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

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左宗棠参加本省乡试，与其兄一同中榜。中榜后不久，他与湘潭一位叫周治端的富家小姐成婚。此时的左宗棠年轻气盛，志间远大，以为仕途之门己经打开。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胸怀治国抱负的左宗裳离家赴京，参加全国会试。会试定在时年三月初九、十二和十五。由于左宗棠的求学精力大多用于钻研经世致用之学，因而他在僵化的八股考试中难以展示才华。三天考试完毕，左宗棠不幸落榜。此后左宗棠又参加了二次会考，结果仍是名落孙山。连续遭受打击的左宗棠陷入了苦闷之中，为抒发胸中的郁闷，他写下了一系列的诗歌，其中“学之为利我何有”、“蚕己过眠应做茧”等句充分表明了他孤独惆怅的心境。

科考失败的左宗棠开始潜心研究学问，他以“匡时济世”为求学目标，研读了大量军事及地理学方面的书籍。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一心求学报国的左宗棠带着怀才不遇的心情来到安化小淹两江总督陶澍家中教学。在这期间直到出山的十几年时间里，左宗棠的智谋和学问得以大量积累，他在地理学、农学、经济学以及边防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的研究逐渐达到高峰。他完善并重新绘制了大清地图，抄录了《畿辅通志》、《西域图志》及各省通志，撰写了《广区田图说》。所有这些成就都为他后来的治军治民之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左宗棠蛰伏的十几年里，赏识他才干的胡林翼、陶澍、林则徐等官员一直没有停止对他的推荐与关注。
 
首先担起荐才重任的是后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最初胡林翼将左宗棠荐给了陶澍。后来林则徐在云贵做总督时，已做贵州知府的胡林翼又将其介绍给林则徐。林则徐对左宗棠的学识早有所闻，便邀其人府谋事，可惜左宗棠那时己受聘于陶家，未能成行。第三次胡林翼又将左宗棠推荐给湖广总督程裔采，但未被录用。之后胡林翼又多次向朝廷举荐。直到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左宗棠接受湖南巡抚张言基的礼聘，成为其帐中谋士。这可算是左宗棠正式踏入仕途的第一步。这一年他己年满三十七岁，可谓大器晚成。

左宗棠卓越的军事才能在其迸人张言基帐下不久便得以发挥。那时太平军正围困长沙，左宗棠作为张的主要幕僚，提出了许多实用有效的建议，帮助张言基与太平军周旋。在长沙情况越来越危急之时，左宗棠又献上了“河西合围”之计，意在围困和歼灭国城的太平军将士。太平军北上后，左宗棠又帮助张言墓训练兵丁，整饰吏治，深得张言墓的信赖。

在这之后的几年里，左宗棠的政治活动主要局限在湖南。当时湘军主力出省镇压太平军，湖南东部常常受到各地农民起义军的冲击。面对这种形势，左宗棠在尽力为征战的湘军筹办粮饰、船炮、军械的同时，还要设法同来自各方的武装力量周旋。他的卓越才干终于被清廷认可，就连清廷重臣潘祖荫也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裳。“由此可见此时左宗棠在清朝廷中的重要地位。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又让左宗棠始料不及，深感 "世网之险"。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他忽然被湖广总督奏劾，境遇十分危险。后经胡林翼、曾国藩等人的帮助方幸免于难。再次遭受挫折的左宗棠一时心灰意冷，却不料因祸得福。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六月，他奉诏命以四品京堂从曾国藩治军，开始招募 “楚军”，即后来的左系湘军。左宗棠人生路上一次重大的转机到来了。

“楚军”组建伊始，便同太平垂几度交手，战绩也还不错，声望一时大增。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十一月左宗棠被举荐，接替身亡的王有龄就任浙江巡抚，收拾杭州被太平军攻占后的浙江残局。这时的左宗棠己成为拥兵自重、名声显赫的一方重臣，与在别人帐下当幕僚时自不可同日而语。挟楚军初战之余威，左宗棠驱兵江浙，充分利用太平军的内乱，在同冶三年(公元1864年)占领杭州及余杭，确立了晚清一代名将的地位。
 
功成名就的左宗裳第二次征战的战场在陕甘，征战的对象为捻军和回民起义军。捻军是与太平军同时代兴起的一股活跃在北方各省的农民武装。太平军起义失败后，捻军首领张宗禹、任化邦与太平军余部赖文光联合抗请，组成了一支以复兴天国抗清大业为目标的新捻军。新捻军兵分两路:以赖文光余部为主组成的一路为 “东捻”，而以张宗禹为首。活动在陕西一带的称为“西捻”，左宗棠受命征讨的即是 “西捻”。

率兵入陕后，左宗棠首先研究了捻军的作战特点，然后兵分两路，渡谓水而下。准备大举进攻。令左宗棠想不到的是，西捻军此时却主动让出了烃水西岸地区，转而西进泾阳、咸阳，渡过泾水，在蒲城一带集中。得到消息的左宗裳连忙调整兵力，并亲自赶到泾西，布置好包围圈，想将西捻军一举歼于泾水。在泾水岸边，左宗棠认定捻军 "西不能过幢关，北不肯窜北口，非从西路折向东南，别无去路"。于是确定了缩小包围圈、“就地了之”的计划。不料西捻军突然以骑兵猛攻渭北，突破包围圈，进人陕北，并连克安塞、延川等城。与此同时，与西捻军遥相呼应的回民起义军也乘势攻下绥德。接连遭受打击的清廷一时震怒，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认捻军 “飘忽驰骋，避实就虚”，遇官军见不可憾，则望风远行，瞬息数十里；侯官军追及，则又盘旋回折"的作战方针实在难以对付。

