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

1893年5月5日，广东省番禹县（今广州），来自浙江的客商汪椒家里，又新添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是汪椒的第4个男孩，也是第10个孩子，汪椒给这个男孩龋蝴叫汪兆铭。
汪兆铭是汪椒的填房吴氏所生，生汪兆铭那年汪椒已经62岁了。汪椒是个落第秀才，后来弃文从商。汪椒见这个小儿子异常聪明，就特别注重教汪兆铭读书，在汪兆铭5岁时就开始教他认字。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汪兆铭8、9岁时，就基本可以读书了。汪椒晚年由于年老眼花，无法看清书上的小字，就让汪兆铭每天为他朗读诗书。汪椒特别喜欢王阳明和陆游，每天让汪兆铭为他朗读王阳明的文章和陆游的诗。每天在父亲面前朗读，不仅无形中培养了汪兆铭演讲的口才，还使幼小的汪兆铭接受了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和陆游的豪放文风，这些对汪兆铭后来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汪椒家里并不富裕，汪兆铭童年时代的生活相当清苦。汪兆铭13岁时，母亲病逝，14岁时，父亲又病逝。从此汪兆铭就依靠比自己大22岁的大哥汪兆镛抚养生活。由于家境所迫，汪兆铭１７岁时就开始到私塾去教书。1901年汪兆铭18岁时参加了科举考试，以广州府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秀才。
1900年义和团事件以后，清政府开始搞“新政”，开始大量选派公费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并给予归国留学生举人或进士的待遇，授予高级官职。这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识青年纷纷前往外国留学。当时公费留学生的主要派遣国家是日本，大量留学生前往日本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日本地理位置近，留学费用便宜；二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强国经验对中国特别有现实意义；三是日文中大量使用汉字，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学日文要比学欧洲文字省力很多。特别是日本还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置了一些学校，在日本教师讲课时，旁边配有中文翻译，以便让不懂日文的中国留学生也能听懂讲课的内容。当时日本比较有名的专门招收中国留学生的院校有：政法大学速成科（汪兆铭母校）、宏文学院、同文书院和振武学堂（蒋介石母校）。1904年，两广总督岑春在广州招考前往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的公费留学生，录取人数为50名。清政府为每位公费留学生每月资助30日元，这比现在公派留学生的资助金高多了，可以在日本生活得比较宽裕。汪兆铭考上了这次的公费留学生，和汪兆铭同时录取的还有胡汉民，朱执信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同盟会的骨干。1904年9月，汪兆铭挤杂在三等舱的乘客当中，首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当时汪兆铭万万没有想到三十多年后，他以“国家元首”之尊乘专机访问日本，更没有想到他会客死在这片土地上，人的命运真是不可预测的事。到日本后，汪兆铭住在东京神田区神保町名叫春水馆的留学生宿舍，离政法大学很近。政法大学以教授西方的政治法律为主，汪兆铭在那里学习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神》，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这些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使汪兆铭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树立起推翻专制的封建王朝，建立西方式民主共和国的信念。

1901年应番禺县试，中秀才，后为生活所迫任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家庭教师。与朱执信、古应芬等组织益群学社，讲究实学匡世。
1903年考取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费生，次年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受西方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思想的影响，“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兴”。
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后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谬论，受到孙的好评。1906年毕业后拒绝两广总督岑春煊令其归国服务的要求，随孙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日语翻译，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生活，还可以资助朋友。任南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1907年初，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压力，随孙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任南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1908年赴缅甸设同盟会仰光分会，３月汪精卫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后又参加在新加坡筹设同盟会南洋支部等工作，并筹募革命经费。

