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平论

伊曼努尔·康德

民主和平论是相对发展较晚的一个理论。原因之一在于民主国家在19世纪末期之前仍相当少见。虽然伊曼努尔·康德很早便提出这种理论，但一直要到1960年代这个理论才开始受到学术界重视。

康德在1795年写下的论文《论永久和平》中提出了民主和平论的概念，虽然当时他仅是将宪法制共和国作为永久和平的必要条件之一。康德的理论主张，大多数人们永远不会在投票中支持发起战争，除非是出于防卫。也因此，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是共和国，战争便永远不会出现了，因为先行的侵犯永远都不会产生。自从康德之后许多不同的解释也被提出，现代的理论则是依据经验的观察主张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或从来不会互相争战。

美国的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DeanBabst是第一个有系统的研究这个主题的学者，他在1964年写下了一篇学术论文刊登于《WisconsinSociologist》期刊以提倡这个理论；八年后他又在《IndustrialResearch》期刊发行了一个更简易而普及的版本。但两个版本最初都没受到太大重视。

在1976年，两名学者MelvinSmall和J.DavidSinger终于对此做出回应，他们发现除了两个的边缘例子外，民主国家之间缺

鲁道夫·拉梅尔

乏战争，但否认这个趋势有任何统计显著性。他们的反驳发行在一篇政治学期刊后，民主和平论才开始受到更大重视，MichaelDoyle便在1983年对这个理论做出冗长的讨论。鲁道夫·拉梅尔是在早期研究并重视这个主题的主要学者之一，后来他对这个理论写下了大量著作。

Maoz和Abdolali（1989）则将较少的战争进一步扩展至较少的冲突。Bremer（1992）、Maoz和Russett（1992）都发现到，在控制了数个可能的研究变量后，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巧合关系相当的明显。他们的研究将民主和平论带入主流学术界的重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支持者和其他人则对此提出许多新的反驳。其他的学者则试着有系统的研究为何民主会产生和平(Köchler1995),、以及为何民主能够影响到其他外交关系的层面。

自从这些开创性的研究以来，对民主和平论的深入研究已经为数众多了[1]。绝大多数研究都指出某些形式的民主和平论的确存在，虽然他们的方法论不一定相同，而且许多据称例外的战争也仍存在争议。

挪威的国会在1913年成为第一个 实行普遍选举权的国家

民主和平论在政治学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因为民主和平论根基于理想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与之前支配学界的现实主义完全相反。不过，民主和平论逐渐被广泛接受，并且甚至在一些民主国家影响了政策制定。

举例而言，美国的两大政党都表示支持民主和平论，民主党的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说：“保持我们国家安全并维持长久和平的最好方法便是支持其他地区的民主发展。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互相争战。”而共和党的现任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也说：“我这么强烈支持民主的原因，正是因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互相交战。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社会的人民都厌恶战争，因为他们了解战争是毫无意义的…我对民主能促进和平有着极大信心。这也是为什么我如此强烈相信中东的前进之路，是促进民主。”已被美国国会通过的《促进民主法案》（AdvanceDemocracyAct）指出：“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是非常少见的，而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则相当的常见，已经有将近170,000,000人因为极权政府的政策而失去了生命。”

曾经担任欧盟执行委员会专员的彭定康说：“由于欧盟成立的原因之一便是为了保护自由的价值，所以我们表达这种立场是一点也不会令人吃惊的。同时这也是出自合理的战略原因。自由的社会通常不会互相争战、也不会选择做一个坏邻居。”欧盟一份名为“一个安全的欧洲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的战略安全报告也指出：“对我们的安全最好的保障便是一个皆由制度良好的民主国家治理的世界。”