西捻军的胜利让左宗棠真正体会到了失败的滋味。遭到重创的左宗裳开始反思自己的作战方略。他和平定东捻军后赶回的李鸿章一起，找到了西捻军没有战略根据地、难以持久作战的弱点。于是一改以往紧跟追击的采办法，转而采用 “画河圈地”、逐步缩小包围圈的策略，慢慢夺回战争的主动权。新的战争策略很快见到了效果，同冶七年(公元1868年)六月，以张宗禹乃首的西捻军被请军封锁在冀、鲁边界沿海的狭小地带，最终全军覆没，转战中国北方各省的捻军起义宣告失败。而得胜之后的左宗棠又挥师西下，乘势镇压、招抚了西北的回民起义军。困扰清廷多年的几大 “内忧”在左宗棠等人的连年征战中终于被消除，左宗棠也因战功卓著被赏赐加协办大学士衔，后又晋为东阁大学士。

作为中国早期洋务运动的代表之一的左宗裳操办洋务的第一个大项目就是创立福州船政局。

早在浙江就任巡抚时，左宗棠就对西洋的器物产生了兴趣。请军攻占杭州后，他专门派人仿造过轮船，可惜没有成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很早就萌发的洋务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反复思考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后，他第一次提出学习和仿造近代轮船及火炮，许建议将此定为长远国策。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他本看加强海防，抵御外侮的目的，开始筹备福州船政局。他的这一想法提出来后，立刻招来一片反对声，就连洋务派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李鸿章就认为造船费用比买船还高，因而主张在外国订造。另外，造船的诸多困难也被一一提及，如船厂择地之难，外国师匠邀约之难，筹集巨款之难等。面对反对之声，左宗棠除力陈雇船、买船受洋人欺侮的事实外，还就人们所提之难分别进行了回答，以消除大家疑虑。在他的全力争取下，同冶五年(公元1866年)六月三日，皇上发布 “试造火轮船只系当今应办急务”的上谕，令左宗棠设厂造船。

创建兰州制造局的同时，左宗棠还在西北创建兰州织呢局，引进机器治泾，筹备机器采金。他的这些行为使甘肃这个偏远的地区较早地发展起来了一些近代工业。可惜的是，左宗棠的这些工作全都以失败告终，但可以肯定，这不能全怪他。

收复新疆是左宗棠晚年的一大壮举，也是他人生乐章中最为辉煌的一篇。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初，中亚浩帘汗国军官阿古柏勾结几个民族败类，侵人新疆南部的喀什噶尔、英吉沙、莎东、和田、阿克苏、库东和喀喇沙尔等城，宣布成立 “哲德沙尔国”，自称 “巳达吾来特阿孜”(意为洪福之王)。接着，对新疆垂涎已久的英、俄两国也借机加紧步伐，更加明目张胆地寻求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利益。西部边唾出现危机的消传到北京，朝中一片大乱，因当时我国东部海防也正吃紧，便出现了要塞防还是要海防的争比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些重巨主张放弃新疆，把西征之晌作为东南海防之用。此时的左宗棠已年近花甲，但他凭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毅然站了出来，反对放弃新疆。在朝廷关于西北边防问题的讨论中，左宗棠全面阐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国防是一个整体，海防和塞防互为表里，缺一不可。他驳斥了李鸿章把西饷用于海防的谬话，并强调塞防现在情况紧急，应优于海防，大力增加经费才对。与此同时，左宗棠还从新疆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出发，指出了失去新疆后的严重后果。听了他的慷慨陈词，清廷最终决定收复新疆。而征战新疆的重任，自然也就落在了胆识、魄力和信心俱住的左宗棠身上。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三月，左宗裳被诏命为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第二年二月十六日，准备已久的左宗棠拨寨兰州。同年五月，从各地调拨的近一百营，约五六万人的队伍聚齐在兰州在左宗棠的作战计划中，首先要拿下乌鲁木齐，接着收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北部，最后乘胜南下，一举收复全新疆。按照这一部署，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六月，左宗裳摩下刘锦棠及金顺部进驻阜康，并从那里出发，先后收复了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及玛纳斯等城，清军初战告捷。

左宗棠收复新疆战争要图

这一战役胜利结束之后，清军士气大振。可就在这时，英国却以调停人的身份站了出来，称阿古柏愿与中国和解，可作为属国，不必朝贡。左宗棠听到这一荒谬主张，立即予以驳斥，他揭穿了阿古柏“只请为属国，免除朝贡，只字不提归我故土”的险恶用心，南疆的收复之战捉上了议事日程。光绪三年(公元1857年)三月，收复南疆的第二战役正式打响。仅仅几个月时间，左宗棠的军队便攻克了除俄国占领的伊犁之外的南疆所有重镇，新疆重又回到祖国怀抱。

以后的左宗棠又投入了武力收复伊犁的准备之中。后由于各种原因，他征战伊犁的夙愿未能实现。但正是有了他早期军事唯备的威慑，清政府与沙俄就伊犁问题的谈判最后才得以达成了公正的协议。从这点上说，左宗棠在伊犁回归中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同样是不可低估的。

至此，左宗棠作为一名封建官僚，基本完成了他一生中的大业。此后，他虽然也偶有闪光之作，但相比起来，再没如此辉煌过。光绪十一年 (公元1865年)，清廷不顾全国的反对之声，同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左宗裳闻此消息，肝火上升，愤郁焦烦，病惜逐日加重。同年七月二十七日，悲愤交加的左宗棠不幸死于福州，一代名将就此陨灭。