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报》主编，秘密复刊发行《民报》第25－26号。1910年1月与黄复生等抵达北京，开设守真照相馆，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事泄后被捕，判处终生监禁。在狱中起初决心以死报国，后受肃亲王善耆软化，意境为之一变。武昌起义后，由袁世凯开释出狱，任南方民军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暗中秉承袁的意旨，与君主立宪党人杨度等组织国事共济会，鼓吹革命、立宪两派联合拥袁，实现南北统一。12月与李石曾等在天津组设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任支部长，阻拦北方革命党人发动起义。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按孙嘱咐代起草临时大总统府就职宣言。后留在孙身边工作，力劝孙让位袁，并参加北上迎袁专使团。汪精卫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   陈璧君举办了结婚仪式后，8月赴法留学，中间几度返国，皆超然于政治之外。1917年回国后参加护法运动。
1919年在上海参与创办《建设》杂志。
1921年任广东革命政府高等顾问、教育会会长等职。次年任国民党本部参议，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
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被孙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出任中央宣传部长。11月随孙北上入京，任秘书。
1925年2月孙病危时受命记录孙的遗嘱。孙逝世后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孙的信徒面目出现。6月26日，由汪精卫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今后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撤销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行政机构，将国民党的最高行政机关改称国民政府。7月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7月2日，汪精卫在10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被迫辞职，出走法国。次年4月归国，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一度与叛变革命的蒋介石进行争权斗争。7月15日在武汉实行“分共”，与蒋合流，但随后仍一直与蒋明争暗斗，汪精卫于1927年2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在汪精卫途径莫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4月归国，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一度与叛变革命的蒋介石进行争权斗争。4月5日，汪陈两人一起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4月18日，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邀请国民党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自己任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公开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7月15日在武汉实行“分共”，与蒋合流，但随后仍一直与蒋明争暗斗，蒋介石和胡汉民均已下野，汪精卫也于9月13日通电下野，12月16日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1929年回国后，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对各路“护党救国军”发出委任状和番号。1931年元旦汪精卫在天津发表下野声明，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5月28日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九一八”事变，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蒋介石迫于形势，将软禁的胡汉民释放，并派蔡元培、张继携带他写给汪精卫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重组国民政府，广州政府随即取消。历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职。1938年12月离开重庆，发表“艳电”，公开投日叛国，充当大汉奸。1940年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主席。1944年11月10日在日本名古屋病死。

当时的社会舆论中，汪精卫和蒋介石被认为是对日妥协的主谋，激进的学生把两人列为暗杀的对象。1935年11月1日至6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合影照相时，大礼堂里的秩序比较混乱，于是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合影，返回会议厅休息室。汪精卫见蒋介石迟迟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蒋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精卫说：“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摄影刚完，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从后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 汪精卫被刺后，陈璧君首先赶来，见汪精卫倒在血泊之中，不由想起当年两人赴京暗杀摄政王的情景，悲愤地说：“四哥，你放心罢，你死后有我照料儿女。革命党反正要横死的，这种事我早已料到。”蒋介石也从休息室赶来，汪精卫以为自己要死了，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单独负责了。”不过汪精卫的伤势虽重，但所中的三枪并非致命伤，在南京中央医院将左臂、左颊的子弹取出，但后背的子弹取不出来。汪精卫在遇刺后会见报社记者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
当时国内有一些主和派成员，组成了一个名叫“低调俱乐部”的小团体，虽然汪没有直接参加这个团体，却是这个团体的灵魂人物， 日本国内也有一批主和派，主张尽早以较为宽大的条件和中国停战言和。主要人物是陆军参谋本部支那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还有在华日本纺织同业株式会社理事长船津辰一郎，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前首相犬养毅的三子犬养健等民间人士。影佐祯昭等主和派也在没有政府批准的情况下，私下与中国接触打探和平的可能性。高宗武和西义显等人私交不错，双方不久就达成了初步协议：日方以宽厚的讲和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汪精卫则脱离国民党另立政府和日本签订停战条约，实现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
汪精卫来说，迈出这一步的确是非常艰难的。正如梅思平所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汪精卫也明白，他迈出这一步的代价有多大，岂止勾销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甚至要千夫所指、万人痛骂，陈公博也从成都打来电报，劝告汪精卫说：“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我决心跳火坑了。”
1938年12月离开重庆，汪精卫经越南河内去南京，发表“艳电”，蒋介石先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精卫回重庆，王宠惠说：“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顺。”汪精卫回答说：“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之后汪精卫便日方代表秘密签订的“重光堂协议”公开与日本主和派和谈，进行所谓“和平运动”·
1944 年11月10日在日本名古屋病逝。 汪精卫死后葬于南京郊外的梅花山，国民党还都后将汪精卫的坟墓炸毁。棺木和尸体被运往清凉山火葬场彻底焚化，梅花山的坟地由工兵铲平后建了一座小亭，四周添植许多花木，彻底改变了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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