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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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

徐海东1900年6月17日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徐家窑(今属大悟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杰出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将。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届中央委员。他身经百战，功勋卓著，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毛泽东高度赞扬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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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 - 个人概述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三十四团任代理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和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黄陂县区农民自卫军队长，中共黄陂县委军事部部长兼区委书记、县赤卫军大队长，独立营营长兼党代表，黄陂县补充第六师师长，鄂东警卫二团团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八团、三十五团、三十六团团长，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第二十七师师长，红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师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师长、军长，红二十八军军长，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代书记，红十五军团军团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中共中央原局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届中央委员。1970年3月25日在河南省郑州市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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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 - 生平纪实

1900年6月17日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徐家窑(今属大悟县)，当过11年窑工。

1925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被派入直系军阀刘佐龙部学习军事。1926年夏，入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2师，任代理排长，参加北伐战争，在汀泗桥战役中带全排冲垮敌四个炮兵连，获嘉奖和晋升。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家乡，任河口区农民自卫队队长，在窑工中建立中共支部。11月，率队参加黄麻起义。在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骁勇善战，被群众誉为“徐老虎”。他历任中共区委书记，县赤卫军大队长，中国工农红军营长、团长和师长。

1932年秋，第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后，在国民党军对根据地进行残酷“清剿”的严重形势下，同鄂豫皖党和红军的其他领导人一起，集中留下来的部队，先后重建第25军、第28军，任副军长、军长。　

1934年11月，他任25军副军长，和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率部作战略转移，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艰苦转战两个月后进入陕南，曾任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

1935年7月，得知中共中央率红军到达川北松潘地区，立即率部西进甘肃接应，截断西(安)兰(州)公路，钳制了大量敌军。9月，25军到陕北永平镇，与第26、第27军合编为第15军团，他任军团长，与程子华、刘志丹等一起指挥劳山战役。所部编入第一方面军后，他重视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率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等战役。

1936年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曾担任红军南路军总指挥。　

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旅长，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指挥了町店等战斗。

1939年9月，随刘少奇赴华中，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员，指挥周家岗战斗，取得反“扫荡”的胜利，对巩固和发展皖东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他在革命战争中先后九次负伤，积劳成疾。

1940年患重病后，仍随军指挥作战。　

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1958年、1964年又连任两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疗养期间，写了几篇重要回忆录。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1956年9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八大”后，从大连回到北京。

1960年，主编红二十五军战史，并向编委会提出，一定要写党、写人民、写集体，不要突出个人。

1969年4月，带病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担任大会主席团委员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0月25日，被林彪、江青反党集团强行“疏散”到河南省郑州市。

1970年3月25日，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下，含恨逝世于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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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 - 精彩人生

红色窑工

徐海东是一个从农村贫苦窑工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高级将领。他一生的经历，完全能绘成中国革命战争最生动的一个画面。近代中国因阶级压迫造成的深重苦难，在徐海东身上有最鲜明的体现。他年轻时，有一次挑着瓦盆到外乡卖不出去，冻饿交加晕倒，幸亏一位农妇给了碗热粥才能活下来。苦大仇深的他，一旦听到共产主义的宣传，便会为改变自身和本阶级的地位而拼命战斗。代表反动地主豪绅利益的国民党当局，不但残酷镇压这些反抗者，对他们的家属也进行株连报复。美国记者斯诺于1936年到陕甘苏区采访徐海东时，异常吃惊地听到“国民党军一共杀了徐家66人”，他的“27个近亲，39个远亲”“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斯诺就此懂得了什么是中国的阶级战争。

蒋介石亲兼武汉“剿总”司令，在鄂豫皖边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由此大别山区成为坚持革命武装斗争最长的地区之一，杀掉一茬又生长出一茬———红四方面军撤走后建立了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又建立红二十八军，抗日战争中这里又建立起新四军的江北部队和五师。正是由于有徐海东这样的成长于鄂豫皖血泊与烽火中的老战士，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在党的史册上用鲜血写下了光荣。

徐海东参加革命只是为阶级的解放，个人日后的目标仍是当个普通劳动者。他虽当了军团长，还向新交的“洋鬼子”朋友斯诺说：我做窑坯又快又好，革命胜利后，我仍是个有用的公民。

险遭厄运

徐海东的绰号非常多，有“窑将军”、“徐老虎”、“老病号”之称。有这样一个传说：三十年代大别山闹起了红军，有一次国民党一个团把几百名妇女儿童包围在一个树林里，架着机枪逼迫他们说出“共党”下落。眼看敌人要开枪屠杀，妇女中有人放声大叫：“徐老虎来了!徐老虎来了!”敌人顿时一片慌乱，争相逃命去了。

