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

书法

●检点平生，往日全非，百事无聊。计幼时孤露，中年坎坷，如今渐老，幻想俱抛。半世生涯，教书卖画，不过闲吹乞食箫。谁似我，真有名无实，饭桶脓包。偶然弄些蹊跷，像博学多闻见识超。
笑左翻右找，东拼西凑，繁繁琐琐，絮絮叨叨。这样文章，人人会作，惭愧篇篇稿费高。从此后，定收摊歇业，再不胡抄。

对赝品———豁达

●有一次，启功到荣兴画廊参观，见画摊上摆满名人字画，有赵朴初、董寿平和他自己的作品，每个摊位上都有，有的还在批发。一位摊主是老太太，看到启功来了，就对旁人说：“这个老头好，这个老头不捣乱。”
●某日有一个专门假冒启功书法的人去书画店销售赝品，恰巧被先生堵住。作伪者尴尬恐慌无地自容，哀求老先生高抬贵手。不料启功只是宽厚地笑道：“你要真是为生计所迫，仿就仿吧，可千万别写反动标语啊！”
●有人向启功请教，怎么分辨启功字的真伪，他说：“写得好的是假的，写得不好的是真的！”

对赞誉———谦逊

●在启功被任命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后，有人祝贺说，这是“部级”呢。启功则利用谐音风趣地说：“不急，我不急，真不急！”更为幽默风趣的是启功外出讲学时，听到会议主持人常说的“现在请启老作指示”，他接下去的话便是：“指示不敢当。本人是满族，祖先活动在东北，属少数民族，历史上通称‘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不折不扣的‘胡言’……”　
●启功的学生总爱称他为“博导”，启功言：“我是‘拨倒’，一拨就倒，一驳就倒。”

对死亡———超脱

●启功说：这个世界上面对我的字大体有三种人，有一种是不认识我的人，他们对我的生存是无所谓的；另一种人是对我感兴趣并且已经拿到我的字的人，他们盼我赶紧死；第三种人是对我感兴趣但还没拿到我的字的人，所以他们盼望我先别死。
●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启功与几位朋友一起去八宝山为一位故去的友人送别。回到京西宾馆，他就在沙发上躺下了。大伙儿关心地问他怎么啦？他说：“就当我现在去世了，你们来说‘你安息吧’，我立马站起来致答词。”

对病痛———达观

书法

●启功自谓有“三怕”与“二不怕”，第一怕是“怕过生日”，第二怕是怕沾上“皇家祖荫”，第三怕是怕给自己介绍老伴。“二不怕”，即一不怕病二不怕死。颈椎病发作时医生要他做“牵引”治疗。这般痛苦事，他却开心地喻为“上吊”，还以此填词一首《西江月》。托病不写字时，就会在门上贴几个字：“大熊猫病了。”
●启功曾填词白描所患疾病，举两例：
《渔家傲•就医》
眩晕多年真可怕，千般苦况难描画。动脉老年皆硬化，瓶高挂，扩张血管功劳大。七日疗程滴液罢，毫升加倍齐输纳。瞎子点灯白费蜡，刚说话，眼球震颤头朝下。
《沁园春•美尼尔氏综合征》
夜梦初回，地转天旋，两眼难睁。忽翻肠搅肚，连呕带泻；头沉向下，脚软飘空。耳里蝉鸣，渐如牛吼，最后悬锤撞大钟。真要命，似这般滋味，不易形容。明朝去找医生，服‘苯海拉明’‘乘晕宁’。说脑中血管，老年硬化，发生阻碍，失去平衡。此症称为，美尼尔氏，不是寻常暑气蒸。稍可惜，现药无特效，且待公薨。
●一次一个自称气功大师的人，发功给他治病。在离启老十几步的地方张开手掌问：“有感觉吗？”启老摇摇头说：“没有。”他往前走了几步，又问：“这回呢？”启老还是说没有。他又走前几步。启老还是说没有感觉。最后他把手按着启老的膝盖问：“这回呢？”启老说：“有感觉了。”那人高兴了：“什么感觉？”启老轻轻点点头说：“我感觉你摸着我的腿了。”

 

 