一些人则担心民主和

伍德罗·威尔逊

平论可能会被用作向非民主国家宣战的依据(Chan1997,p.59)。伍德罗·威尔逊在1917年要求国会批准向德帝国宣战，因为德国在无限制潜艇战中击沉美国邮轮和煽动墨西哥攻击美国，除此外他并称：“除非出于民主国家之间的友善关系，稳定和睦的和平时期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以及“必须确保民主在这个世界的安全”。一些人认为民主和平论被用于正当化2003年入侵伊拉克战争，其他人则指出直到战争开始后这才被用作开战理由之一(Russett2005)。除此之外，Weede（2004）主张这种理由相当脆弱，因为强迫民主化伊拉克：一个周遭几乎全是非民主国家的独裁国家，反而可能增加战争的风险（一些研究指出一个民主和一个独裁国家之间是最可能发生战争的组合，一些人则发现那些被非民主国家包围的民主国家的战争风险相当之大），Weede并主张若美国和其盟国真的是根基于民主和平论之上而想民主化独裁国家（而他反对这种做法），那最好的做法应该是从那些边界有至少一两个稳定的民主国家的独裁国家打起，并且逐渐扩大。研究也显示试图用外部力量推广民主通常会遭遇失败。Gleditsch、Christiansen和Hegre（2004）则认为借由干预主义强迫民主化可能可以在最初获得一些成果，但通常会制造出不稳定的民主化国家，长远来看可能会有危险的后果。而那些达成了长久而稳定的民主的例子—例如二战结束后被美军占据的日本，通常都已经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和社会架构，并对整个政治文化上做出激烈的改变。支持他国内部民主运动并使用外交手段可能会是更容易成功且成本更低的方式。也因此，民主和平论和其相关的研究，如果被正当理解的话，是可以用作反民主圣战的理论的(Weart1998)(Owen2005)(Russett2005)。

康德

不同的理论家和研究者对于民主也有许多不同的定义；这也影响了他们在研究结果上的不同。一些例子包括了：

康德（1795）反对直接民主制，他认为：“那必然是暴政，因为“全体”可以打压那些意见相反的人，因此这个全体的意见未必全然是全体的意见，这与自由是相反和对立的。”康德倾向于一个保护个人自由免受多数侵害的共和立宪制。

Small和Singer（1976）将民主定义为一个有以下特色的国家：（1）有定期的选举，反对党和执政党都有参与选举的自由、（2）允许至少10%的成年人口投票、（3）有一个能够控制政府执政部门、或是享有与执政部门同样权力的议会。

Doyle（1983）则要求（1）那个“自由的政体”必须是市场或有私人财产的经济体制、（2）他们的政体拥有对外主权、（3）他们的公民享有司法权利、（4）他们拥有代议制的政府。并且至少要有30%的成年男性能够投票、或是所有人在累积一定的财产后都能取得投票权。与其他研究者相较，Doyle允许世袭的君王拥有更大的权力，举例而言，他将法国的路易·菲利浦也视为是自由的政权之一。

Ray（1995）要求至少要有50%的成年人口被允许投票，而且至少要有一次和平的、符合宪法的政权转移出现过，亦即透过选举的方式将执政权力从一个政党手中转移给另一个独立政党。

拉梅尔（1997）则指出：“这里的民主指的是自由民主制，亦即那些执政者是由有竞争的选举以及秘密投票、和广泛的投票权（粗略的定义是包括至少三分之二的成年男性）所选出；同时还要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结社自由；以及一个宪法架构下政府服从的法律体制，并保障人民平等的权利。”

以上皆为民主与非民主的二元分类。许多研究者则试着使用较精细的区分。例如政体资料研究计划用两个尺度衡量每个国家，一个是民主程度、一个是独裁程度，衡量自1800年以来每一年的数据。和一些其他的研究计划[8]。对政体资料研究计划资料的使用各自不同，一些研究者从中研究民主尺度与好战间的关系。一些则把它当成二元分类来用（如它的制造者），将所有高民主程度和低独裁程度的国家称为民主国家。也有人用两者间的差来判断。

