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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周扬,中国文艺理论家,革命文艺运动和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领导者。他系统介绍高尔和俄国思想家别林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论著和论述典型、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等理论问题的文章,尤其是率先阐述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对于纠正初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的偏差,起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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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 - 基本资料

周扬(1908-1989)男,湖南益阳人。原名周运宜,字起应。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笔名有绮影、谷扬、周苋等。

1928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同年冬留学日本。1930年回上海,参加领导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曾任左联党团书记、文化总同盟书记、《文学月报》主编。期间主要介绍苏联文艺理论。

1936年提倡“国防文学”,与鲁迅胡风等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发生著名的“两个口号”的论争。1937年到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周扬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中央文委委员,延安大学校长。抗战胜利后,任华北联合大学副校长。后相继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华北局宣传部长。

1949年筹备召开了中国第一次文代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要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文革”初受到政治性批判,并被监禁。“文革”后得到平反,担任文联主席、中宣部副部长等职。

1989年7月31日,周扬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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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 - 职业之路

周扬1908年生于湖南省益阳县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幼年接受私塾教育。在长沙读中学时期,开始文学创作。中学毕业后,周扬来到上海,曾先后就读于国民大学大夏大学

1927年周扬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赴日留学。在日期间,周扬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组织的“中国青年艺术联盟”,并与日本左翼文化人士有过来往。后因参加左翼运动被日警察逮捕,1930年回国。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宣告成立。周扬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稍后,又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他在《摩登月刊》上发表《约翰李特俱乐部之组织(美国无产文坛进讯)》和《美国无产作家论》。

1931年至1932年,在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批判中,周扬先后发表《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和《文学的真实性》。

1932年9月,周扬接替原由姚莲子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1933年,丁玲被捕,周扬接任“左联”党团书记职务,一直到“左联”解散。

1935年春,阳翰笙被捕,周扬被任命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兼任文化总同盟书记。这段时期,周扬的文学活动以翻译苏联文学作品为主,另外也翻译了一些欧美国家的文学及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如:《伟大的恋爱》、《大学生私生活》、《果尔德短篇杰作选》、《苏俄文学中的男女》、《安娜·卡列尼娜》等。此外,他还著有《巴西文学概观》、《死魂灵》作品,并编写了《高尔基创作四十年纪念论文集》、《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等等。关于高尔基的创作,周扬曾先后写有《夏里宾与高尔基》、《高尔基的文学用语》、《高尔基的浪漫主义》论文,还翻译了《奥罗夫夫妇》等作品。

1933年4月号《现代》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论述了文学对生活的依赖关系,强调了艺术需要形象思维的观点。随后,发表了《现实主义试论》和《典型与个性》等文。

1936年,解散“左联”解散,“国防文学”口号提出。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 )在武汉成立。周扬任侯补理事。

1937年秋,周扬到延安。周扬到延安后,负责延安文化工作和教育工作,担任“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职务。从1940年到抗战胜利,周扬一直主持着延安鲁艺的工作。周扬

全国解放后,周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兼艺术局局长。

1954年,周扬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艺处和科学处,主持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失去长达九年多的人身自由,并被迫与家人断绝音信。

1978年,周扬从秦城监狱出来。

出狱后,周扬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大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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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 - 人物评价

周扬自二十多岁就步入左翼革命阵营,担任左联党团书记,1937年从上海来到延安,作为文化艺术界的领导人,周扬一直为毛泽东所倚重。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周扬一直是中国意识形态的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并被称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执行者。

周扬的是非功过,需从历史的氛围来看。在党内政治生活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周扬在思上的睿智和理论上的卓识是他人难以企及的。但是,当党内政治生活不健康、指导方针存在着严重失误的时候,周扬也难置身事外,他不但竭力宣传执行的理论,而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严重伤文、伤人。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周扬对于过去的思潮造成的危害心情甚为沉重,他从理论的高度对自己在十七年中的工作进行了深切的反思,尤其对在的路线指导下伤文、伤人的事情有了醒悟,感到十分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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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 - 周扬与冯雪峰

冯雪峰比周扬同志长五岁,他与周扬一样,都是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大屠杀的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在周扬因白色恐怖失掉党的关系时,是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和夏衍恢复了他的党籍。在左翼革命文艺阵营中,周冯两人曾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是相濡以沫的同志。

遗憾的是,这种关系并没有多长时间,两人就几乎从战友、同志成为冤家对头。这起因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没有去找周扬、夏衍等党员,而去找了鲁迅,以及“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尤其以后在鲁迅答徐懋庸信中点出“四条汉子”(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的问题,使他们的处境十分尴尬。

建国以后,冯雪峰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周、冯二人虽同属文艺界,但当年“两个口号”争论的阴影,一直在他们之间游荡,不但情感隔膜,甚至思想也常处于对立状态。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时,作协党组扩大会旧事重提,“两个口号”的论争又成为冯雪峰被划为右派的“罪证”之一;再往后,“文化大革命”揭幕,“国防文学”又被野心家江青诬为资产阶级口号,周扬首当其冲地被揪斗直至入狱;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冯雪峰,也未能幸免,受到残酷的迫害。直至一九七五年冯雪峰生病在家,周扬从监狱释放出来,他去看了雪峰。冯雪峰写了他生命中的绝笔:《两只锦鸡》描述这次历史的会面两位命运多舛的同志站到了一起,相逢一笑泯恩仇,多年的芥蒂终于冰消雪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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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 - 晚年家庭生活

周扬与苏灵扬
周扬与苏灵扬
一次,他很正经地问我:“苏校长(苏灵扬)过去对你们厉害不厉害?”我一愣,但很快如实回答:“她是自尊和严谨的,要求我们也很严格,但是她很和蔼。”

“嚯,你看,当着你的校长,不敢正面回答,绕大圈子哪!”“哪里呀,我这就是正面回答呀?”

“……噢,我忘了,回答者的身份是位文学编辑呀。要用文学笔法嘛,哈哈……”

8月下旬的一天,苏校长语气沉重地对我说:“昨晚,你伯伯在卫生间跌倒过。”

那天,我发现周扬伯伯神情有些呆滞。后来的几天,话越来越少,以至无话。只是面无表情默默坐着。治疗的效果也不明显。苏校长心里自然焦急。但她依然尽力镇静。

看到这情景,我心里很不受用。想,如何给周扬伯伯解闷呢?他开心点,苏校长心里就好过多了。

这期间,我们得到机会去深圳沙头角购物。这个小镇有条5米左右宽、20米左右长的小街,一边隶属深圳,一边隶属香港。因为香港,它在那时“身价”不凡了。从香港、九龙过来的日用品和服饰等等,虽都属大路货,但对刚“开眼界”的大陆人来说,还是眼花缭乱,魅力十足。我买的“无花果干”还算不错,味道酸甜适中,含着可以缓解心情无聊。我把它送给周扬伯伯。

他像个听话的孩子,伸出左手,接住我倒在他手心里的无花果干,右手捏起几条,慢慢放进口里。一次,一次……看来,他喜欢。他很快吃完一小袋。苏校长一言不发地看着老伴……我既欣慰,心也有点酸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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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 -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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