定。

中国近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教育也随之新旧更叠，然而这种更叠却用了很长的过渡时期。新旧教育 的置换首先碰到的就是师资问题。“设立学校易、养成教员难”（注：《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郭秉文）成为 教育界的共识。

中国近代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洋务教育也蓬勃发展，一大批新学校如春笋般突然冒出，让传统的只会教 读《四书》、《五经》的老夫子们不知如何应付，师资问题从此成为困扰中国教育界的一个大问题。

在清末新教育初创时期，旧教师往往不能适应新教育要求是人们遭遇的第一个问题。旧教师擅长的只是中 国传统的经学典籍，于新学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根本无法胜任教学要求。近代教育开始了班级授课制的新形式 ，早期的洋务新学堂一般也都采取班级授课制。这又不同于传统的教学形式，教师不再只是面对一个或几个学 生，而是面对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学生。这就要求教师不能简单地采用原有的“口耳相传”的教学形式，不能只 是教师念、学生听，还必须要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开发其创造性，培养其成为适合新的社会 生产要求的人。这种新的教学要求对传统教师而言显然是无法承受的。

旧教师的无能为力迫使人们强化新教师的培养，于是速成师范学校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风景。但就是如此 的大力培养依然赶不上新学校不断涌现的速度，更何况这种“速成的教师”未必都合格。学校的骤增与合格教 师的供不应求又是一大矛盾。

中国传统教育只有“小学”和“大学”两级，“中学”之产生是近代教育发展的结晶，是国外教育影响的 结果。传统“中学”一级的不存在，使得“中学”教育一旦在中国产生并发展，就面临了更为尖锐而突出的师 资问题。而许多西学知识是在中学阶段才开始讲授的，这比之于小学教育对教师的要求更为苛严。这使本已尖 锐而突出的中学师资问题更加雪上加霜。

中学师资问题的突显迫使办学者向外寻求帮助，以解燃眉之急。这就是聘请洋教习和向教会学校求援。所 以，当时新教育中教师来源主要是教会学校，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最早接触西学的源地，是中国人学习西学的“ 窗口”，他们的许多书籍、教材都是国外原版的，教师也多是外国人。所以，教会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理所当然 成为早期新教育中首选的教师人选。其次为“素有声誉”的学士，这些人由于其中学功底深厚，可以聘为汉文 教师。又由于他们多为社会名流，又了解社会情形，所以对社会各界很有影响力，可争取社会对其办学的支持 。但这些人往往又操之过急，以为教育可以由捷径得，造成欲速而不达。再次为洋教师，这些人在早期洋务教 育中占的比例较大，以后随着中国自己教育的发展，比例日少。此外还有极少教留学生，留学生在新教育早期 人数较少，因为那时留学生往往多投身于政界，之后随着教育发展，及政途险恶、工商不景气，留学生投身于教育界的人数又多了起来。

中国早期新旧教育衔接的不配套和教师培养的滞后，使得中学教师的任用和管理在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摸索 后才形成了一套较为全面的制度。

清末初办学堂时，主张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而尤强调对西学的吸收。当初所设学堂如京师 同文馆、北洋学堂等，均以学习外国语为主，故学校教师多以外国人充任。至于汉文教习，则多以当时官吏兼 任。这些人或请旨拔用，或由总教习辟用奏调，或由学校聘请。如京师同文馆，明确规定汉教习必须是在有“ 举贡正途出身”（注：《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高时良《请变通同文馆教习录取办法 折》）的人中选拔。同时由于汉教习还兼有对洋教习的暗中“查察”之责，所以还必须是“人品端正，方可为 用”。（注：《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高时良《请变通同文馆教习录取办法折》《延 聘同文馆各项教习折》）至于对其教学能力的要求则无多少规定。这种教师聘任情况一直到京师大学堂时代也 大体如此。不过到那时洋教习的聘任开始减少，而以学贯中西的中国人任教习为最理想。对具体的中学教师任 职资格在中国近代第一次教育改革之前并无正式规定。