这个传说似乎有些夸张。不过，敌人害怕徐海东，确实是真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战功卓著、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在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运动中，却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

革命初起，徐海东在鄂豫皖根据地带领一个团，成为当时根据地红军的主力。他的口头禅是：“战场上见英雄”。他为了打仗，有一次20多天没合眼，累得吐了血。要是不打仗，他就会生病，只要一打仗，什么病都没有了。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其中撤退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搞了错误的肃反。

30年代初，张国焘在王明的错误路线指导下，在红四方面军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郭家河战斗胜利后，省委收到中央发来的指示，提出要“消灭内部敌人”，“加紧肃反”，说如今到处都是“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AB团”……

徐海东当时是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但他很少参加省委和军部的会议，整天在部队里指挥训练和准备打仗。他对中央要求肃反始终持怀疑态度。

一天，师政委戴季英从省委开会回来，一面吃着饭，一面以教训的口吻对徐海东说：“如今可不能总想着打仗，要看到我们的内部严重不纯啊!”徐海东甩出一句话：“当兵的就是想打仗。”“打仗，我不反对。”戴季英把脸一绷，严肃地说，“同志，要注意反革命!”徐海东略带讽刺地说：“有反革命，好哇!没有反革命，要我们这些革命者干什么?”“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现在，内部的反革命很多，省委已决定要肃反!”戴季英接着又说：“红军和苏区内，有许多从白区来的党员，多数是不可靠的，特别是出身剥削家庭的人，只要有个风吹草动，准会动摇的。”

徐海东一听说要“肃反”，头皮就发麻。第四次反“围剿”之前，红军中就搞肃反，不分青红皂白，硬是把那么多干部抓的抓，杀的杀，闹得人人自危，军心涣散，战斗力下降。如今局面刚刚好转几天，不趁此机会去发展苏区扩充队伍，却又抓起反革命来了，这不是在自伤元气吗?但这是省委的决定，共产党员应该有组织纪律性，只有服从。

他对政委戴季英说：“不过，我觉得反革命即使有的话，也是少数，有就抓嘛。要是没有，我们可不能乱抓呀!”

“哪个会乱抓!”戴季英反感他这句话，“好人不会抓，坏人跑不掉!”在省委会上，决定攻打七里坪。并提出：“现在内部反革命猖狂，我们一面围城，一面肃反。”这就是著名的“七里坪火线肃反。”七里坪是离黄安县30余里的大镇，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就在这里成立，现在，镇里住着敌十三师6000多人，周围筑满了围墙、壕沟、碉堡，还布上了层层铁丝网和鹿砦。

红二十五军攻打七里坪，攻了10天，部队就断粮了。省委不得不把徐海东的七十四师调出来去筹集粮食。在打敌人有武装护送的运输队过程中，战斗十分艰苦，牺牲了不少战士。这里一边打仗，那里一边在内部大肃反，很多干部和战士都被当作“改组派”、“第三党”、“AB团”给抓起来了。

一天晚上，徐海东听到隔壁屋里正审讯“反革命”。他走了过去，发现七十九团特务连指导员小朱被吊在屋梁上，下面审讯队的人正举着皮鞭狠命地抽打他，师政委戴季英也在场逼他口供。

徐海东对小朱是了解的。他17岁就参加了革命队伍，还当过皖西少年共产主义青委宣传部长，在革命斗争中一直表现不错。他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现在这么动刑拷打，小朱一直不承认参加所谓第三党，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徐海东实在看不下去了，对戴季英说：“这个同志我了解，他不是反革命!你看嘛，他一点口供都没有。”戴季英说：“这你就不懂了，真正的反革命是没有说实话的。不吐口供，更证明他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

徐海东大声地说：“我说你是反革命，你自己承认不?”师政委说：“胡说!我不承认!”徐海东说：“那你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戴季英大怒：“肃反是省委的决定，我是省委委员，又是政委，这是我管的事!你不要包庇反革命!”官大一级压死人，徐海东气得走了。

在戴季英眼里，徐海东是个只会打仗不懂政治的军事干部。不久前，在一次战斗中，部队抓了130多个俘虏，徐海东让战士们把他们押到后方，不料碰上戴季英，他下了道命令，把俘虏统统枪毙了。事后，徐海东问他为什么杀俘虏，他把脸一沉，说：“不杀他们，那杀哪一个?我留着他们还给他们吃饭，放了他们会来打我们，不杀干什么!”

