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

 一、在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方面

通过1945年甘肃省宁定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比齐家文化为早，发表了《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一文，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为建立黄河流域有关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正确的年代序列打下了基础。1977年，利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测定的大量的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数据，写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对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序列作全面、系统的研究，得出相当可靠的结论。

二、在商周考古学方面

通过1950年在河南省辉县的发掘，第一次在安阳以外发现比安阳殷墟为早的商代遗迹，从地域上和年代上扩大了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现场

三、在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方面

从50年代后期开始，发表了《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等论文。根据中国各地出土的丝织品、外国货币及其他具有外国风格的遗物，阐明汉唐时代中国与中亚、西亚，特别是与波斯和东罗马帝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并对中西交通的路线提出创见。

四、在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方面

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发表了《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等一系列论文，利用考古学资料，运用考古学方法，阐明中国古代在天文、数学、纺织、冶金和化学等各个科技领域中的成就，为中国科技史的考古研究作出重大的贡献。

 一、应用现代自然科学方法

夏鼐十分重视在考古研究中应用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突出地表现在及时将碳十四断代法引进我国。早在1955年，美国科学家开始发表有关著作之后不久，他便对其重要意义有了明确的认识，呼吁早日建立中国自己的实验室以应考古工作的需要。正是由于他的远见卓识和多方筹划，考古研究所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于1965年建成我国第一座碳十四断代实验室，并且在以后的全国同类实验室中长期居领先地位，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特别是史前考古学研究，发挥了非常显著的推进作用。

二、通今博古 史学结合

1984年在全国商史讨论会上

三、坚持马列思想的指导

夏鼐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努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坚持认为，考古学作为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作研究不应局限于鉴别遗迹、遗物的年代和判明它们的用途及制作方法，而是应该将研究的最终目标指向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这便要以科学的调查发掘为基础，通过对大量实物资料的整理、分析和多学科研究，经过归纳，加以提高，进而从理论上探讨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他坚信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反对以空论代替具体的研究，甚至歪曲事实真相，也反对忽视理论，脱离历史，重蹈为考古而考古的覆辙。

1931年，20岁刚出头的吴晗，因为写出论文《西汉的经济情况》，编成一部《胡应麟年谱》，受到了胡适的高度评价。在胡适推荐帮助下，吴晗顺利地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进校第二年，吴晗担任了学生会所办《清华周刊》的文史栏主任。在来稿中，他见到了夏鼐的名字。夏鼐旧学根底深厚，文章内容扎实而文字畅达，吴晗便接连刊用了夏鼐的文章。二人由此熟识，结下了长久的友谊。大学毕业之后，夏鼐后来到英国留学，获得伦敦大学考古学博士，吴晗则在国内高校任教，但通讯不断，友谊连绵。

1959年9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写出一篇《论海瑞》的文章，发表在当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论海瑞》发表之后，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读到了。此文为说明海瑞性格，引了《海瑞行状》里的一句话：“特其质多由于天植，学未进于时中。”因为是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为使更多层次读者看懂，吴晗便顺笔翻译了一下：“他的本性是天赋的，大概读的书和当时的人不大一样。”夏鼐读后，认为翻译得不对，便向这位昔日老友，当时的副市长作者写去一函。信中，夏鼐指出：尊译“时中”一语，大成问题。此语出于《礼记·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郑玄在作注时说：“时节其中”。孔颖达在注疏中认为：“时节其中，谓喜怒不过节也。”意思是他（海瑞）学习还未达到“随时节制而不偏”的境界。古人对于处事治家之道，都称之为“学”，并非单指读书云云。

按今天看来，夏鼐真是位学人。久不写信，一上来便是挑刺，而且是对当时意气风发的老友。这篇《论海瑞》，定然是作者十分看重的。但吴晗接信后，立即回了一封：

“示悉。承教‘时中’译文，甚是。这是我的疏忽，当在出集子时改正。谢谢。一隔几十年，头发都白了。得兄信，恍如重温旧谊，极喜。以后盼多指教。”