七十年代以前，我国对左宗棠的评价一直持否定态度。王震认为左宗棠一生有功有过。所谓过是他40岁时起，靠办团练起家，镇压太平天国，围剿捻军，绞杀陕甘回民起义。所谓功是他60时岁以后，在福建办船政局等，大兴洋务。特别是不顾65岁高龄，率军西征，收复新疆，在新疆建省和大力开发、屯田。因此，左宗棠既是一个镇压各族人民起义的刽子手，又是一个积极抗御外侮的爱国者。纵观左宗棠的一生，功大于过。

光绪十一年（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湘人左宗棠停止了最后的呼吸。他是在福州北门黄华馆钦差行辕任上去世的。他一死，意味着大清王朝最后的顶梁柱倒下了，这大厦还能维持多久？

接到丧折后，慈禧太后的心情是复杂的。“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言犹在耳，可左宗棠走了。走了也好，这个汉人太强硬，太无拘束，甚至在万寿圣节也不参加行礼。但态是要表的，要不然还会有谁去为朝廷卖命呢？于是诏谕立即派发各省：追赠左宗棠为太傅，恩谥“文襄”，赏治丧银三千两。

就在慈禧太后下达诏谕后的一个夜晚，福州暴雨倾盆，忽听一声劈雷，东南角城墙，顿时被撕裂一个几丈宽的大口子，而城下居民安然无恙。老百姓说，左宗棠死了，此乃天意，要毁我长城。

左宗棠死了，左公行辕标着“肃静”、“回避”字样的灯笼。已被罩以白纱的长明灯代替，沉重的死亡气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这盏盏白灯，宣告着时代强音的终结，这是一个奋起抗争、抵御外侮的时代，左宗棠是中流砥柱。而拥有“二等恪靖侯、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一等轻骑都尉、赏穿黄马褂、两江总督、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等七个头衔的左宗棠，这个风光了半生的男人，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法国人松了一口气。他们在攻占台湾岛，他们的军舰还在东海耀武扬威。左宗棠与他们摆开了决战的架式，发出了“渡海杀贼”的动员令。他们吃过左宗棠的大亏，知道他是雄狮。一头狮子领着一群羊，个个是狮子；而一群狮子被一头羊领着，个个就成了羊。左宗棠一死，便群龙无首了。

英国人松了一口气。英国领事在上海租界竖有“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左宗棠发现，下令侍卫将其立即捣毁并没收公园，逮捕人犯。端坐在八人抬的绿呢大轿中的左宗棠，身穿黄马褂，头戴宝石顶戴，三眼花翎，手执鹅扇，面容饱满，威严无比。只要他进入租界，租界当局立马换上中国龙旗，外国兵警执鞭清道。左宗棠死了，就不需要对中国人那么恭谨有加了。

俄国人松了一口气。左宗棠把他们从新疆赶走，把他们侵占的伊犁收回，甚至用兵车运着棺木，将肃州行营前移几百公里于哈密，“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准备与俄军决一死战。左宗棠一死，中国再没有硬骨头了。

李鸿章松了一口气。一个月前，他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这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之后，签订的一个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是世界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奇闻。左宗棠领衔反对，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全国舆论哗然，群情激愤，弄得李二先生狼狈不堪，李鸿章恼怒这个湘人不懂中国国情。决定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杀鸡给猴看。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台湾兵备道刘，将他们充军流放。左宗棠上书为属下鸣冤叫屈，眼看就要翻过案来，左宗棠死了，好了，一了百了，主战派的旗帜倒了，躲在京城的李鸿章面对这个与自己争斗了三十多年的政敌的死亡，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再也不用顾忌，可以放肆地弓着腰在世界列强面前周旋，抖抖索索地在不断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画押了。

死，对于死者来说，是结束。但对活着的人，是一种绝望的痛苦。大清的中兴重臣，林则徐、曾国藩……一个一个地死了，茫茫九州，哪里还听得到复兴的呐喊？大清气数尽了。

左宗棠的墓位于长沙县跳马乡杨梅河白竹塘。墓体为石构，规模较大，长沙市人民政府于1983年列为长沙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东华门地区东部，西近王府井大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此宅为清雍正年间总管内务府大臣德保宅院，其子英和于道光二年任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对此宅进行了扩建。光绪七年，左宗棠入京授军机大臣，兼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原宅主将其宅之东部，即今29、27、25号院让于左宗棠居住，所以近人将此宅视为左宗棠故居。

29号院，广亮大门一间，后改为如意大门，门内仍保留原有门扇、门簪、雀替。门内硬山影壁。一进院倒座房五间，合瓦清水脊屋面；正中垂花门已拆。二进院北房五间，前出廊，左右游廊通三进院，垂花门已拆，院内北房三间，东西耳房各二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前出廊；抄手游廊连接各房，均为硬山合瓦过垄脊。此院东侧原为本宅偏院（原27号），已拆改失去原状。其东25号院为本宅书斋休闲部分，上世纪20年代中期，画家溥雪斋以2万银元购得，并作了改建。大门改在东侧南端，倒座房七间只余六间，为合瓦清水脊屋面。一进院北房五间为过厅，后出廊。二进院正房五间，前出廊，两侧游廊与过厅相连，院内有花坛，东廊有屏门通向东院（已拆）。三进院有正房五间，前出廊。均为合瓦过垄脊硬山房。溥雪斋在改建时，亲自设计、选料，由小木作高手在室内作了几槽楠木装修，有八方罩、圆光罩、花罩、栏杆罩和碧纱厨，古朴精美，保存完好。此宅后又售与刘姓，现为单位使用。

05年开工修缮，这一工程已被列入北京“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总投资为427万元。

左宗棠

左宗棠在崛起之前，一直是个穷举人，如果没有与三位重要人物的会面，当然，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过湖南，左宗棠是不会成就伟大事业的。
　　
第一次重要的会面