1904年，新政后的清政府也开始了教育的改革与整顿，对教师的培养和聘任也在这时开始慢慢走上正轨。 《奏定学堂章程》规定：高等优级师范学堂是中学教师的培养之所。但也只说：每班学生有级任教师一人，倘 使一教员不能胜任一级的功课，可同二、三班教师合教。后来，《奏定任用教员章程》颁行，之中对教师资格 才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中学教师以优级师范学堂毕业为标准，教师分正副两种。在优级师范毕业，考取最优 等；或留学外洋，考取中等；或有相当资格的，可充正教员。在优级师范毕业；或留学外洋有高师文凭；或有 相当资格的，可充副教员。不过当时优级师范学堂毕业的学生非常少，而留学生任中学教师的则更少。

为了保证中学师资力量，不让教师外流，学部对师范生和留学生任教的义务年限作了补充规定。1908年（ 光绪三十四年），通饬规定：凡学部派往外洋学习教育回国之学生，非满五年义务期限，各部各省不得调用。 惟薪金加优，并有位置保证，免举棋不定。对师范生，则视其所受教育久暂为规定之长短比例。若违反这一规 定，则返还其教育费的全部或一部分。（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这种奖惩相结合的方式对当时教师队 伍的稳定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保证作用。

到1909年的时候，清政府又出台了一套教师考核制度，即“教师检定办法”。检定分有试验和无试验两种 。 无试验检定须合以下资格：1、大学预备毕业，或专门学校毕业，或程度相等以上各学堂毕业，得有奖励或 经学部核准升学者；2、外国大学毕业，经部考试录取者。没有以上资格的中学教师都须接受试验检定。试验检定分为主科和辅科两种。国文及教授法必须试验。除英文教师外，英文地理、历史，英文教授法及国文都须试验。（注：《中学教育》廖世承）

对检定合格者，由检定委员将有关材料呈督学局或各省提学使司复核后，发给检定文凭，可担任相应的中 学教师。对曾犯刑律或现有刑事诉讼或沾染嗜好或举贡生监学生曾经斥革者或曾经斥革教员尚未开复者，不与 检定。对与检定。对业经检定之教员，如有不能尽职之处，可酌核情形，令其辞退；如因事故致失教员资格， 可撤销检定文凭，任何学堂都不得聘为教员。

对于经检定合格被聘为教师的，则给予以下待遇：①出身方面与举人相等；②法律上有种种优待；③可称 绅士；④经济上有津贴补助，做了中学教师十五年以上，得休养一年，领一年的薪金；⑤中学教师服务十五年 以上，病死后家庭得受一年的恤金，子弟入学，可免交学费。（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这种检定与待 遇相挂钩的方式无疑对稳定教师工作、加强师资管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中国师资管理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可惜对教师待遇虽有规定却并未能执行下去。

从上述种种制度的出台来看，清政府随着中学教育的不断发展已在努力加强对教师的管理，如对教师资格 、教师考核等都作出了制度上的规定，对教师的师德和工作都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但对教师业务能力的管 理与考核则几乎没有涉及，这不利于教师业务能力的提高。看来当时对中学师资的管理更侧重于队伍稳定，还 没能顾及队伍素质的全面提高。这也是教育发展、师资建设在初期阶段的必然表现。

辛亥革命后，师资问题逐渐引起社会的重视，对教师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即使高等师范毕业后，要想做高级中学教师，还须继续研精。民国初年，教育部对专任教师的办法做出了规定，对于中学教师资格，规定“中 学教员以经检定委员会认为合格者充之”。（注：《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高时良《 请变通同文馆教习录取办法折》《教育部公布中学校令》）并规定凡为中学校长及教师，不得兼任他职。教师 均由校长聘任，如是省立中学，须呈报省行政长官；如是县立中学，则须呈由县行政长官转报省行政长官。（ 注：《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高时良《请变通同文馆教习录取办法折》《教育部公布 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以上规定的出台说明近代中学师资管理正在不断加强，走向科学。但实际上，由于高级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仍不敷全国中学之用，这些规定均形同虚设，未能实行。

到1920年以后，全国中学教育蓬勃发展，出现了一个发展高峰。教育的发展对师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中学对学制改革的积极试验既对中学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中学教师的锻炼、发展提供了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积极增办高等师范学校，一方面人们又在高等师范学校增开各种研究科。这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中学教师的任职能力，一方面又反过来为二三十年代中学教育的大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二三十年代中国 之所以能够得到中学教育的大发展与当时中学拥有一大批合格称职、勇于改革探索的教师是分不开的。教育对教师要求的日益提高促使中学教师聘任资格标准的规定渐趋严密、完整，近代中学师资管理就是在这种趋势下 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