Snyder

一些研究者则观察到历史上许多可能与民主和平论不符的例外情形都是牵涉到尚未发展成熟的民主国家，很多研究者为此又新增了一项资格限制，通常是必须在达成民主制度后和平超过三年(Doyle1983)(Russett1993)(拉梅尔1997)(Weart1998)。拉梅尔（1997）主张这三年的门槛期间是为了“让民主程序被接受、并让民主文化生根。”除此之外，这段期间也能让其他国家承认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

Mansfield和Snyder（2004、2005）认为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国家之间的确不会发生战争，但他们主张那些正在进行民主转型的国家最容易卷入战争。他们发现正在民主化的国家比稳定的民主国家、独裁国家、甚至是正在独裁化的国家都要更为好战。因此，他们主张在将这些战争从分析中淘汰时必须留意，因为那可能会隐藏了民主化过程的负面观点。但另一个更早的统计结果分析则指出，民主化与战争间的关联的主要原因在于正在民主化国家的执政部门无法取得足够权力、独立、和制度的健全度（Braumoeller2004）。另一篇评论（Ray2003）则指出其他许多研究的结果，显示正在民主化的国家的战争风险的提高只有当其周遭有很多非民主国家时才发生。即使将未成熟的民主国家包括在分析结果里，许多研究仍然发现足够证据证明所有的民主国家—无论成熟与否，与另一个民主国家开战的可能性很小(Ray1998),(Ray2003),（Hegre2004）甚至是不可能（Schwartz&Skinner2002）。

一些研究者则观察到历史上许多可能与民主和平论不符的例外情形都是牵涉到尚未发展成熟的民主国家，很多研究者为此又新增了一项资格限制，通常是必须在达成民主制度后和平超过三年(Doyle1983)(Russett1993)(拉梅尔1997)(Weart1998)。拉梅尔（1997）主张这三年的门槛期间是为了“让民主程序被接受、并让民主文化生根。”除此之外，这段期间也能让其他国家承认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

Mansfield和Snyder（2004、2005）认为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国家之间的确不会发生战争，但他们主张那些正在进行民主转型的国家最容易卷入战争。他们发现正在民主化的国家比稳定的民主国家、独裁国家、甚至是正在独裁化的国家都要更为好战。因此，他们主张在将这些战争从分析中淘汰时必须留意，因为那可能会隐藏了民主化过程的负面观点。但另一个更早的统计结果分析则指出，民主化与战争间的关联的主要原因在于正在民主化国家的执政部门无法取得足够权力、独立、和制度的健全度（Braumoeller2004）。另一篇评论（Ray2003）则指出其他许多研究的结果，显示正在民主化的国家的战争风险的提高只有当其周遭有很多非民主国家时才发生。即使将未成熟的民主国家包括在分析结果里，许多研究仍然发现足够证据证明所有的民主国家—无论成熟与否，与另一个民主国家开战的可能性很小(Ray1998),(Ray2003),（Hegre2004）甚至是不可能（Schwartz&Skinner2002）。

印度

大多数研究针对的都是双方面和平—亦即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互相争战。但也有少数研究将范畴扩大至单方面的和平，主张民主国家整体上也较为爱好和平，无论他国是否为民主政体亦然。近来有一些研究得出了倾向单方面和平的结果。Müller和Wolff（2004）则同意这种理论：“民主国家在平均上可能稍微的—但不是绝对的—比其他政体的国家更爱好和平”但也指出“单方面的解释是不必要的、而且也不具说服力”。他们也注意到某些民主国家对于其他非民主国家的敌意极大，指出自从1950年代以来最具好战性的民主国家是印度、以色列、英国、和美国。

民主和平论最直接的论点就是：“研究过去两个世纪的所有战争，假如民主国家真如同其他政体的国家一般经常互相征战，那么应该会有许多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纪录。相反的，依据不同研究的结果，这种战争极度少见、甚至是零。”

战争

可能的例外：一些研究者的结果指出，至今为止从不曾有任何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国家之间的战争出现[11]。JackLevy所提出的一段经常被引用的描述是：“民主国家之间从没有战争出现的法则，就如同任何我们在国际关系上所用的观察法则一般准确。”