1、我不姓爱新觉罗
我叫启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满洲族人，简称满族人，属正蓝旗。
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这个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邀我参加。我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于是写了两首诗，第一首的意思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样，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琊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书圣”呢！第二首的意思是说，我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郎当已久，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即使要找捧场的也别找我啊。我这两首诗也许会得罪那些同族的人，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但偏偏有人喜好这一套。有人给我写信，爱写“爱新觉罗启功”收，开始我只是一笑了之。后来越来越多。我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确实啊，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
我虽然不愿称自己是爱新觉罗，但我确实是清代皇族后裔。我在这里简述一下我的家世，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贵族出身，之所以要简述一下，是因为其中的很多事是和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的。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雍正的第四子名弘历，他继承了皇位，这就是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昼，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当然他们是异母兄弟。乾隆即位后，封弘昼为和亲王。我们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

最爱维尼熊

2、齐白石总管我叫小孩儿
大约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我有幸结识了一些当时知名的艺术家、诗人、学者，如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溥雪斋、齐白石等先生。我向其中的一些人正式拜过师。在他们的教诲下，我日后比较见长的那些知识、技艺才打下根基，得到培养。在我回忆成长过程时，不能不提及他们。
说说齐白石（萍翁）先生。我有一个远房的四叔祖，他开棺材铺，曾给齐先生做过一口上等好寿材，因此和齐先生有些交情。他专喜欢齐先生的画，认为凡画齐先生那路画的就能赚钱，而我家当时很穷，他就让我向齐先生学画。
齐先生有耿直的一面，沦陷时期，国立艺专聘他为教授，他在装聘书的信封上写下“齐白石死了”五个字，原信退回。有一个伪警察想借机索要他一张画，被齐先生严词拒绝。
齐先生画的艺术成就不用我多说，我跟他也确实学到很多东西，开了不少眼界。比如他善于画虾，没见他亲笔画之前，我不知他那神采飞扬的虾须是怎么画的，及至亲眼所见，才知道他不是转动手，而是转动纸，把纸转向不同的方向，而手总朝着一个方向画，这样更容易掌握手的力量和感觉，这就是窍门，这就是经验。
我最喜欢的是他那些充满童趣和乡土气息的作品，但他有些理论比较怪异，至今我都不太理解，比如有人问“画树的要领是什么”，他说“树干、树枝一定都要直，你看大涤子（石涛）的树画得多直”，怎么能“都”直呢？我现在也想不通，再说他自己和石涛画的也未必“都”直，所以有人让我鉴定齐白石和他欣赏的石涛的画时，我常开玩笑说：“这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树画得不直。”
齐先生曾自称书优于画，诗优于书。在我看来他的诗确实不错，但长诗不如小诗，他曾把自己的诗稿交给著名学者黎锦熙，黎先生为他编了年谱及选集，集中选了若干长诗，我觉得还不如不选。齐先生在论诗和作诗时，有时会出现一些错误，如他说金农的诗虽然不好，但词好。我记忆中金农并没有什么好的词作，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是博学鸿词啊。”其实博学鸿词是清朝科举考试的一种门类，和“诗词”的“词”毫无关系。他有一首写给女学生的诗，其中有一句为“乞余怜汝有私恩”，这有点不伦不类了。我这里虽然挑了他一些毛病，但并不妨碍我对他的尊敬，他也挺喜欢我，总管我叫“小孩儿”，常念叨：“那个小孩儿怎么老没来？”就凭这句话，我就应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老师。

