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为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之一，创始人为墨翟，世称墨子，墨家之名从创始人而得。之后由于西汉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规则及高尚思想，墨家在汉朝之后基本消失。
墨家在先秦曾经是跟儒家齐名的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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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塑像 |
儒，墨同为春秋战国时期显学（《韩非子‧显学》），当时有“不入于儒，即入于墨”之说。先秦时期，儒、墨两家曾是分庭抗礼。战国后期，墨学的影响一度甚至在孔学之上。
墨家同时被视为中国最早的民间结社组织，有着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其最高的领袖被称为“巨子或巨子”，墨家的成员都自称为“墨者”。
墨翟可能是第一代“巨子”。巨子由上代指定，代代相传，在团体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淮南子•泰族训》）。
墨者多来自社会下层，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尤重艰苦实践，“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以裘褐为衣，以跂蹻（草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生活清苦。墨者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后转脚跟后退。墨者中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例如巨子腹的儿子杀了人，虽得到秦惠王的宽恕，但仍坚持“杀人者死”的“墨者之法”。
按墨家的规定，被派往各国做官的墨者，必须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行不通时宁可辞职。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团体捐献俸禄，做到“有财相分”。当首领的要以身作则。
墨家是一个有领袖、有学说、有组织的学派，他们有强烈的社会实践情神。墨者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墨者大多是有知识的劳动者。
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几何学、几何光学、静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但是战国以后，墨家已经衰微。到了西汉时，由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规则及高尚思想，墨家在西汉之后基本消失。
“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与法律观
电影《墨攻》取材于墨家思想
墨家认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强执弱、众劫寡、富侮贫、贵傲贱的乱世；人民过着“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痛苦生活；原因是“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应该代之以一个“天下之人皆相爱”的理想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们提倡人与人之间互爱互利的“兼相爱、交相利”,反对人与人之间互争互害的“别相恶、交相贼”。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理想社会。
墨家的法律观也是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并服务于他们的社会理想的。他们很重视“法”、“法仪”或“法度”的作用,认为无论从事任何工作，都必须有“法”，如百工的“为方以矩，为圆以规”一样,否则便将一事无成。《墨子•经上》说:“法，所若(顺)而然也”，一切都必须顺法而行。治理天下、国家当然更应该有“法”。关键在于以什么为“法”和法什么？墨家的答复是必须“以天为法”和“莫若法天”。因为“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群书治要》作“息”)，其明久而不衰”。意即天是最公正、最仁慈的。既要“以天为法”，则应以天的欲、恶来确定人们的行为准则。他们借口天对一切都“兼而有之,兼而食之”，因而宣称：“天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这就是说，“以天为法”，就应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法”。墨家所说的“法”是广义的，既包括法律、道德等行为规范，也包括规矩、准绳等度量衡。他们提出“以天为法”的目的，是想使“兼相爱、交相利”成为衡量一切是非、曲直、善恶、功过的统一的客观标准。
墨家的“法天”，可以理解为法自然之天，即把他们的“兼相爱、交相利”说成合乎自然法。但墨家最后却转入“神道设教”，甚至提出这样的论点：“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这样就把“天”说成是可以赏善罚恶的人格神和凌驾于天子之上的最高主宰，幻想利用传统宗教迷信的力量来实现他们的理想。因此：“兼相爱、交相利”也就成了“天志”，即天的意志，从而披上了宗教外衣。