吴晗信中有“盼多指教”的话，夏鼐倒没有当客套话看。事后不久，他又有函，对吴晗有所“指教”。那是1963年春天，夏鼐因病在小汤山疗养。难得闲暇，便带上了吴晗刚出版不久、亲自赠送的《学习集》一书。《学习集》里，收有《〈敕勒歌〉歌唱者家族的命运》一文。是关于那首著名的“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诗歌唱者斛律金家族情况的。在行文里，吴晗又译引了斛律金说他儿子的一句话：“明月猎得虽少，他射的鸟总是背上中箭。”（“明月”为人名）

夏鼐读后，认为这句话有问题。他便翻阅了记载这句原话的《北史》和《北齐书》中的“斛律金传”，查出原文为：“光（即明月）所获禽兽或少，必丽龟达腋。”其他所引斛律金的话，均为“明月必背上着箭”。为弄清原意，夏鼐查到了“丽龟”一词的出处《左传·宣公十二年》：“射麋丽龟”。孔颖达所作疏中说：“丽为着之义。龟之形，背高而前后下。此射麋丽龟，谓著其高处”。由此可以看出，原文此处是指“兽”，而非“鸟”。因为鸟背并不如龟那样隆起。

考证完后，夏鼐便又向吴晗写去一函，开首便说，你文章里译的“明月猎得虽少，他射的鸟总是背上中箭”，就常理而论，这是错误的。因为鸟飞戾天，猎者仰射，着箭处应在胸部，不会在上面的背部。然后就从训诂的角度，征引了自己查过的《左传》原文及研究者的“疏”语，认为此处虽未确说是飞禽或走兽，但猎人骑在马上射箭，中箭处才会在背脊而非胸部，“可见此乃指兽无疑”。因为是朋友，夏鼐倒没有将话说得僵硬，还乘便开了个玩笑：吾兄酷嗜钓鱼，而不习打猎，故易致误。

吴晗的这篇《〈敕勒歌〉歌唱者家族的命运》，最初发表在1962年9期《人民文学》杂志上。在当时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此时到了历史考古学家夏鼐手里，一上来就指点错误。文人间的交往，真可以见出与众不同处。

吴晗又是极快回信：

“承指出背上着箭是指野兽而非飞鸟，甚是，我确是只会钓鱼，不会打猎，有渔无猎，只能算个半个渔猎社会的人，不如你全面也。出院后，请你吃一次小馆子，吹吹牛，如何？”

虽为副市长，又是明史专家，吴晗仍一口认错。并且以亲切还玩笑，“吃小馆子，吹吹牛”，由一个副市长口中说出，哪不又回到文人的情趣之中了吗？说归说，吴晗后来还真请夏鼐吃了一顿“小馆子”。虽然从后来看这顿饭并不那么好吃。那是1964年的5月间，吴晗在北京庆霄楼，召集修改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几位同志，商谈抽出有关北京城的几幅图，另编一集的事，也约请了夏鼐。会议结束，到仿膳饭店来了个聚餐。大家热闹一番，吴晗也算践了自己的前诺。

不料“文革”之中，吴晗遭到残酷迫害，约夏鼐参加的那次会议，被说成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定名为“庆霄楼事件”。无意间参与其中的夏鼐也因之受到牵连。此事很久之后，夏鼐还自嘲地说：“谁叫你嘴馋，这是活该！”“文革”中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的行径，于此可见一斑。

夏鼐与吴晗是朋友，他们的友谊，建立在情感和对事业的真诚追求之中。所以，夏鼐才会在阅读中，挑吴晗这位身在高位者的“毛病”，挑他的“刺”，并且再一再二；而吴晗，面对老友的不留情面，却是不藏不掖，坦然认错，表现出一种求真求实的襟怀风度。

设立时间：1985年
设立意义：设立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用于奖励对中国考古学作出突出成绩的中国境内的中国籍学者，以推动中国考古学研究和考古学事业的发展。该奖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负责管理，聘请所内外专家组成评奖委员会，负责评奖和颁奖。考古研究所成立于1950年8月1日，是中国科学院建院伊始组建的研究所之一，后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基本任务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田野考古为基础，应用包括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内的各种方法，并结合古代文献，揭示史前及各历史时期不同类型文化遗存的内涵、特征、性质及其相互关系，进而对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考古学研究，探讨古代社会发展演变的进程和规律。同时，开展对古代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历任所长为郑振铎（1950年）、尹达（1959年）、夏鼐（1962年）、王仲殊（1982年）、徐苹芳（1988年）、任式楠（1992年）、刘庆柱（1998年）、王巍（2006年）。