第一次重要的会面是和鸦片战争前著名的经世致用学大家、湖南人、两江总督陶澍。

陶澍为左宗棠的气质和主张所吸引，乃有了后来再次在南京相见，拜左宗棠为自己的高级幕僚并儿子的师傅。左宗棠还最终答应了两家结为秦晋之好：陶澍的儿子5岁，将来迎娶左宗棠的女儿。
　　
陶澍(1779～1839年)是湖南安化县人，进士及第后任翰林院编修，后升御史。曾先后调任山西、四川、福建、安徽等省布政史和巡抚，后官至两江总督加太子少保。道光皇帝曾亲书“印心石屋”匾赐之。其为人清廉，是晚清一代经世致用学派的大师。他的幕僚贺长龄在他的鼓励下，主持编订过著名的《皇朝经世文编》。
　　
1837春，陶澍回乡省亲，途径醴陵县，见到公馆的一副对联和两句小诗后颇为动容，执意要见这些文字的作者。对联曰：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诗曰：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
　　
作者不是别人，正是25岁的年轻读书人左宗棠。陶澍邀请当时在醴陵渌江书院做山长的左宗棠在公馆彻夜长谈，而左宗棠却以自己是读书人为由，不去拜谒大总督（可见左宗棠后来出了樊燮一案，在情理之中）。陶澍越发觉得新奇，不仅不生气，反而亲自到书院拜访。这把左宗棠感激得了不得，第二天急忙又赶到公馆拜会陶澍。二人彻夜长谈，甚为投机，成为忘年之交（陶澍时年58岁）。
　　
左宗棠回想5年前在结婚时为自己书房书写的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左宗棠碰到了陶澍，开始了人生的重要转机。
　　
第二次重要的会面，是和林则徐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冬，贬戍新疆的林则徐因夫人病逝，体弱多病，开缺回乡。从贵州进湖南，先顺沅江下洞庭，又自洞庭回溯湘水，于1850年1月3日（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晨，停泊在岳麓山下的湘江边。林则徐早得左宗棠之名而未见其人。林则徐应该最早是从忘年好友、陶澍的女婿胡林翼那里知道左宗棠的。胡林翼早在此8年前就函复林则徐道：“承示贵友左孝廉，既有过人才分，又喜经世文章。如其噬肯来游，实所深愿。即望加函敦订，期于早得回音。”后林则徐因远戍新疆，未曾见面。所以，此次经过湖南，执意要见这位隐士一面。
　　
于是有了著名的“湘江夜话”。一次新老交替的历史性会面，一次神圣的谈话。
　　
左宗棠也是早慕林则徐之名，“心神依倚，惘惘欲随”。林则徐的重大事件均为左宗棠所知。左宗棠曾说：“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喜，尝自笑耳。”足见他对林则徐的仰慕。得到邀请的消息，他急匆匆地从家里赶往林则徐的船边（可见得左宗棠对于当任的官员是傲慢的，对于他真正仰慕的英雄是谦恭的），不想情绪激动，一脚踏空， 跌入水中。林则徐大笑曰：“ 莫非这就是你的见面礼？”左宗棠听到这句话， 顿时为之释然。
　　
此次谈话， 其他的东西不太为人所知， 但是， 林则徐把他在新疆搜集的资料还有绘制的地图均全部托付给了左宗棠。就像当年他离开东南去新疆戍边时把所有的资料托付给魏源， 嘱托他研究西洋地理一样，他对中国的新疆之担忧， 致使他把重要的使命再次托付给值得信赖的人。

为此，林则徐说：“ 吾老矣， 空有御俄之志， 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 欲将此重任托付……以吾数年心血， 献给足下， 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由此可见晚清高人的识人眼光。左宗棠的命运由此和新疆联系在一起， 不过， 他还要转一大圈才有机会处理新疆问题。这一大圈就是正在跃跃欲试的太平军起义。和他一样， 林则徐也是面临这个难题。为此， 林则徐书写著名的对联相期许：“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趋避之。”
　　
林则徐回福建后， 身体虚弱， 仍然接受朝廷的重托， 开赴两广前线， 准备与太平军作战， 可惜逝世在路途。此间， 林则徐曾命次子聪彝代写遗书， 向咸丰皇帝一再推荐左宗棠为“ 绝世奇才” 和“ 非凡之才”。
　　
不到一年， 林则徐逝世的消息为左宗棠所知， 左宗棠撰若干挽联抒发情思：“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 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泽在。”“ 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可见那一次会面对左宗棠思想之深刻影响。
　　
收复新疆后， 左宗棠曾专门到福建林则徐祠拜谒， 且以陶澍、林则徐的继承者自居。他在陶林二公祠写道：“ 三吴颂遗爱， 鲸浪初平，治水行盐， 如公皆不朽； 卅载接音尘， 鸿泥偶踏， 湘间邗上， 今我复重来。” 由是观之， 陶澍是第一个识左宗棠之才的人， 林则徐则是第一个举荐左宗棠的人。这两次神奇的会面， 使左宗棠成为承接晚清前后的关键人物。而第三次的会面， 则终于造就了左宗棠的出山。