徐海东革命这么多年来，对俘虏一直是经教育后释放的，可从没听说过做师政委的有这样直截了当的高论。抓内部反革命，连小朱都成了反革命，他真的不懂“政治”了。后来小朱到底还是被枪毙了，他在临枪毙时还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徐海东感到非常痛心。此时，饥饿，肃反中的恐怖，战斗中的伤亡，严重威胁着围攻七里坪的红军。省委发出通告，批评一些领导人在肃反中思想右倾，严令“对武装中的肃反还要加紧”。就这样，肃反更加扩大化了。徐海东被看作是有“严重右倾思想”的领导人之一。

徐海东在省委会议上列席会议。他发言，矛头对准省委主要负责人沈泽民说：“部队垮了，领导上要负全部责任!”他又补充，“历来，只有小资产阶级领导，只顾自己吃饭，不管战士的死活!”

沈泽民用烟袋指点着徐海东：“哪一个是小资产阶级?就你是无产阶级?你这个人成问题!”突然从委员堆里传来一声斥喝：“你是没有资格参加我们的会议，出去!”徐海东被撵出了会议室。这是徐海东入党以来头一次。他忽然想起几天前的事，肃反委员会要他填一份表格，还交代他，把大革命失败后他是怎样从武昌跑来的，入党介绍人是谁，在什么地方入党，要写具体些。他恍然大悟：啊，我被怀疑上了!小朱入党介绍人是徐海东，枪毙小朱，原来都是冲他来的。当他曾向省委反映肃反肃了自己人时，省委领导拍着桌子说：“动摇肃反，动摇围困七里坪，是政治上的罪人!”

他突然意识到，抵制和反对肃反只能死路一条，最后被砍头。总指挥徐向前怎么样，连自己的老婆都保不住，红一军军长许继慎怎么样?红四军军长旷继勋怎么样?照样杀!我算什么?普通师长一个!两千多团、营干部都不明不白地死在自己人手里，谁能说他们无罪?谁敢说?

“我无路可去，家是不能归了，家里66口被杀。我决不当逃兵，死也死在战场上!”敌人突然来进攻了，他满腔悲愤，一跃而起，找到了团长：“马上组织反击!两个团从后翼包抄。”团长说正面呢?徐海东说有我呢!

敌人黑压压的攻了上来，团长们率部包抄上去。徐海东铁了心：战死总比冤死强!他甩掉帽子，脱了上衣，扒下裤子，只穿一条裤衩，抓过警卫员手上的战刀，跳出工事，第一个向敌群冲去!特务连、交通队的战士们见到徐海东副军长光着膀子上阵，不等冲锋号响，高喊杀声，随着徐海东杀了上去。担任包抄任务的两个团长见正面徐海东光着膀子冲锋，也带头冲锋在前。敌人立刻被这种阵势打乱了，精神吓垮了，全线崩溃。敌人一个旅被冲得七零八落，470多人当了俘虏。敌人二师的进攻也就此停止了。

徐海东赤膊上阵，打垮了敌人，感动了沈泽民。他到前线来看望徐海东：“只要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你有问题，哪一个说你有问题，那个人自己就有问题。”严酷的现实，使省委头脑有所清醒，肃反肃了自己人。红二十五军刚刚壮大，经七里坪一仗损兵几千，不得不暂时停止肃反。

就在此时，敌人把大别山围得水泄不通，红二十五军面临严重的困境。徐海东依然率领七十四师转战大别山，在敌人包围圈中几进几出，创造了名副其实的游击战术。后来，他担任了红二十五军军长。不久，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移师陕甘宁。

先疲后打

先疲后打，这是徐海东指挥艺术中的一大特点，也是他以弱胜强、屡战屡胜的拿手好戏。

1935年4月20日，蒋介石命令原在鄂豫皖边区的东北军六十七军三个师，驻郑州的九十五师入陕，汇合第四十军、第四十四师和陕军一部，共41个团，由杨虎城统一指挥，向红二十五军发动大规模“围剿”。由于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故气焰十分嚣张，扬言要三个月内，趁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千里跋涉刚到陕南，立足未稳之机，彻底消灭红二十五军，想拔掉这个尚未来得及与主力会合的“独刺”。

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大军压境，稍有不慎，不仅不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而且面临敌人“吃掉”的危险。只有机智同敌人周旋，适时歼敌，方可打破“围剿”。