与夫人一起

3、姐姐妻子的贤惠
我的老伴儿叫章宝琛，比我大两岁，也是满人，我习惯地叫她姐姐。
自从结婚后，我的妻子面临着生活的艰辛，没有任何埋怨和牢骚，她自己省吃俭用，不但要把一家日常的开销都计划好，还要为我留下特殊的需要：买书和一些我特别喜欢又不是太贵的书画。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我母亲和姑姑在1957年相继病倒，重病的母亲和姑姑几乎就靠我妻子一个人来照顾，累活儿脏活儿、端屎端尿都落在她一人身上。成年累月，她日益消瘦，直到送终发丧，才稍微松了一口气。我无以为报只有请她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姐姐”，给她磕一个头。
在“文革”随时可能引火烧身的情况下，一般人惟恐避之不及，能烧的烧，能毁的毁，但她却把我的大部分手稿都保存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之后，当我打开箱底，重新见到那些底稿时，真有劫后重逢之感，要不是我妻子的勇敢，我这些旧作早就化为灰烬了。在她生前我们一路搀扶着经历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
不幸的是我老伴儿身体不好，没能和我一起挺过漫漫长夜。她在1971年患严重的黄疸性肝炎，几乎病死。到了1975年旧病复发，我急忙把她再次送到北大医院。那时我正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中华书局当时位于灯市西口，与北大医院相距不远，我白天请了一个看护，晚上就在她病床边搭几把椅子，睡在她旁边，直到第二天早上看护来接班，就这样一直熬了三个多月。
她撒手人寰后，我经常彻夜难眠。当年我和妻子曾戏言如果一人死后另一人会怎样，她说如果她先死，剩下我一人，我一定会在大家的撺掇下娶一个后老伴儿的，我说决不会。果然先妻逝世后，周围的好心人，包括我的亲属都劝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还有自告奋勇，自荐枕席的，其牺牲精神令我感动，但我宁愿一个人，也许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就这样我孤单一人生活到现在，感谢我的内侄一家精心照料我的生活。

对联

4、书画鉴定七大忌
我平生用力最勤、功效最显的事业之一是书画鉴定。我从实践中总结了七条忌讳，或者说社会阻力容易带来的不公正性，即一、皇威，二、挟贵，三、挟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容众。简而言之，前三条是出自社会权威的压力，后四条是源于鉴定者的私心。
不妨举一个例子：就拿我尊敬的张效彬先生来说，他是我的前辈，由于熟识，说话就非常随便。他晚年收藏了一幅清代人的画，正好元代有一个和他同名的画家，有人就在这幅画上加了一段明朝人的跋，说这幅画是元代那个画家的画。我和王世襄先生曾写文章澄清这一问题，张老先生知道后很不高兴。再见到我们的时候用训斥小孩子的口吻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以后还淘气不淘气了？”我们说：“不淘气了。”大家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这虽然是一段可入《世说新语》的雅趣笑谈，但足以说明“挟长”、“挟贵”的现象是存在的。
“挟贵”、“挟长”的要害是迷信权威，而迷信权威也包括对某些著录的迷信。比如端方写了一本《壬寅消夏录》，他一直想在书前放一张最古、最有分量的人物像。有一个叫蒯光典的人知道了这个消息，就拿了一张号称尉迟乙僧画的天王像，找上门去，在端方的眼前一晃。端方当然知道著录书上曾记载过尉迟乙僧曾画过这类题材的作品，于是胃口一下被吊了起来，连忙说：“今天你拿来的画拿不走了，我这里有的是好东西，你随便挑，要什么我都给你，只要把这张画留下。”这正中蒯光典的下怀。
后来我在美国华盛顿的弗瑞尔博物馆看到这张画，实在不行，它贴在木头板上，上面有很多题跋，但假的居多，只有宋人的一个账单是旧的，记载此画在当时流传过，但并不能说明它就是尉迟乙僧的。
——摘自《启功口述历史》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1、启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6月30日凌晨，我国著名国学大师、书画大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当天下午，记者赶到北京师范大学。启功先生的灵堂里，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从校门到灵堂，每个人都会看到先生书写的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名，会看到先生书写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会看到百年校庆时先生书写的纪念碑座上的文字：“木铎金声一百年”，字迹遒劲从容，如石之坚，似水之净。
记者与先生有过几面之缘，听他说话和发言，那轻松的语句、自如的神态、幽默的表述，让听者如坐春风，不由使人想起“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他与人见面时笑容温和、憨态可掬，还有双手抱拳施礼的可爱形象，真应了他生前欣然认可的雅号“大熊猫”。

