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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歆 |
刘歆,字子骏,西汉后期的著名学者。他不仅在儒学上很有造诣,而且在目录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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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歆 |
自西汉晚期开始,古文经学的振兴是与刘钦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他在长期校理中秘书籍的过程中,接触到大批外人无法看到的古文经籍,从而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并做出了空前的成绩。具体地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重新排列了六艺的次序,把《易》经提到首要的地位。同时,协助刘向将内朝秘藏中发现的《古文易经》校对当时通行的《易经》各种隶书本,把费氏《易》定为古文经典。自孔子以来,六艺次序总是以《诗》、《书》为先,然后一般是《礼》、《乐》、《易》、《春秋》。刘歆认为,“六艺之文,……《易》为之原”。他对《易》颇有研究,认为《易》经由上古伏羲、中古文王、下古孔子三位圣人才完成的,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因此,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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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歆作品 |
第二,首次披露了《古文尚书》和《逸礼》的来历,将秘藏的古文经本传出内朝,使更多的士人有机会学习。鲁恭王从孔子旧宅中发现了古文《尚书》与《逸礼》,后由孔安国献给朝廷,藏于秘府。向、歆父子整理时,发现古文《尚书》比今文本多出十六篇,并对欧阳氏、大小夏侯氏三家今文本作了校核,发现了一些脱字之处。刘款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首次披露孔壁古书的事实,使朝野士人都知道还有《古文尚书》与《逸礼》的存在。这对推动古文经典的广泛流传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首次把《毛诗》归于古文经典。刘歆少时通习今文《诗》学,后来才读到《毛诗》。他根据内朝秘府的资料,知道“又有毛公之学,在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汉书·艺文志》)。第四,首次把《周官》称为“经”,列入古文经典。《周官》名称,始见于《史记·封禅书》,原来不称“经”,与儒家经典没有什么关系。刘向、刘歆整理时,开始归入“六艺略”礼类,称之为《周官经》六篇。第五,重新整理《左氏春秋》,探求全书的义理。从汉初直到汉成帝时,传习《左氏春秋》的有北平侯张苍、贾谊、赵人贯公、张禹、尹更始及其子尹咸、翟方进、房风等人。由于“ 《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访而已。”刘歆校“中秘书”时,看到《左氏传》古文本“大好之”。遂向丞相翟方进和亟相史尹咸学习《左氏春秋》,质问大义。史称,“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汉书·刘歌传》)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决不能理解为刘歆开始附加上解经的评论(如历代某些今文经学家所认为的)。其实,《左氏春秋》流传至战国末期,已逐渐地加上“礼也”、“非礼也”、“君子曰”、“仲尼曰”之类评论。至于《左传》中所谓五十凡例,也是原有的,并非刘歆伪造。这就是说,刘歆改变了过去只注意文字训诂的局面,进而着重“发明”即阐发全书的微言大义;不仅件”章句”,而且讲“义理”。这样,《左氏传》经由刘歆的引传解经,“章句”与“义理”皆备,成为汉代《春秋》学的一家,可与《公羊传》和《毅梁传》相抗衡。刘歆还强调左丘明这个传说人物的可靠性,说他“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汉书·刘歆传》)这当然没有什么真实的根据,不过是用来抬高《左传》在六艺书中的地位罢了。
刘歆对“五经”古文经典的整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所特别爱好且最有研究的是《左传》 。汉哀帝即位时,刘歆建议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下沼征询臣下对立《左传》博士的意见,同时让刘歆去跟今文经博士们讨论经义。今文博士“不肯置对”,拒绝设立古文经博士的建议。这使刘歆十分恼火,写了一篇驳斥太常博士的书文。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是汉代经学史上一篇重要文献。它首先肯定了孔子与六艺的关系,认为孔子正乐、《雅》、《颂》,修《易》,序《书》,制《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夫子薨而微言绝,经历战国和暴秦”,“道术由是遂灭”。汉兴七八十年间,虽然经书颇出,广立学官,建置博士,但是,“离于全经,固已远矣”。接着,书中披露了孔壁古文《尚书》与《逸礼》发现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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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歆 |
自汉武帝尊崇儒术以后,儒学传授出现了昌盛的局面,当时所立学官一般概称之为今文经学。到西汉末年,刘歆大力鼓吹古文经书“好恶与圣人同”,为之争立学官,从而开启了经学史上的经今古文之争。|
从刘歆的生平交往看,他与王莽(公元前45一公元23年)年岁大体相近,但他又与著名学者扬雄交往较深,扬雄生于公元前53年,卒于公元19年。又《欲传》云,其“少以通《诗》 、《书》能属文召,见成帝。”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将此事系于成帝建始元年,即公元前32年。按“少”者,年轻人也。刘歆此时当已在20岁左右。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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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歆 |
可以说,刘歆的祖辈多数都有做学问的传统。到刘歆成人之时,虽家世不如当初显赫,却仍凭着一个宗室的牌子在朝中占一职位,“家产过百万”。出于严格的家学渊源和个人的天赋,刘歆很早就以才学闻名。成帝之初,亲信大臣就推荐说“欲通达有异材”。由此爱到召见,他“诵读诗赋,(帝)甚悦之”,以至成帝想当场任其为“得入禁中”的中常侍。只是由于大将军王凤的反对而未能得逞。史书上记载这一事件时说:“(帝)欲以(歆)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刘歆只得到了一个待诏宦者署的黄门郎职位。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汉成帝下令谒者陈农到各地搜求遗书,同时,将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秘室藏书集中到一起,由光禄大夫刘向负责、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黄门郎刘歆等参加,对中秘之书,进行系统的整理编目工作。刘向逝世不久,汉哀帝下令刘歆领校五经,以完成其父未竟之业。两年以后,经过刘向、刘歆父子20多年的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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