国民党控制政权以后，为了实现对学校教育的全面控制，施行了严格的教员检定和资格审查。1934年，国 民党政府教育部公布了《中学及师范学校教员检定暂行规程》，规定中学教师检定实行无试验检定和有试验检 定两种。无试验检定于每学期开学前举行，有试验检定则至少每三年举行一次。

中学教师接受无试验检定的资格如下：高级中学教师：①教育部认可之国处大学本科毕业者；②国内师范 大学和大学本科、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有一年以上之教学经验者；③国内外专科学校或专门学校本科毕业后 ，有二年以上之教学经验者；④曾任高级中学教员五年以上，经督学视察认为成绩优良者；⑤有价值之专门著 述发表者。初级中学教师：①具有高级中学无试验检定规定资格之一者；②国内外大学本科、高等师范本科或 专修科毕业者；③国内外专科或专门学校本科毕业后，具有一年以上之教学经验者；④与高级中学程度相当学 校毕业后，有三年以上之教学经验，于所任教科确有研究成绩者；⑤曾任初级中学教员五年以上，经督学视察 认为成绩优良者；⑥具有精练技术者（专适用于劳作教员）。

中学教师接受有试验检定的资格：高级中学教师：①国内大学本科毕业者；②国内专科学校或专门学校本 科毕业后，有一年以上之教学经验者；③检定合格之初级中学教员，并曾任高级中学教员二年以上者；④具有 精练之艺术技能者（专适用于图画音乐教员）。初级中学教师：①国内专科学校或专门学校本科毕业者；②与 高级中学程度相当学校毕业后，有一年以上之教学经验者；③与高级中学程度相当学校毕业有专门著述发表者 ；④曾任初级中学教员二年以上者；⑤具有精练之艺术技能者（专适用于图画音乐教员）。

中学教师试验检定的科目：

共同应试科目：教育概论、教学法。

专科应试科目：公民科（党义、法学通论、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体育科（体育原理、各种运动法 则及原理、健康教育及健康检查、运动裁判法及指导、体育教学法），国文科（作文一篇、中国文学史、文字 学、国文教学法），英语科（作文一篇及翻译、英国文学、英语文法、英语语音学、英语教学法），算学科（ 普通算学——算术、代数、几何及三角，立体几何，高等代数，微积分，平面及立体解析几何，算学教学法） ，生物科，生理卫生科，化学科，物理科，历史科，地理科，图画科，音乐科，师范学校教育科（教育心理、 教育史、教育统计及测验、教育行政、小学各科教材及教法），幼稚教育科等。

口试：对初中教师，试验科目应比照上列科目酌量减少并减低程度。

以上受试验检定未能全及格者，给予及格科目证明书，以后再请检定时，得免除该科目之试验。检定合格 后，发给合格证明书，其有效期，中学教师为6年。（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

1934年规定的教师检定办法较之于1909年清政府的检定办法，内容上大同小异，只是更具体详尽了一些。 所谓有试验与无试验之区别只是针对教师学历、工龄、学术能力划分的。从接受试验的科目上看，更具体也较 有学科逻辑体系，的确有利于甄别教师的理论知识高低，对我们现在的教师资格考核也有一定启发作用。但究 其政策出台目的，其政治功能更明显一些，是为了对教师队伍进行控制，打击教育界进步力量而实施的。所以 ，当时人们认为“国民党搞教师检定，要甄别教师，要将所谓不合格教师淘汰掉、甄别，实际上是针对进步教师的”。（注：《上海教师运动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综观近代中学师资建设的历史，可以说中学教师走过了从无到有的历程。而中学师资管理也经历了从无序 、随意任用到有科学的任职资格规定这样的曲折道路。不过，就教师的任用和管理的完善性而言，制度还不够全面。可以说，对教师的任职资格比较重视。也曾有人试图给中学教师一定福利待遇以保证队伍建设，但对教 师的早期培养和后期培训却重视不够，而且对教师的实际业务教学能力考核一直未能予以重视。这从师资管理的科学化而言是一大缺憾。

1、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8页。
2、《中华教育界》二十三卷第二期。
3、金林祥，《蔡元培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参考该页介绍）。
4、张文昌，《中等教育》，第20页。
5、汤志钧、陈祖恩，《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页。
6、《中国第一次教育年鉴》，乙编，教育法规。
7、廖世承，《中学教育》，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