“杂货铺”与“百科书”
先生称主业是教书育人
世人多以书画家论先生，其实，他有着许多光辉的头衔：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还担任着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可谓一代著名“杂家”。尽管涉猎广泛，但是先生常说他的主业还是教书育人。
先生复姓爱新觉罗，满族人，1912年生于北京。幼时即备尝父祖早逝的生活艰辛，高中未毕业便因经济困难而辍学。1933年，启功得以结识著名史学家、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陈校长对他的评价是“写、作俱佳”，而启功则称陈垣先生对他有再造之恩，并用“信有师生同父子”来形容两人的关系。
在陈校长安排下，他先后在辅仁附中、辅仁大学美术系和国文系任教，从此再没有离开教育岗位。1945年，他在辅仁大学先后教授国文、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历代韵文选等课程。1952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启功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上世纪80年代，他先后创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2000年又与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等创办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基地。20多年来，先生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硕士生、博士生，目前仍在读的博士生还有10名之多。
由于他学识渊博，讲授得法，无论教什么课都得心应手，独具风格，深受学生爱戴。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先生的第一届研究生赵仁珪这样描述老师的授课：“先生既视学生为友朋，则不正襟授课而促膝相谈，先生称此为‘熏’，为‘天上一脚，地上一脚’，而大学者之能力尽在其中，谈天说地之际，所流溢者无不是精湛之学问。先生自戏为‘全都有点’的‘杂货铺’，我则视之为取之不竭的‘百科书’。”
先生多年情系教书育人。他得知北师大很多贫困生生活困难后，十分焦虑，便于1990年在香港举办书画义卖，筹集资金160余万元，坚持不以自己的名义而以先师陈垣先生“励耘书屋”中的“励耘”二字命名，设立了“励耘奖学助学基金”。

启功和玩具

大学者与“老小孩”
世人赞他“文衡史鉴尽菁华”
在很多人眼里，先生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更是我国当代集诗、书、画和文物鉴赏、学术研究于一身的文化大师。
先生是一位独具风格的当代旧体诗人。其诗不仅深具古典风韵，又能坚持“我手写我口”的原则，深具现代气息。他一生大痛不言，深情内敛，无论世情如何变幻，都能以慈善温和的笑容面对世事。无论世事怎样轮转，他都会以平易如水的诗句直陈感情。
“书贵瘦硬方通神”，先生的书法以瘦硬通脱的格调成一家之风，被人们奉为“启体”。书法界评价他的书法“不仅是书家之书，更是学者之书，诗人之书”。“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他取“坚净”二字当作自己书斋的名称，名曰“坚净居”。“坚净”二字，不仅是他书法风格的生动描述，也是他一生为人的深刻写照。
先生是学者型和艺术家型相结合的文物鉴定家。他说：平生用功最勤、成就最显著的就是文物鉴定。1947年，先生即受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在古物馆负责鉴定书画，在文献馆负责审阅文献档案，整理清代史料。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成立文物局，负责对流散在社会上的文物进行收购鉴定工作。1983年，他受聘国家文物局，成为国内顶级专家7人小组的成员。先生有多年书法绘画的实践本领，深谙其中的艺术规律及具体技法，深谙各家各派的风格特点，见多识广，从而能够达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境界。
先生与妻子章宝琛爱深情笃，妻子病逝之后，他在《痛心篇二十首》中这样写道：“白头老夫妻，相爱如少年；虽然两个人，只有一条命。”在66岁时戏作的《自撰墓志铭》中，他用“妻已亡”、“丧犹新”这样的句子来表达对爱妻的思念之情。先生爱孩子，在他的书房中，专门有几个柜子放满了各式各样的儿童玩具。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在他的书房中纵情嬉戏，还可以得到他奖赏的各种玩具。北京师范大学的曹文瀚老师回忆说，在2002年庆祝先生执教70周年的活动现场，学生们送给他一个可爱的绒毛玩具“小熊维尼”，在会议进行期间，先生就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用手抚摩着那只绒毛玩具，像个孩子。
先生几十年的同事、已故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学者钟敬文这样称赞老友：“诗思清深诗语隽，文衡史鉴尽菁华。先生自富千秋业，世论徒将墨法夸。”
《人民日报》 (2005年07月01日 第十一版)  

 

《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启功丛稿》、《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启功赘语》、《汉语现象论丛》、《论书绝句》、《论书札记》、《说八股》、《启功书画留影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