第三次的会面

历史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表现出戏剧性。太平天国偏偏不早不晚， 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发生了。对于新人而言， 这是伟大的时刻。
　　
1852 年夏天， 太平军进入湖南， 逼近长沙。郭嵩焘与左宗棠避乱于玉池山（湘阴东山）。湖南巡抚张亮基招左宗棠出山，左不愿。中秋的一天，郭嵩焘来到左宗棠家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要说左宗棠不想出山， 那是假话。事实上， 左宗棠向来以诸葛亮自居，他对时局一直非常关心。他的好友胡林翼在贵州任知府的时候，曾经向他讨教如何镇压义军，他即提出了“治小盗则团练固不易之法，若当剧贼纵横、防剿并急之日，则用团练断宜参用碉堡”的办法。
　　
此后郭嵩焘还要劝说曾国藩不要以守孝为由， 失去忠义， 从而导致曾国藩同意出山办团练。若干年后，郭嵩焘还劝说李鸿章不要因为负气就不回曾国藩幕府。郭嵩焘对三人的劝说造就了同治中兴三大名臣走上立功之路，正如他自己在《玉池老人自述》中所说“其出任将相，一由嵩焘为之枢纽，亦一奇也”。中秋节过后，左宗棠全家都躲避在湘阴东山白水洞，“诛茅筑屋，为自保计”。当郭嵩焘跟他一席长谈后，左宗棠即下决心出山了。谈话后不到十天，湖南巡抚张亮基再次敦请左宗棠。左宗棠这才下定决心，于10月8日进入长沙张亮基幕府。　

左宗棠

镇压太平天国后， 左宗棠和洋务运动的另外两个领袖曾国藩、李鸿章发生了重大的争论。这种争论因为搀合了个人恩怨，似乎总是被理解为纯粹的官场斗争。事实上，这都是为国家大事在政见上的争论，是超越了个人恩怨的，不是阴谋。

第一次重大分歧是和同僚、以前的朋友、上级曾国藩的争吵， 由此导致两人后半生互不来往。左宗棠在晚年，几乎逢人便骂曾国藩，像个絮絮叨叨的妇人。但是，我们也不能被这种现象所迷惑。当曾国藩去世时，左宗棠以如下的挽联说明二人的惺惺相惜关系：“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指曾国藩）；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
　　
的确， 二人都是性情中人， 因为政见不同发生争执是必然的。这并不影响到他们对对方人格的尊重和相互的暗暗关注；呕气也是为国事而呕。左宗棠对孩子们说，他与曾国藩的争论，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世寓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 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 知人之明， 谋国之忠” 两句话也久见于他写给朝廷的奏章中， 并非是他从前对曾国藩诋毁， 今天对曾国藩赞誉。他与曾国藩所争的是有关军国大计方面不同的意见， 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的。对那些心术不正、妄加评论之词， 何不一笑置之呢？
　　
左宗棠是一性情孤傲之人， 而曾国藩则老谋深算， 性格上有冲突。左宗棠没有中过进士， 而曾国藩则不仅中过进士， 还是翰林院的理学大师。左宗棠对自己的学位向来就非常敏感， 加上咸丰十年左宗棠在曾国藩手下做幕僚， 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二人的争论。
　　
左宗棠心里应该清楚， 曾国藩一直关注他的成长， 不仅对他委以重任， 而且以兄弟相称。但是， 敏感的左宗棠还是曾经对曾国藩的一封信表示过不满。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 很客套地写上“ 右仰” 这样的词语。左宗棠见后很是不快， 说道：“ 他写了‘ 右仰’， 难道要我 ‘ 左俯’ 不成！”不过曾国藩知道后并没有表现出来什么。事实上， 正是曾国藩把浙江的军务全权交给左宗棠， 才使左宗棠有机会在对太平天国的最后一击中建立军功。
　　
于是， 曾国藩还在后来说道：“论兵战， 吾不如左宗棠； 为国尽忠， 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
　　
导致二人最后决裂的争论是关于天京城陷后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的去向问题。曾国藩是奏称幼主已经自焚于宫中； 而左宗棠则上折称有从南京逃出的难民供说洪天贵福于六月二十一日逃到广德， 又被太平军余部黄文金接进湖州府， 准备再起事。
　　
具体的情况如何， 已经无从知晓。但是， 二人却你来我往， 口诛笔伐， 在朝廷面前拼命为自己的情报和消息辩护， 并指责对方是邀功请赏。
　　
朝廷对此不置可否， 因为此时曾国藩等人功高盖主， 挽救了皇帝的江山， 还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但是， 左宗棠后来坚持认为， 此次事件， 曾国藩错了七八分， 自己只错了一二分。
　　
朝廷还是清楚的， 曾国藩的功劳最大， 因此， 其所封爵位要高于左宗棠。
　　
左宗棠的第二次重大争论是发生在塞防和海防之争中与李鸿章等的矛盾。1 8 7 4 年， 日本入侵台湾， 警醒了朝廷。于是朝廷发文要求各地督抚上疏说明自己对塞防和海防的见解。时左宗棠坐镇西北，自然认为塞防重要，因为新疆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了。不过，他的主张有一定的迷惑性，他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不可偏重。事实上，朝廷是没有足够的财政同时发展两方面的军事力量的。
　　
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洋洋洒洒万言，充满对时局变化的忧虑。他认为中国历来备边都在西北，而现在敌人从海上来，这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因此，他主张裁撤西北军饷，赶紧筹办海军和一切洋务事业；并认为新疆地区是茫茫沙漠，没有那么重要。他说“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
　　
左宗棠针锋相对地说，“ 所谓千里荒漠， 实为聚宝之盆”，“ 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
　　
现在时人多以左宗棠为正确， 而以李鸿章为错误。实则不然。首先，二人都没有错误，因为都看到了当时中国面临的险恶环境。一个看到了俄国的用心，一个看穿了日本的歹意。其次，李鸿章的主张更具有现代意识，即他看到了海防是中国历来边防的弱点，并主张从办海防开始，全面推进中国改革。这是难能可贵的。第三，李鸿章是考虑到中国财力不济，无法同时兼顾二防，所以他实际主张的是暂缓新疆边防，而加强海防，并不是完全放弃新疆。左宗棠和李鸿章关于中国国防战略的争论具有强烈的现代性。
　　
小时候看日本电影《啊， 海军》， 看得心潮澎湃。后来才知道，那个片子是个日本军国主义宣传片。但是，日本近代以来的崛起，的确就是海军崛起的历史。反观晚清之国防，除了海盗从海上来，以国家为基础的海上武装侵略，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敌人从海上来，是晚清面临的全新的危机，晚清的失败也是长期漠视海权的价值观的失败。