“壹同天下之义”的法律起源论
为了实现“兼相爱、交相利”原则，墨家提出了“尚同”的主张，要求各级正长直到天子必须“壹同天下之义”。即用“兼相爱、交相利”来统一思想。他们认为,“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也就是在国家和法律产生之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是非标准。“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人人意见不一，“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因此大家互相争夺、互相亏害,“天下之乱，若禽兽然”。这就需要“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和各级“正长”。然后由天子“发宪布令于天下之众”，自上而下地“壹同天下之义”，并让人民逐级向上报告“善”与“不善”的情况。使“爱利天下者”，“上得则赏之”；“恶贼天下者”，“上得且罚之”。人民不但要“上同乎天子”，“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而且要服从各级正长：“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访）荐之”。这样就能使“天下治”。
墨家提出这种“壹同天下之义”的法律起源论，目的在于使“兼相爱、交相利”上升为国策和法律，以便用国家强制力加以贯彻。他们要求上下“尚同一义”，即要求统治者与人民的是非、善恶标准都能一同于“兼相爱、交相利”。他们认为这在他们理想中的古代社会是完全可行的。但当时的现实社会却并不是这样，当时的“王公大人”根本不为人民着想，所以，他们虽主张“上同乎天子”，却没有把君权绝对化。他们拥护爱民的“兼君”，却反对害民的“别君”。而且认为君主虽然有权立法，“发以为刑政”，但必须考察其在实践中能否“中国家百姓之利”，否则便不可为“法”。
“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与“赏当贤，罚当暴”
墨家为了保证“兼相爱、交相利”原则的贯彻，还要求各级正长必须由忠于这一原则的贤者来担任，因而又提出了“尚贤”的主张。他们认为当时各诸侯国治理不好，关键在于“不能以尚贤事（使）能为政”。如果“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贤事能为政”，就能做到“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者”。因此，墨家坚决反对周礼规定的宗法世袭制和任人唯亲的“亲亲”原则，也反对维护“礼”的儒家，明确指出：“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这些人并不都贤，如果让其治理国家，“则其国家之乱，可得而知也”。所以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必须“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只要是“贤者”，“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如果不贤，即使是贵族也必须“抑而废之”。其结论就是“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这种“尚贤”主张，实际上是后来法家要求变世卿世禄制为非世袭的官僚制的前奏。但墨家的“尚贤”不同于法家。
墨家的“为贤之道”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而法家的尚贤标准是从有功于耕战出发。由于“尚贤”，墨家在法律上也相应地主张“赏当贤，罚当暴”。如果“赏不当贤，罚不当暴”就起不到“劝善”、“止暴”的作用。为了使赏罚充分发挥威力，墨家还指出法律与道德、舆论等必须一致和互相配合。法律上的赏罚和社会上的舆论如果不一致，“上之所赏则众之所非”或“上之所罚则众之所誉”，也不可能“劝善”、“沮暴”。要使赏罚发挥作用，还必须反对徇私。做到“赏贤罚暴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这是墨家主张“兼爱”、“尚贤”的必然逻辑。墨家还提出“若见爱利天下以告者，亦犹爱利天下者也,上得则赏之；若见恶贼天下不以告者,亦犹恶贼天下者也，上得且罚之”。既奖励荐贤，又打击匿奸。这样就可做到“赏当贤、罚当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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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学国际研讨会 |
“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与“杀盗人，非杀人”
墨家专论刑法的思想不多，最为人所乐道的，就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和“杀盗人（一说“人”字衍）,非杀人”。前者是作为“墨者之法”（墨家纪律）规定的。基于这一精神，墨家对于定罪量刑，特别是死刑，都很认真、慎重。一再强调“刑法正”，同时主张严格按照法律办事。《墨子•经说上》说:“罪,犯禁也。”《经说上》又说：“罪不在禁，惟（虽）害无罪。”意即只要不犯禁令（刑法），即使有害，也不构成犯罪。“杀人者死”，是反对滥杀无辜，也是对当时贵族擅自虐杀无辜的谴责。但在《墨子•小取》中，却提出了“杀盗人，非杀人”的命题，即并不反对杀盗。原因在于墨家是在维护私有制的基础上来谈“兼爱”的。他们认为盗窃行为构成犯罪，是因其“不与其劳获其实，以非其所有取之故”，因此应当受到惩罚，甚至可以刑杀。墨家虽然维护私有制,也不否定贵贱等级,但是他们主张“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反对“亏人自利”和“不劳而获”,特别是反对“富侮贫”、“贵傲贱”,所以他们要打击的主要对象不是一般盗贼，而是“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的“当今之主”。他们认为正是这些“当今之主”造成了“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的局面，因而使得人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这是墨家在经济上对劳动人民“犯罪”原因的深刻分析。