我的丈夫夏鼐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而我是个只念过几年私塾的家庭妇女，

夏鼐先生及夫人李秀君在家中

我俩是由父母包办结婚的。我们都是浙江温州人。夏家是个封建家庭，夏鼐行二，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我的公公是丝绸店的买卖人，还有些田产、房产，在温州算是个较殷实的人家。公公在一次修房时屋柱倾倒下来压跛了右腿，不能再跑买卖，婆婆患有气管炎。他们需要儿媳妇照料生活，虽有大嫂照料，但是她当时已是四五个孩子的母亲，自顾不暇，实在管不过来，因此他们希望夏鼐早些结婚。1927年冬，夏鼐未满18岁，在上海读高中，父母选定了婚期，催他回家结婚。在当时封建社会里，儿子是不能不听父母的话的，他便请假回来，结婚后过了七天，他就赶回上海念书去了。       
1930年，他考上了北京的清华大学历史系，每年暑假回家一个月。也就在这有限的相处日子中，我逐渐了解了他，他脾气很好，不爱多说话，他爱读书，回家也是看书。那时我们已有了一个孩子，他一边哄孩子，一边看书，孩子摔了哇哇的哭，他也听不见。每当这时，我抱起孩子，埋怨他，他只是抬头歉意地笑笑，又低着头看书了。       

1934年，他在清华大学毕业后，便考上留学生（考古学门），获得了到外国留学的机会。1935年夏，他离开家乡，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对他的出国，公公不太同意，他希望夏鼐能继承他经营好家产。但夏鼐这次没有听从父命。他对我说："我要靠自己的力量生活。英国考古学很发达。这次能到英国学习很幸运。"我了解他这个人离开书是过不了日子的，对他说："你放心去吧，我会照顾好家的。"我忍泪送他出门。在旧社会，伺候好公婆，照看好孩子，忠实于丈夫，就是贤妻良母，就完成了一个女人的任务。这些我都尽量做到了。当然，有时也会和公婆嫂嫂发生口角，每当这时，我更思念远在他乡的丈夫，但为了他的事业，我默默地承担了一切。       

他一去就是五年。刚离家时，他还有信寄回来。最后两年多因为战争的缘故，就没信了。我常盼着他的音信，为他的安危祈祷。长期的忧虑，我原有的头疼病更厉害了，一犯病就浑身抽搐，不省人事。

1940年的一天，忽然接到了他的信，回来了，他回国了！我高兴极了，我知道他还健在，他不会抛弃我。他已经由国外经由滇缅路经云南到四川工作。又过了将近一年，他才请假探亲。1942年2月，他果然回家了。见到他，思念、埋怨、痛苦、兴奋一起涌上我的心头，我流着泪问他："怎么几年不来信，我还以为--"他轻轻地擦去我眼角的泪，低声说："别哭了，我不是好好地回来了。"我又仔细端详了他，他老了，眼角额头有了皱纹，但精神还好。两个孩子，见了爸爸都不认识了。在陌生人面前显得腼腆，他们胆怯地躲在一旁，被拉过来，才含羞地叫一声"爸爸"。我问他最近两年是怎样过活的。原来，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伦敦大学考古学系暂时停办了，他只好中断学业回国。在伦敦大学里，他对古代埃及的文化很感兴趣，写过关于埃及古物的论文，又曾获得学校的中埃及考古学奖金，有了这笔钱，他决定到埃及去实地考察。他在开罗停留了一年多，回国时经过巴勒斯坦、伊拉克、印度、缅甸，由滇缅路回到祖国。这次由四川重庆返故里温州，又用了27天。战争时期中的旅行真够辛苦了。他却兴奋地说："这次出国可见了世面，学到了不少东西。回来工作了一年多，也添了许多经验。" 