6月初，行动开始后，徐海东率部由郧西二天门出发，按照预定方案，先向北，后向东，再向南，飘忽不定，今天30公里，明天40公里，天天走，夜夜行，拖着敌人走。6月15日晚，徐海东的第一步计划开始了。他突然带领部队转头南下，连夜疾行65公里，一举攻占了敌第四十四师在鄂豫陕边界的战略要地和补给站——荆紫关，全歼守敌200多人，缴获了部队急需的大量军需物资和给养，既补充了自己，又掐断敌人的补给线，真可谓一举两得。徐海东这突然的一击，敌人果然上钩了。敌军重新调整部署，以六十七军三个师、第四十四师和西北军警一旅等部，急急忙忙向荆紫关方向扑来。

6月的天气，时而烈日当头，时而暴雨浇身，路途坎坷。敌人在这种天气下行军十分艰难，如蜗牛似地前进。徐海东率领的红军由于在荆紫关得到了军需给养补充，又在那里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士气很高。在这种态势下，徐海东又布下了第二张大网，等待下一个猎物上钩。

当敌人迫近荆紫关时，徐海东率领部队，与敌人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拖着敌人沿着陕南的崇山峻岭继续前进。6月25日，徐海东率领部队来到预定的作战地区后，经过认真分析、精心勘察地形和休整准备，决定杀个回马枪，并将打击的对象瞄准孤军深入的誓一旅。警一旅旅长唐嗣桐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名将”，从未吃过败仗，骄横之极，一心想抢个头功。可他忘了他的部队已经过了20多天的疲惫行军，其官兵的士气已经极为低落。

7月2日拂晓，当唐嗣桐率部毫无戒备地走至袁家河口时，张网已待多时的红军突然出击，警一旅顿时乱作一团。战斗仅仅持续了8个小时，敌1800余人全部被歼，旅长唐嗣桐也当了红军的俘虏。

誓一旅覆灭，旅长被俘，此事震动了陕南，也震动了整个东北军和西北军。虽然“围剿”总指挥杨虎城在蒋介石的催促下，多次电令余部继续追击，然而早已疲惫不堪、被吓破了胆的敌军左顾右盼，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只此一仗，敌人对红二十五军的这次“围剿”就被彻底粉碎了。

三次“让官”

1931年的春季，正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紧张进行的时候。敌人集中了十一个团的兵力，采取追堵并施的战法分路向红军进攻，妄图在五月底以前彻底消灭边区的红军。

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在一次战斗中，徐海东跟随着连队一起冲杀，负伤了，而且还伤得不轻：他的左腿连中两发机枪子弹，一颗穿过皮肉，一颗卡在大腿骨和小腿骨之间。抬下战场后，他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随后他又被送入了红军医院。在缺少麻药的情况下，为了尽快返回部队，徐海东还是要求医生给他动手术。手术后不久，他就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离开了照顾他一个多月的军属陈妈妈(就是陈锡联的母亲)家，找队伍去了。

经过几天几夜的跋涉，徐海东终于找到了部队。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战事太紧，他原先率领的三十八团已经有了一个新团长，而且政委也不缺，只缺一名副团长，一下子他这个老团长成了没处安置的干部。师政委让他先在师部休息，把伤好好养一养，等待分配。师政委说：“三十八团已经有团长了。”“那我去当副团长。”“这怎么行?”师政委吃惊地望着徐海东。“这有什么?”徐海东无所谓地说，“团长、副团长不是一样领兵打仗吗?再说，我们闹革命又不是争官当。”

在徐海东的再三要求下，师里同意了他的请求。他又回到了三十八团，一板一眼地当起副团长来。与团长、政委通力配合，胜仗照样是一个接一个地打，徐海东的威名在大别山区传得更响了。

1933年10月以后，由于“肃反”和王明“左”倾冒险军事路线的指导，鄂豫皖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破坏。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下，根据地被分割和压缩成了几个小块，敌我兵力极端悬殊。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中央的指示，1934年11月16日徐海东和整编后的红二十五军离开了战斗生活了几年的大别山区，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