海防是传统中国面临的全新课题。农耕文明数千年， 明清禁海数百年， 已经使中国人习惯了面对黄土， 背朝大海。赵丹版《林则徐》中，林则徐为加强海防而和民兵一起推千钧大炮的情景，是小时候的另一个记忆。后来晓得，原来我们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根本就没有击沉一艘英国军舰！林则徐在初期的对外接触中，囿于传统观念，尚且断定英国侵略军为武装押运鸦片的毒品走私船。可见鸦片和岸炮防御同时毒害了一个民族。

重视海防，必先确立海权意识，即海上力量（而不仅仅是岸防）的相对优势地位的意识和海洋“非常重要”的总体意识。
　　
传统中国的国防战略思想是陆地防御，这和中国古代的朝贡体制直接相关，正是“天子守在四夷”的国防战略，维护了一个陆上中国的延续性。
　　
然而，在重新审视了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历史后，我们又不得不承认，“陆上中国”之安危所依赖的朝贡体制，是不能完整概括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全部的。
　　
朝贡体制之稳定，在于其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外交思维的积淀。其中的以周边国家为守的地缘政治战略思维，至今仍然深刻影响到21世纪的中国安全战略，只是其中的“朝贡”已经不存在了。
　　
具有一万多公里海岸线的地缘特征，以及强国都是从海上到来的历史要素，已经宣告了传统中国陆上防御战略的崩溃。在此，我们呼吁构建一种全新的“蓝色中国”安全战略。
　　
而这“蓝色中国”安全战略的历史桎梏，就在于朝贡体制遗留下来的被动防御的思维元素。朝贡体制遗留的战略思维，包括以周边国家为缓冲国，以文化自大为基础的心理优势，以及战略纵深巨大产生的消极防御思想。
　　
在此，有必要解构传统朝贡体制存在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以及挖掘传统中国的海洋意识，以从潜在的基因方面，寻找蓝色中国安全战略的内在基础。
　　
丰富的中国传统外交体制和思想，其内容非“朝贡体制”能简单涵盖。朝贡体制的存在和发展与中原帝国的分合存在密切的联系。中原王朝和周边国家（或民族）的关系，在中国强大并统一的时候，则“朝贡”得明显；而在中国软弱的时候则不仅“朝贡”衰落，中国一些朝廷本身还得向别人朝贡。而中国统一的时间，在数量关系上，是存在很大争议的。以学者的统计，如果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疆域为统一的计算标准，中国统一的时间仅为81年（1759～1840年）；如果把基本上恢复前代的疆域、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宁作为标准，统一的时间是950年。以秦灭六国（公元前221年）至清亡的1911年为计算阶段，前者的统一时间仅占百分之四，后者也只占百分之四十五。在分裂的状态下，作为“朝贡”载体的中国统一王权或衰微，或消失，如何存在贯穿中国历史的“朝贡”实践呢？实际上，甚至在鼎盛的唐朝，吐蕃王朝还占领过长安，并强迫大唐和其建立“甥舅”关系。因此，周边少数民族的入侵则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和“四夷”的特殊关系。汉、唐的“和亲”政策就不能用“朝贡”来衡量。
　　
传统东亚的国际关系， 存在着两条线索， 一条是以中国为中心，另一条是以所谓“海上中国”（Maritime China ） 为平台。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就另辟蹊径，他研究了朝贡贸易体系和近代亚洲经济圈，认为 “地域经济”在东南亚和东亚（而这正是传统朝贡国最为集中的地区）所起的作用，极大地削弱了朝贡体制的地位，塑造了一个强调民间、非国家、共同体，甚至自由和平等的相对独立的区域。换言之，中国沿海和这个经济区的历史性的融合本身就已经使中国部分地国际化了，朝贡体制只是存在于最上层统治集团的意识中。滨下武志明确地断言：“历史上，亚洲绝非一个简单的平面，而是由多个具有中心—周边结构的关系的地域圈复合体而构成。”虽然明、清都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但从来不能阻止海上贸易和移民的发展。因此，“朝贡体制”这一总结，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继承了中国传统“官史”的风格，只看到中国历史似乎一成不变的一面，而没有关注到民间的历史，从而对中国及周边历史的多样性缺乏应有的分析。
　　
“ 海上中国” 的存在， 证明古代中国对外关系体系存在两面性。同时也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即：以农耕文明为根基的陆上中国，在国防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不缺乏海洋和海权意识的基因的。
　　
自魏源始， 中国有识之士就开始注意到海防这个严峻的问题。但是，其表现在《筹海篇》中的海防思想如同石沉大海。及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甚至是太平天国战争后， 清政府才注意到海防力量的重要性。
　　
近代海防总体建设恰恰是始自186 6 年左宗棠建立的福建马尾船政局和水师部队。但是造成朝野真正震动的， 是1 8 7 4 年日本从海上侵略台湾。长期被视为“ 蕞尔小邦” 的日本， 竟然公开叫板大清帝国， 此事为千年所罕见。由是， 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 海防” 和“ 塞防” 之争在清朝上下轰轰烈烈地展开。这是中国高层集体意识到海防问题重要性的开始。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则上呈万言书——《筹议海防折》。其论振聋发聩：“ 历代备边， 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 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 阳托和好之名， 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水陆关隘， 不足限制， 又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 舍变法与用人， 别无下手之方。”
　　
著名的洋务派首领、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 则明确提出了以日本为假想敌的论断：“ 目前所难缓者， 惟防日本为尤亟。以时局论之，日本语闽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 此番退兵， 即无中变， 不能保其必无后患。” 此论与李鸿章意见相同，李鸿章断言“日本……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中法战争的海军惨败，导致光绪皇帝颁布了大举扩建海军的谕令。随后乃有1 8 85 年中国海军衙门成立，1888 年北洋水师成为东亚第一海军。然而，建军后不久即停止了军舰的购买。而他们要防范的日本， 却在同一时间， 加紧了海军扩军备战的步伐。
　　
日本自幕府末年即开始重视海军建设。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魏源《海国图志》中的《筹海篇》被译成日文， 参与开启了日本的海防思想。

