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纪·晋世家》的纪载,》：“晋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与叔虞母会时，梦天谓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虞，余与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感生神话，在中国的古籍中十分常见，从《尚书》、《诗经》到二十四史多有所载。其目的无非是要把帝王将相说成是天神的儿子，以提高他们的身价，让臣下百姓敬畏他们、相信他们是天生命定的。
唐叔虞，周武王幼子，是周代晋国的始祖，周成王的弟弟。他就是韩姓的血缘祖先。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摄政。周公灭唐(今山西翼城西部)后，把唐封给了叔虞。
姬虞是周武王姬发的幼子，周成王姬诵的同母弟。他的母亲邑姜，是姜太公之女，周武王之妃，后世被尊为圣母。据《左传》《史记》等古籍记载，当邑姜怀孕的时候，梦见天帝对自己说，我给你的儿子命名为虞，将来在唐地兴国立业，那里是参宿的分野，叫他在那里养育自己的子孙。及至胎儿出生，手上果然有一个虞字，因而就命名为虞。
殷周之际，在今山西省南部的翼城、曲沃和绛县之间，有一个古老的小封国叫做唐。根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的记载，古唐国的历史似乎可以追潮到传说中的唐尧虞舜时代。上古时代的山西南部，最早是陶唐氏的子孙所居，继之被夏后氏的子孙所占有。这里氏族、方国林立，唐国就是上古山西南部众多方国中的一个，位于汾水、浍水流域，依山枕水，美丽富饶。成王十年(前1054年)姬虞做了古唐国的诸侯，于是，这块古老的土地也就成为晋国的发祥之地。30多年以后，至姬虞的儿子燮父继位，改国号为晋。
关于叔虞封唐，《史记·晋世家》中记载了一个桐叶封弟的故事：周武王驾崩，成王继位，当时成王还是个孩子，由
周公摄政。这时唐国发生动乱，周公率兵讨伐，消灭了原有的唐国政权。成王和弟弟叔虞玩的时候，用桐叶削成圭的样子递给叔虞，说是用这个东西分封叔虞。史官史佚看到了，便请成王选择吉日，分给叔虞封国。成王说那是玩，不能当真，史佚说：“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就把唐国封给了叔虞。
唐国地处夏人的故墟，四周遍布戎狄部落，当时一场叛乱刚刚平定，局势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就在这时，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在王都镐京举行了盛大的册封仪式。在典礼上，成王封赠叔虞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之甲、沽洗之钟等名贵的器物，这些器物大多是战利品。近年在山西曲沃县曲村西周晋国遗址出土的幂孳方鼎，很可能就是武王克商时掠去的殷器而又转赠给叔虞的。成王赐叔虞怀姓九宗、职官五正等异姓贵族人口帮助他去组织新政权。并“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正，疆以戎索”。所谓“启以夏正，疆以戎索”，就是用夏政去教导夏民，以戎法去治理戎人。这是周天子给叔虞所规定的施政纲领，准许叔虞因地制宜，从唐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自己的封地内实行一套有别于周、鲁、齐、卫等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维护夏代以来传统的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暂不实行周公制定的那一套新的礼乐制度；按照戎狄的生活惯例分配牧地，暂不实行周朝的井田制。叔虞来到唐都翼(即今山西翼城县西24公里处)，开始统治这个方圆不过百十里的小国。他按照“启以夏正、疆以戎索”的既定国策，鼓励民众发展农牧业生产，兴办水利，使唐国民众逐步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唐国附近原有的许多戎狄部落，也都先后归附了叔虞。这样，唐国的疆土日渐扩大，在邻国中的威望也就越来越高了。
数年之后，叔虞治理唐国其政绩已是斐然可观。田地上麦谷植株高大丰硕，处处呈现一派丰收景象。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叔虞进献嘉禾，成王与周公转相馈赠，并为之赋诗唱和以颂祷志庆，表示了对叔虞治唐的充分肯定和嘉许。姬虞治唐之所以取得成功，其关键在于执行了“启以夏正，疆以戎索”的正确方针。这一方针对唐国夏后氏遗民和周围戎狄民族来说，是一个求同存异、政治上比较宽容的方针，对以周礼井田制为基础的周王朝经济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体系来说，则是一个非正统的具有很大灵活性的方针。这一方针成为晋国后世治国的传统政策，对后来的晋国乃至韩、赵、魏三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三晋文化体系。在三晋政治思想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正统宗法观念比较淡薄，使晋国政治具有尚贤、尚法、尚公的特色，使韩、赵、魏成为三晋早期法家的策源地；三晋文化具有求同存异，兼收并蓄和宽容博大的特色，能够不断融合周边文化以发展壮大自己等，都同这一方针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
由于历史邈远、典籍残缺，唐叔虞更多的事迹已经难以追寻了。后人为了奉祀叔虞，在晋水源头建立了祠宇，称唐叔虞祠，也叫做晋祠。晋祠的创建年代，现在还难以考定。最早的记载见于北魏郦道元（公元466或472 ？——527年）的《水经注》，书中写道：“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坐时的风景文物已大有可观，祠、堂、飞梁都已俱备了。由此可见，晋祠的历史，即使是从北魏算起，距今也有一千好几百年了。
在漫长的岁月中，晋祠曾经过多次修建和扩建，面貌不断改观。南北朝时，文宣帝高洋，推翻东魏，建立了北齐，将晋阳定为别都，于天保年间（公元550——559年）扩建晋祠，“大起楼观，穿筑池塘”。隋开皇年间（公元581—600年），在祠区西南方增建舍利生生塔。唐感观二十年（公元 646年），太宗李世民到晋祠，撰写碑文《晋祠之铭并序》，并又一次进行扩建。宋太宗赵光义于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在晋祠大
兴土木，修缮竣工时还刻碑记事。宋仁宗赵祯于天圣年间（公元1023——1032年），追封唐叔虞为汾东王，并为唐叔虞之母邑姜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圣母殿。
自从北宋天圣年间修建了圣母殿和鱼沼飞梁后，祠区建筑布局更大为改观。此后，铸造铁人，增建献殿、钟楼、鼓楼及水镜台等，这样，以圣母殿为主体的中轴线建筑物就次第告成。原来居于正位的唐叔虞祠，座落在旁边，退处于次要的位置了。
祠区内中轴线上的建筑，由东向西，依次是：水镜台、会仙桥、金人台、对越坊、钟鼓二楼、献殿、鱼沼飞梁和圣母殿。这组建筑和它北面的唐叔虞祠、昊天神祠和文昌宫，及南面的水母楼、难老泉亭及舍利生生塔等，组成了一个综合建筑群。东西一条主线上的建筑，配合上南、北两组建筑，本来是不同时期搞起来的，集中在一起，却好像都服从于一个精巧的总体设计，并不是杂乱无章地生拼硬凑的，显得布局紧凑，既象庙观的院落，又象皇室的宫苑，反映了我国古代芳功人民创造的匠心。
但是今天，当我们来到悬瓮山下，凭吊晋祠，对姬虞的敬重之情禁不住油然而生。作为晋国立国创业的始祖，作为三晋文化的开创者，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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