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是一种拥有治理一个社会的权力的机构，在一定的领土内拥有外部和内部的主权。依据马克斯·韦伯的定义，国家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因此国家包括了一些机构如武装部队、公务人员或是国家官僚、法院、和警察。在国际关系的理论上，只要一个国家的独立地位被其他国家所承认，这个国家便能踏入国际的领域，而这也是证明其自身主权的重要关键。
虽然国家一词通常广泛用以称呼所有政府机构或统治行为—古代或现代皆然，但现代国家制度的许多特色要直到15世纪的西欧才开始出现。
在20世纪后期，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人民和资本的流动性、以及许多国际机构的崛起使得国家的行动能力受到一定限制，不过，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依然拥有著基础的政治层次。也因此，国家是政治学研究里最主要的领域，而对于国家的定义也经常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在政治社会学里，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理论通常倾向于放宽国家的定义，以增加对于拥有强迫力量的机构的重视。
自从19世纪后期以后，全世界所有可居住的土地都已经被各国划分了；但在这之前，大量面积的土地要不是无人居住，便是尚未有国家宣称其主权，又或者只有游牧民族居住。到了现在，全世界已经有超过200个国家存在，其中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联合国的成员国。
国家不是与市民社会一起诞生的，它是人类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它应当是一个历史现象，即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诞生，又会在一定阶段消失。
西方政治学界对国家起源的研究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对人类不同的政治社会形态进行比较，以看出相对于其他政治权力组织形式，现代国家的特殊性。一种是对西方国家的发展轨迹进行历史的观察与描述。
第一种思路的结果是对现代国家三个特点的总结（即国家起源的三个标志）：
1）统治者及官员的专业化。
2）权力中心的集中化。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统一的、金字塔形的法律体系（在法制国家内：宪法—法律—法规—行政命令）或规范体系。
3）政治权力的制度化、非人格化、非家族化。这首先意味着抽象的公共权力与执政者的分离：执政者不是国家、不是公共权力本身，而只是它的一定时期内的执行者，或最多是代表。它还意味着公共权力的行使应严格限制在法定的范围之内，其运用应严格遵守现行法律，而非统治者的个人好恶，要去除一切不确定性。
通过第二种思路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是在市民社会中逐渐生长起来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被人创造出来的。
它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在西方：以希腊城邦为代表的城邦制国家（City—State, Etat—Cité）—帝国（马其顿或罗马）—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 Etat— Nation）。
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出现得比较早，且形式少有变化。秦王朝便已经奠定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基础。
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大概首先从13世纪的英国、法国开始，其典型特征是王权与教权、封建主权力的斗争，而在此过程中，国家相对于市民社会的独立性也日益凸显。
第一个阶段是王权与教权的斗争；
第二个阶段是消除农奴、佃农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全国人民都只有一个上级：国王。在革命之后，这种对国王的忠诚转化为对民族的忠诚，对祖国的忠诚，则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就出现了。
第三个阶段是各种政治机构、行政机构的出现，如市镇议会、如各种咨询机构（逐渐演化成政府各部）等，这是现代官僚政治的开始。
第四个阶段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日益法制化。这个过程可以从英国大宪章算起，而到1628的Petition of Rihts和 1689的 Bill of Rights初步得以实现。它将政治权力及其运用规范到了一个成文法的框架之内，成为了后来代议制的先声。到了北美独立战争，特别是法国大革命，这一过程基本完成：制订了成文宪法，制订了人权与公民权法案，使得个人可以对抗国家的胡作非为。
在中国，国家的形成要比西欧早得多，且中间没有如中世纪般的中断。大概春秋末年、战国以后，各诸侯国已经走上了非封建化的道路，国家的基本特征和职能已经具备。到了秦王朝统一中国后此过程基本结束。此时的中国当然不是一个法制国家，但法制化并非国家的核心特征。
在西方，国家起源的动力来源于冲突及社会各角色面对冲突而采取的对策。第一个动力来源于卡罗琳王朝解体后领主之间的军事对立。随之产生的不断互动导致了国家权力的中央集权化。
第二个动力来自于经济的发展：西欧经济在15—16世纪后的迅速发展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及他们利益的互相冲突。各阶层都无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都无法独占政治权力及经济权力，无法否定他人的利益。为了不同归于尽，只好采取妥协、协商的办法，只好求助于一个相对超然而又强大的公共权力。
这些在15—17世纪间成型的西欧民族国家，一经建立便面对着无休止的外部威胁和冲突，便处于不断的战争之中（一直到1945）。为了应付战争，它们需要增加税收并将其更加制度化，需要建立完善的系统的官僚体系以治理内政、动员兵力，需要在民众中唤起爱国主义情绪，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常备军正如汤因比所说的挑战/应战机制。这个机制使得国家更加完善、现代化、强大。
有时国家并不仅仅意味着行使于市民社会内部的政治权力，而是意味着在政治意义上的这个社会本身，如在国际关系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初的几位法国和德国学者如Jellinek, Laband, Carré de Malberg，创立了国家三要素的理论，强调了政治权力与领土、人民的统一。
国家三要素理论可以如此概括：当在一个固定的领土范围内居住着一个人民（经常是同一民族或有共同的认同感），而在这个人民中又行使着一个合法的政治权力时，便存在着国家。
作为国家的基本要素，领土并不只是供人居住的一片土地，它同样构成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记忆的一部分，是这个国家的象征，是联系人民、使他们自我认同及互相认同的纽带。有时这后一个作用甚至引起不同种族、人民之间的冲突，如科索沃、耶路撒冷。
最理想的领土边界当然是自然边界：高山大河。但在更多情况下，现代国家的边界是条约边界。在19—20世纪，边界的神圣性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成为了国家主权的载体。而20世纪末年，随经济的发展及各国间的相互依赖和交流，边界的重要性又有变化的新趋势。
所谓人民，在过去、特别是在西欧，首先是指一个民族。在现代，则是指所有服从于一个主权权力的人民。它可以是一个民族，也可以包括若干民族；可以是本国人，即通过血缘关系得到此地位的人，也可以是归化了的外国移民，当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土时，并不失去本国人民的资格。
人民并不仅仅是国家的臣民。在现代国家中，它首先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是一个国家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是一国的主权者。按照自然法理论及现代民主理论，它在国家权力出现之前便已存在，或者说国家是他们的创造物。在国内政治的领域中，人民更多地是被定义为公民，即有权参加政治事务的人。它超越了人们在经济地位、文化、职业上的不同，使人们有了一个新的共同身份。
合法的政治权力（政府），是一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一个法人。国家意志因而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不同。在国内事务中，它合法地管理着人民，??理与其他国内法人的关系。它垄断着合法的强制权，单方面制订法律规范，是一个权力机构。当然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公共权力也必须在它制订的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
在政治学意义上，可以将国家分为君主制国家或共和制国家、民主国家或专制国家。
在政治—经济意义上，可以将国家分为自由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干涉主义、国家保护主义国家（Etat Providence。
但我们这里的分类是公法意义上的，即将国家分为单一制国家unitary state—Etat unitaire（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的）与联邦制国家federal state—Etat fédéral（还有所谓的邦联制confedercy of state，但在我们这里，一个邦联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联盟，其中每一个都保留着它的主权权力）。
单一制国家的基本特征是中央政权垄断着全部宪法性权力，特别是立法权及司法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单一制国家都是集权式的。
单一制国家可以是中央集权型的，也可以是地方分权型的（地方分权的定义，其与权力下放déconcentration和联邦制的区别）。
联邦制国家是指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分享宪法性权力，其方式及份额（程度）各国亦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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