开国后， 日本重视外派留学生。都曾在英国留学的东方高材生严复和伊藤博文（ 是否同学， 目前仍有争议，伊藤年长严复1 3 岁，且只在英国呆过半年即回国，当时严复只有10岁），回国后有不同的礼遇， 暗示了双方对海防重视程度的不同：严复不得已做学问去了， 而伊藤博文做到了首相之职。正是此人，于1 8 9 5 年终结了中国近代海军发展的步伐。
　　
1886 年8 月定远、镇远等六艘中国主力战舰访问日本长崎。不知李鸿章此举何意，是吓唬日本人还是考察日本海防？ 不得而知。日本人肯定被震惊了。同样令人震惊的是那则关于中国水师在305毫米的主炮上晾晒衣服的故事，这又使日本人看到了希望。尽管懂海军的一些人认为在大炮上晾晒衣服是常识，但是，人们既然愿意用这个例子说明北洋水师的军纪问题，那么决不是空穴来风。何况，北洋兵当时在岸上和日本人（警察）确实发生过斗殴事件。
　　
反观日本， 日本政府在长崎访问以后即发行海军公债1 7 0 0 万日圆，用于建造“三景舰”（“松岛”、“严岛”和“桥立”）以对付中国的定远、镇远两舰。次年，日本拟定《征讨清国策》，同时天皇拨皇室经费30万日圆用于扩充海军。
　　
当现代海权论的祖师马汉发表《海上权力史论》的时候（ 1 8 9 0年），日本人金子坚太郎倡导日本民众“熟读马汉的著作，奋发图强，使‘日本帝国’掌握太平洋海权”。当年，日本百分之六十的财政用于扩军。
　　
中国之输于日本， 实输于有海防而无海权观念。即使象征性地建立了海上防御力量，但并未从总体上认识到海军力量对国防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失败的要害。
　　
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1 2 月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海军总司令黄钟瑛病逝书写的挽联中说：“尽力民国最多，缔造艰难，回首思南都俦侣；屈指将才有几，老成凋谢，伤心问东亚海权。”数年后，孙中山再次提请国人重视海权。他说：“何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海权之竞争，自地中海而移入大西洋，今则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矣！”
　　
至于左宗棠和李鸿章的争论， 最终， 朝廷的意见是采取了折衷的做法：兼顾海防塞防。但是，塞防方面的财政要左宗棠自行解决一半。左宗棠请出好友胡雪岩向国外借款打仗！　　

在塞防与海防的问题上， 不能不说是左宗棠个人的勇气弥补了朝廷的力量不足，才最终迫使朝廷继续夺取已经被俄、英支持下的阿古柏集团占领的新疆。
　　
1 8 7 5 年5 月， 左宗棠授命督办新疆军务， 时年6 3 岁。他说：“ 六十许人， 岂尚有贪功之念？ 所以一力承担者， 此心想能鉴之。” 此行， 左宗棠带了两件东西： 一是当年林则徐绘制的新疆地图； 二是一副沉甸甸的棺木！
　　
左宗棠抬棺西行，意在以必死之决心， 夺回六分之一的国土。他对家人表示：“天下事总要有人干。国家不可无陕甘， 陕甘不可无总督。一介书生，数年任江浙，岂可避难就易哉！”
　　
一年以后， 左宗棠成功收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左宗棠建议设立新疆省，实行屯边等开放政策。浙江巡抚、左宗棠的老友， 同属湘军出身的杨昌浚，在清廷恢复新疆建省后见到收复后的新疆， 吟《恭诵左公西行甘棠》：“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左宗棠从肃州（ 酒泉） 抬棺至哈密，为的是直接指挥战斗。当他发现沿途“ 赤地如剥， 秃山千里，黄沙飞扬”的时候， 这位来自湖南鱼米之乡的老人不无痛心，传令“ 凡大军经过之处， 必以植树迎候。否则， 无论巡抚、县令， 提头来见”。此令可谓中国最严厉的植树令了。
　　
植树者为树苗的成活要负责， 树上挂其姓名。左宗棠身先士卒， 亲自植树数株。自此， 古老的丝绸之路上， 开始出现千里左公柳。数年之后，即呈现“所植道柳， 除戈壁外， 皆连绵不断， 枝拂云霄”的景象。清光绪十二年， 进士宋泊鲁经过哈密时写道：“ 万里伊州道， 垂柳拂客车。” 1 91 1 年（ 宣统三年） ， 新疆巡抚袁大化路过哈密时， 仍然可以见到“ 十里柴湖庙， 村户比连， 绿荫夹道， 清流贯其中， 水声潺潺， 草木畅茂”。一介武夫， 关心环保， 是其民生意识使然。这和左宗棠个人高尚的情操是分不开的。
　　
左宗棠继续关注剩下的伊犁地区之安危。在1 8 7 9 年崇厚伊犁交涉和随后的曾纪泽交涉伊犁中， 坚决以军力作后盾，最终全境收复了新疆。1 88 1 年后， 左宗棠先是应诏至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 管理兵部事务。后又调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再任军机大臣。　