一些人则提出了一些例外，相当常被提出的例子包括了美西战争和继续战争。一些人将这些战争视为是边缘的例子，一些人则只简单的将民主国家间的战争描述为“很少见的”、“非常少见”、“少见或不存在”。

一些人则认为是否有例外可能不是那么重要。强烈支持民主和平论的Bremer，主张要证明民主国家间的战争次数为零是不可能的，因此“争论民主国家之间究竟是没有发生过战争、还是极少发生过战争是没有意义的”，能证明的只是战争可能性显著降低。

不过，至少有一个研究者主张若是有任何一个例外出现都会颠覆整个理论。但大多数的研究者则不这样认为。

依据政体研究计划提供的资料，绿色曲线代表了从 1800年-2003年间民主程度8分以上的国家的数量。 在Wayman(2002)列出的MID冲突列表，没有任何 一场战争是这些国家之间的争战。

如同现实主义的Mearsheimer(1990,p.50)指出的，对于战争的研究的问题之一在于“民主国家在过去两个世纪算是少数，因此民主国家间处于互相争战的立场的机会也较少”—尤其是在采用严格定义的民主时。民主国家直到最近几十年前都还是少数。即使是采用较宽广的民主定义，如同Doyle所采用的，在19世纪末期前也只有一打的民主国家，而且其中许多都相当短命或是选举权有所限制(Doyle1983)(Doyle1997,p.261)。自由之家认为在1900年时还没有任何独立国家实行了普遍选举权。

民主和平论支持者之一的Wayman(1998)指出：“如果我们只注重于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有任何战争发生，那么这需要再经过很多年时间才能稳固我们对于民主和平理论的信任。”

因此，尽管以上所述及的大量案例研究，一些人仍然主张目前并没有足够证据显示民主与和平间的必然关系，尤其是在考虑到外部因素的可能影响时。

为了解决这种限制，许多研究者转而研究冲突较少的理论，因为这样的理论更为容易证实。军事化的国际争议（MID）远比战争要来的常见；战争研究计划算出过去两个世纪里总共发生了数千次的MID。一篇评论（Ray2003）列出了许多研究结果，主张民主国家之间比起其他政体的国家更不容易卷入MID中。

另一个研究（Hensel,Goertz&Diehl2000）则发现在两个国家都变成民主政体后，每一年两国发生MID的可能性都会逐渐降低，最后发生MID的可能性会在五年内降至于零。

当检视民主国家间的MID时，一个研究（Wayman2002）发现他们通常较少牵涉到第三国，单方面的仇恨也比较少遭遇反弹，如果被仇恨的另一个民主国家也反弹仇恨，通常是因为遭遇了一定的挑衅，而双方的争议也比较少造成任何人员死伤。比较常见的行为只是“夺取物资或人员”。

研究显示，国家之间和平解决争议的可能性也会被当事国中较不民主的那一国的民主程度所正面影响。民主国家间的争议远比牵涉到一个非民主国家的争议要来的容易解决。民主国家在互相争议时也比较可能容易接受第三方的调解（Ray2003）。

在威胁用和使用暴力的国际危机中，一个研究发现若当事国都是民主政体，那么两者的相对军事力量对于事件的输赢并无影响。但若有非民主的国家参与其中则不同。这在即使当事国是同盟国时，研究的结果也依然相同（Gelpi&Griesdorf2001）。与之相似，一个对于国家行为的研究也发现军事争议只有在国家是独裁政体时军事力量才显得重要：民主国家似乎并没有将军事力量作为支持争议中那一方的基准（Werner&Lemke1997）。