他在家只住了一年多，1943年4月他又只身离开家乡到四川去了。这一年中，他多次收到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信函和电报，催他早日回到四川去做考古工作。当时公公和婆婆都还健在，做媳妇的要伺候老人，我不能随他一块去。他嘱咐我要注意身体，照看好婆婆、孩子，就又启程了。
       
他到四川后，又到西北地区的兰州、河西走廊和敦煌等处去做考古工作，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由兰州返回四川，请假返里探亲。在广元到重庆的旅途中，嘉陵江上又遇到一次盗劫。一个夜晚，船在僻静的小村镇停泊，几个强盗登上了船，还开了枪，子弹打进了他的行李卷，强盗还抢去了一部分东西，才扬长而去。我听了他的叙述，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他倒毫不在乎地说："我们考古队本来也叫做探险队，是不怕危险的。"       

1949年全国解放了。他不肯随历史语言研究所去台湾，留在家乡。温州解放后，应聘到浙江大学担任考古学教授，我国政府重视考古学的研究，1950年成立了考古所，他被调到考古所任副所长。这一年我的婆婆去世。1952年，他回温州接我和四个孩子到北京。我们终于结束了长期两地分居的生活。刚到北京，他破例几个星期日没有留在书房里看书，陪我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我们在景色秀丽的颐和园、古典高雅的故宫、幽静的北海小山道上漫步，虽说都是四十几岁的人了，但我们仍相互讲述着对今后生活的憧憬。

长期的野外考察生活，使他饱一顿，饥一顿，患了严重的胃病，经常住院。我对他的生活进行了认真的安排，改善了他的饮食居住情况，他的身体逐渐好转。1963年他做了胃手术后，身体终于康复。我的头疼病偶尔也犯，当我犯病时，他守在身边，给我吃药、倒水，随着生活的安定，我心情舒畅，病也好了。       

他的身体好了以后，有更充沛的精力工作。1962年，他当了考古所所长，还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许多论文，并多次被邀请参加国际性会议和讲学活动。       

虽然工作中取得了许多成绩，他仍是那么个好脾气。我们是互相了解的。他在家读书，每天早上起来脸还没洗，就看书，晚上下班后，大衣不脱又拿着书看。一般他读书时，我不打断他，只是到该吃饭的时候，我把饭、菜做好，端上桌，叫他来吃饭，否则他会忘了吃饭的。我埋怨他："你这个人，把书当饭，胃怎么吃得消。"他也只是笑笑。       

为了使我的晚年生活更丰富，最近几年，在他参加外事活动时，也叫我同去。起初我不愿意去，我说我不懂外国话，他硬是拉我去。去年上半年，美国堪萨斯大学邀请他去讲学，他对我说："和我出国去看看国外风光吧！"我假装生气地说："现在想起我了，太晚了，我都老得快走不动了。"他忙摇着头说："不晚，不晚，再过几年不能动了倒是晚了。"于是我和他去了美国。那年下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他去开会，我又随他去了巴黎。       

我生长在旧中国，没有机会像现在新中国的妇女那样参加社会工作。我和夏鼐在文化上有相当大的距离，但夏鼐对我为家务操劳，是尊重的。他常说："我能获得事业上的一些成绩，我有这么一位贤惠的、了解我、支持我工作的妻子，也是一个原因。"他的话使我感到无限欣慰。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殷墟：三千年前的帝都
敦煌：叹为观止的艺术宝藏
北京人：五十万年前的祖先
定陵：地下宫殿的辉煌
满城：金缕玉衣、长信宫灯与博山炉
马王堆汉墓：帛画与两千年的古尸
河姆渡：七千年前的鱼米之乡
兵马俑：秦帝国的赫赫武功
随县编钟：礼乐文化的见证
法门寺：佛指舍利的灵光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为第三世界科学院为了表彰第三世界科学家或已发展国家科学家在第三世界贡献所颁发的学术荣誉。

路甬祥   夏鼐     丁肇中   冯端
华罗庚   卢嘉锡  吴文俊   姜伯驹
张德慈   曲钦岳  朱清时   李政道   李远哲

《傅斯年档案》
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xianai.htm
http://www.pkunews.com.cn/mingren/List.Asp?id=38&CategoryId=3
http://www.mjhy.cn/article22710.html
http://www.unity.cn/2007/1-25/13495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