立足于“利民”的经济立法原则
墨家为了制止贵族“暴夺民衣食之财”，把“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称为人民的“三患”。而把致力于“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称为“三务”。在他们看来，为了解除“三患”、实现“三务”，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不仅要靠“兼相爱、交相利”，而且必须使整个社会的财富充裕起来。因此提出了立足于“利民”的发展生产和限制浪费的经济立法原则。其一是，“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和“使各从事其所能”。墨家认为贫富不取决于“命”，而取决于人们是否努力从事生产，只要人们愿意积极劳动并做到各尽所能，就能创造更多财富。因此，统治者在立法时，必须以此为指导。其二是，“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意即生产生活资料，以能满足需要为止，不应生产奢侈品和贪求享受；所有用度如不利于人民生活，便应终止。所以墨家提出“节用”、“节葬”和“非乐”等主张，反对贵族讲究排场的各种礼仪和厚葬、久服（丧服）。但他们把音乐等精神艺术也看成是徒供贵族享受的奢侈品，一概加以反对，而没有意识到劳动人民精神生活中也需要艺术。
墨子
墨子
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姓墨名翟。生卒年不详，大概是在前479年—前381年以内。中国春秋战国时思想家、政治家。提出“兼爱”“非攻”等观点，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孟子．滕文公》篇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可知春秋之世，杨朱之学与墨学齐驱，并属显学。
墨翟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曾学习儒术，因不满“礼”之烦琐，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据说楚王曾计划攻宋，墨子前往劝说楚王，并在与公输般的模拟攻防中取得胜利，楚王只得退兵。墨子的思想与主张见墨家。
历史学界至今无法确定墨子的真实姓名，有以下各种说法：
墨子姓墨名翟
• 最传统，最为大众所接受的说法是，墨子姓墨名翟。 《吕氏春秋》 、 《淮南子》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内都如是称。《元和姓纂》明确说墨子乃孤竹君之后，本墨胎民，改为墨氏。而《新唐书•艺文志》也沿用这种说法。
墨子姓翟名乌
• 南齐孔稚圭所著的《北山移文》则称墨翟为“翟子”，元朝伊世珍所著的《琅环记》也附和此说，并认为墨子姓翟名乌。清朝周亮工所著的《固树屋书影》更具体地提出：“以墨为道，今以姓为名。”认为他姓翟，并将姓转成名；而“墨”是一种学派。晚清学者江琼所著的《读子卮言》承袭周亮工的说法，并进一步说明，以为古代确实有“翟”这姓氏，但无“墨”姓，而且战国诸子中儒、道、名、法、阴阳、纵横、杂、农、小说等，都没以姓作为学派名，因此墨应该是学派的名称。
墨翟为“貊狄”或“蛮狄”之音转，非姓名
• 近代学者胡怀琛有研究墨子，在其所撰《墨翟为印度人辨》一文中提出，墨既非姓，翟也不是姓，更不是名，而是“貊狄”或“蛮狄”之音转，是用来称一个不知姓名的外国人。
墨为古代刑名之一
• 近代学者钱穆的《墨子传略》从墨刑是古代刑名之一的角度展开研究，认为古人犯轻刑，则罚作奴隶苦工，故名墨为刑徒，实为奴役，而墨家生活菲薄，其道以自苦为极。墨子和弟子们都“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人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族踵”。这样，就被称为墨了。而历史上西汉淮南王英布遭黯刑后称为黥布，也是一证。而翟确实是名，因《墨子》和《吕氏春秋》记载墨翟，往往称“翟”。
著作
现存《墨子》五十三篇，由墨子和各代门徒逐渐增补而成，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其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６篇，一般称作《墨经》或《墨辩》，着重阐述认识论和逻辑学，在逻辑史上被称为后期墨家逻辑或墨辩逻辑（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另两个为古希腊的逻辑体系和佛教中的因明学）；其中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特别是天文学、几何光学和静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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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 诸子百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