当法国舰队在福州马尾击溃福建水师后，奉命督办福建军务。1884 年11 月抵福州后即组成“ 恪靖援台军”， 东渡台湾抗法。次年9 月5 日病逝。
　　
友人挽联云： “ 千载证丹忱， 前出师表， 后出师表； 中兴论元辅，湘乡一人，湘阴一人。”湘乡那个人就是曾国藩。而左宗棠之功也不在他自诩的诸葛亮之下。
　　
法国人歼灭的是左宗棠亲手筹办起来的福州船政局的主力舰队。这是这位老人的心头之恨。然而，庞大的身躯已经倒下，再也不能抬棺而战了。

左宗棠

脾气太大，险些丢了性命
　　
道光十二年中举后，三试春官不第的落第举人左宗棠曾以“湘上农人”自嘲，但其脾气确实有村野匹夫的暴躁，并且差点为此丢掉性命。
　　
太平军过湖南，左宗棠在老乡郭嵩焘的劝说下出山，担任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师爷）。师爷在政府的正式编制之外，没有级别。但骆秉章十分信任他，对他言听计从，把一切政务都交给他处理。这对恃才放旷的左宗棠更是如虎添翼。于是，左宗棠“以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不把一般的官员放在眼里。湖南永州总兵樊燮因被人举报贪赃枉法（一说是汇报工作），来到巡抚衙门接受调查。樊燮对顶头上司行了大礼，而对左宗棠仅仅作一揖见面。
　　
左宗棠面露不满，当即大声呵斥：快给我请安！樊燮不服，回敬道：朝廷定的规矩，哪有我二品武官向你一个师爷下跪的！左宗棠恼羞成怒，大骂道：忘八蛋，滚出去！据说还打了樊燮一耳光。樊燮被震蒙了，怏怏退出。
　　
左宗棠的大骂，惹了大祸。尽管樊燮的案子证据确凿，但是左宗棠违制，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此时，湖广形势吃紧，而高层政治斗争也非常紧张。樊燮便绕过湖南巡抚，直接把状子告到了湖广总督官文那里。满洲权贵官文，正要借机打压地方汉人军政势力，如获至宝，便上诉至朝廷，参劾左宗棠为“劣幕”。
　　
左宗棠一开始不以为然。其实，咸丰帝收到奏疏后就大怒：一个小小的师爷，竟敢违抗朝廷的礼制！准备派员进行秘密调查，如果情况属实，可以就地处斩。左宗棠的一帮重量级的朋友在朝廷先得到了消息，展开了一场紧张的营救工作。
　　
这一营救过程中首要的关键人物是执掌军机的肃顺。肃顺是咸丰的大红人，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此人非常重视利用汉族官僚拯救朝廷于危难之中，曾国藩就是得到他提携的英才。他尝言：“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枝笔厉害得很啊。”
　　
肃顺曾经嘱托过曾国藩注意提携人才。此次湖南出事，他当然就很关心。他把此事告诉了自己笼络的门客高心夔。后者是江西湖口县人，曾在曾国藩处任幕僚，得到曾的推荐入京协佐肃顺，与王闿运、龙汝霖、李寿蓉、黄锡焘等五位名士共同被称为“肃门五君子”。高心夔禀肃顺说：“宗棠以傲倨对樊之骄倨，失之为粗野。但樊以下骄上，失之为纲纪，此可容乎？且朝廷正当用人之际，季高（左宗棠之号）才名满天下，岂可不为季高争之乎？”肃顺指示赶紧行动。
　　
高心夔就告诉了王闿运，王闿运（湖南湘潭人，咸丰年间举人，屡试未中进士，但为曾国藩和肃顺所识，后来成为晚清的大学者）又告诉与肃顺同任南书房行走的郭嵩焘。南书房本为皇帝的私人顾问机构，成立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翰林入值南书房，初为文学侍从，随时应召侍读、侍讲；常侍皇帝左右，备顾问，论经史，谈诗文。在军机处成立后，其职能虽然下降，但是，仍为皇帝直接服务。
　　
郭和王转过来又请教肃顺，肃顺就再次指示找一重臣奏疏保荐左宗棠，然后他再对咸丰发动攻势。一个小小的无进士出身的师爷，竟然惊动了朝廷的最上层！可见晚清政坛关系网之厉害。
　　
郭嵩焘就回去找了同在南书房当值的潘祖荫，另外加上胡林翼、曾国藩为左宗棠说话。胡林翼在奏疏中力荐左宗棠，疏中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之语。潘祖荫也上疏，保护左宗棠。
　　
潘祖荫何许人也？此人的祖父潘世恩曾为乾隆癸丑年科举考试高中一甲一名状元，而他本人也是新任探花（咸丰二年）。所以，南书房的这帮重量级人物共同出面，把咸丰帝搞晕了头！潘祖荫在疏中更是语出惊人：“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肃顺则顺水推舟，称“人才难得，自当爱惜”。
　　
于是，左宗棠不仅保住了性命，还被任命为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湖南军务。好一个因祸得福的典型。
　　
怎么回报这些朋友们、上级们都不够。对于左宗棠而言，只有不负众望，才是最好的回报。不过，对于直接促成保命成功的潘祖荫，左宗棠一直都是以礼相待，每年冬天要送潘一千两“炭敬”；并投其所好，一直送古董、文物给潘大收藏家。
　　
樊燮后来被革职，但是他因此而记住了左宗棠的话，制作洗辱牌一面，上书“忘八蛋，滚出去”六字；激励子孙考中进士，超过左宗棠。其子樊增祥，光绪三年考中进士，官至署理两江总督，总算雪了耻。

1. 左宗棠评传
2.《左宗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闪光——记王震同志谈左宗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