还在出征前，部队在罗山段家湾、何家冲一带进行整编时，徐海东就主动向省委提出请求，自己不再担任军长，请中央来的程子华同志当。因为他听说程子华同志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过，而且他还参加了广州暴动和海陆丰斗争，又曾当过中央红军的师长。他想，不论是从文的方面还是武的方面来说，程子华同志都会比他这个“青山大学”毕业的军长强，这样二十五军就能少受些挫折，少走些弯路，发展壮大也会更快一些。但是，他不当军长，主动要求做副手的举动大家却不一定都能理解。一时间议论也多了起来：“老军长怎么变成副的了?”“还不是被‘老三’(指肃反中被抓的所谓‘第三党’的人)咬了的。”“不!听说是他自己主动提出要当副军长的。”

听了这样的议论，徐海东只是笑一笑，根本没把它放在心上。省委书记徐宝珊听到后却静不下来。他知道徐海东性子急，又要强，怕他听了这些话会受不了，就专门去找他，给他解释。

听了省委书记安慰他的话，徐海东反倒笑了起来。他对省委书记说：“我这人打仗有瘾，走路也有瘾，以前喝酒也有瘾，就是没有官瘾。干什么不是为了革命呢?想一想以前我还是个窑花子呢!”听了徐海东这一番肺腑之言，徐宝珊大为感动，他深深意识到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徐海东变得更加成熟了!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经毛主席提议，中央决定授予徐海东大将军衔。正在大连养病的徐海东听说后心中十分不安。他想，自己在出任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后不久就病倒了，1940年以后，几乎就是在担架和病床上度过的，自己并没有继续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怎么能接受这么高的军衔呢?

恰好，周总理来大连，又到他住的文化街75号看他。徐海东一见到总理就说：“总理，我一直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我受之有愧啊!”总理一向钟爱这位窑工出身的虎将，爱他的军事才华，更欣赏他胸怀宽广、光明磊落的性格，不由得紧紧握住这位老兵的手，动情地说：“海东同志，你不要让了，给你授大将军衔，是根据你对革命所做的贡献决定的，依我看，不高也不低，恰当!”

因伤赢得爱情

在共和国大将的行列中，有一位从大别山走出来的窑工，身经百战，9次负伤，身上留有17处伤痕。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海东。

徐海东是红二十五军的创始人。红二十五军北上长征行至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时，突遭敌军拦截。激战中，一颗子弹射进他的头部，他当即倒地昏死过去。这是他第九次负伤，也是最重的一次，四天四夜昏迷不醒。到第五天醒来时，他问身边的人：“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军政委吴焕先告诉他，部队安然无恙。省委已经决定，要以陕南为立足点，创建鄂豫陕苏区，然后安慰他要好好养伤。

在这令人焦急的四天四夜里，有一位美丽的少女一直守候在徐海东床前，等待着军长醒来，她就是护士周少兰（后来改名周东屏）。在那些难熬的时光里，军长的睫毛哪怕是微微一动，都会给周少兰带来一阵喜悦。可是，她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无论她怎样呼唤，军长那因失血过多而显得蜡黄的面孔竟毫无表情。在这四天四夜里，姑娘那双美丽而动人的大眼睛因劳累和着急，眼窝都凹陷了。

徐海东终于醒过来了，周少兰激动得掉下了眼泪。清醒过来的徐海东，也看见了一个泪眼模糊的女护士守在自己床前，手里还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便安慰她：“小同志，不要哭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不过是睡了个痛快的觉嘛。”

看到军长伤势这么重竟然还这么乐观诙谐，周少兰心中涌起一种像亲人起死回生般的幸福感，带泪的脸上荡起了笑容。

说实在的，徐海东这次负伤，还多亏了周少兰的细心照顾。徐海东负伤那天，头上脸上全是血，喉头被血和痰堵着，呼吸极为困难，情况万分危险。医生们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周少兰走上前说：“让我试一试。”说着，就伏在徐海东床前，口对口地吸出了堵在徐海东喉头的血痰，险情很快排除了。在徐海东昏睡的四天四夜里，她替他打针换药，擦洗身子，换洗衣服，还不时地往他嘴里润水，照护得细心而周到。

在朝夕相处中，徐海东知道了周少兰的身世：她家境十分贫寒，9岁那年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最后她不甘受欺压，逃了出来，当了红军。周少兰悲惨的遭遇和不屈的性格深深打动了徐海东，他开始喜欢上了这个聪慧的女护士。而徐海东诙谐乐观的性格也感染着周少兰，她觉得军长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是一个可以依赖的兄长……

从相互钟情到结为革命伴侣，他们又走过了一段风雨历程，直到长征到达陕北后才举行婚礼。婚后，徐海东得到周少兰的精心照顾，因此徐海东常常感叹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是一个“因祸得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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