大多数研究都只检验冲突参与者是谁，而忽略了是谁先开始冲突的。在许多冲突中双方都主张是对方先行开始冲突的。一些研究者(Gleditsch,Christiansen&Hegre2004)则主张研究冲突的开端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现有的资料记载可能相当不可靠。即使如此，有些研究者对此展开了研究。Reiter和Stam(2003)主张独裁国家先行展开侵略的次数比民主国家先行攻击独裁国家还要频繁，Quackenbush和Rudy(2006)在证实这个结果的同时，也发现民主国家先行攻击独裁国家的次数比非民主国家之间互相争战的次数还要频繁。一些进一步的研究(Peceny&Beer2003)(Peceny&Butler2004)(Lai&Slater2006)则研究不同形式的独裁和制度对冲突开端的影响。与其他独裁政体如一党执政制度相较，个人崇拜和军事独裁的国家可能特别容易先行发动战争，但也可能特别容易成为先行攻击的目标。

大多数研究都聚焦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过，也有一些研究指出民主国家国内的内部冲突较少。举例而言，一个研究发现内战在最为民主的国家和最为独裁的国家都较为少见，而那些处于民主和独裁政体之间的国家则最容易爆发内战。政治的改变也会提升内战的风险，无论是转向民主或独裁亦然。政体居中的国家仍然最可能爆发内战，无论他们政治改变后经过了多久。在长期上，居中的国家比独裁国家较不稳定，而独裁国家又比民主国家较不稳定，长期稳定的民主政体是民主化进程最可能的结果（Hegreetal.2001）。Abadie(2004)则发现大多数民主国家的恐怖主义活动都较少见。Harff(2003)则发现种族灭绝和政治屠杀在民主国家都较少发生。拉梅尔(1997)发现越民主的国家，政府屠杀人民的可能性越低，他指出历史上大屠杀所杀害的人数比战争高出了六倍。

Davenport和Armstrong(2004)则列出了其他研究并表示：“研究再三的显示，民主政体都较少发生政治取缔、审查、酷刑、失踪、和大批屠杀，包括各种测量的尺度、方法、时间长度、国家、和背景都得到这样的结果。”并且总结道：“透过各种测量和研究方式发现到，在低于某个程度的情况民主对于人权违犯没有影响，但在超过这个程度后越民主的国家在政治镇压上的数量则约以等比例的速度减少。”Davenport和Armstrong(2003)指出三十年来的统计研究显示了只有两个因素可能会减少人权的违犯：政治上的民主化和经济上的发展。这两者中民主则更为重要而且更容易达成。

支持民主和平论的图表。此图显示 了鲁道夫·拉梅尔和其他人的研究。

民主和平论至今已经是相当知名的研究领域了，有超过一百名研究者对此发表了研究论文。许多经过同行评审的论文更在他们的引言里提起大多数研究者都同意民主和平论是一个研究观察上的事实。

ImreLakatos则将民主和平论的研究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他提倡的“进步的研究计划”、一种是传统的“退步的研究”，他主张进步的研究方式同样能够解释退步的研究方式所找出的现象，但它也能够找出更多有价值的研究领域并且发现更多重要的事实。相较之下，他主张那些使用了“退步”的研究方式的研究者通常没能提出新的观察发现，反而花费大多数精力调整他们的理论以防卫批评者的质疑。一些研究者主张目前民主和平论已经是关于国际关系的“进步”研究计划了。依据这些人的说法，民主和平论可以解释许多之前垄断了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所提出的观察研究—尤其是现实主义的那些理论；除此之外，民主和平论最初所主张的：自由民主制国家之间不会、或很少互相争战的这个假设，已经成为大量有关研究的题材（Ray2003）（Chernoff2004）（Harrison2005）。大多数这些衍生的研究都提及了民主国家之间的确有较少的冲突和意外。

其他还有研究主张民主国家比较倾向于与其他同样属民主政体的国家结盟，他们的联盟关系也比其他政体的国家联盟还要持续更久和稳定（Ray2003）；一些研究包括了（Weart1998）则显示民主国家在外交活动上通常比非民主国家还要友善和容易沟通；一个研究显示了有着比例代表制的民主国家在整体上都比其他国家还要友善（Leblang&Chan2003）；另一个研究指出比例代表的制度以及权力分散的区域自治也与社会的长久和平有密切关联（Binningsb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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