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学问渊博,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等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哲学上总结并发展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为客观规律。又以“絪蕴生化”来说明“气”变化日新的辩证性质,认为“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强调“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周易外传》卷五)。由“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反对保守退化思想。又认为“习成而性与成”,人性随环境习俗而变化,所以“未成可成,已成可革”,而教育要“养其习于蒙童”。在知行关系上,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反对陆王“以知为行”及禅学家“知有是事便休”观点。政治上反对豪强大地主,认为“大贾富民”是“国之司命”,农工商业都能生产财富。文学方面,善诗文,工词曲。所作《诗绎》、《夕堂永日绪论》,论诗多独到见解。所著经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其一生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至死不渝。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墨迹传世稀少。《大云山歌》书风神清气舒,可谓难得珍品。明代的思想,是对历代思想的一次大综合。明代学者们对以往思想界,指摘弊病,有的很中肯。
王夫之的思想,尤其在历史观和政治思想方面,大都表现在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两部书里。《读通鉴论》有三十卷,《宋论》有十五卷。据王夫之的儿子王敔在《姜斋公行述》的说法,王夫之-末年作《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以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诸种卷帙繁重,皆楷书手录。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其藏于家与子孙言者,无几焉。由此可看出这些书的写作过程是非常艰苦的。王夫之一生著书320卷,录于《四库》的有:《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春秋稗疏》等。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晚年系统的史论代表作之一。作者认真研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总结历史经验,有感而发,随事阐述自己的见解、主张和思想认识。对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作了多方面的评论。全书约六十余万字,按朝代分为三十卷,卷末又附有《叙论》,没有篇题。
王夫之一生著述共达100余种,400多卷,体系浩大,内容广博,在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各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发挥宋代哲学家张载的“气”一元论观点,认为世界是以“气”为物质始基而构成的,并由此出发,坚持“道”(规律)必须依存于“器”(客观事物),一旦“器”变,“道”也就必定变化。这是一种唯物的自然观,
王船山的另一个重要哲学观点是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动,动是绝对的。他提出天地万物“变化日新”的见解,认为一旦事物不动,就必趋腐败,“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虽其未肖,亦而死”。不但自然界如此,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是如此,总的趋势是“世益降,物益备”,即一代胜过一代,即使是被人们美化为理想社会的远古“三代”,实际上也远不及现今之世。因为历史是发展的,时代是变化的,所以王夫之赞成随历史的变化而进行社会变革,他强调:“三代之法,不可挟以为名,治后世之天下。”思是古代好的法令制度,不一定对现今适用,必须针对实际情况加以变更,在知行关系上,王夫之提出知行统一的观点。他说:“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就是说“行”是“知”的基础,不“行”就得不到“知”。所以“知者非真知,力行而知之真。”从这重“行”出发,王夫之认为一切学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致用。显然,这是对湖湘学派务实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在政治思想上,王夫之接受了程朱理学中关天“礼”的阐述,坚持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主张“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但另一方面,王船山又反对绝对君权,如果君言不为“天下之公”,以一己私利而获罪天下百姓,就必须革除他的君位。虽然王夫之所持行的还是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但他能在明清之际提出限制绝对君权,就已是难能可贵了。
王夫之身处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时代,因而思想中民族意识极为强烈,他特别强调夷夏之别,把它提到“古今之通义”的程度,认为君位“可禅可继可革”,但绝不能落入“夷类”之手。于是,王夫之把几千年来传统的大汉族中心观发挥到了极至。抗清复明失败后,就隐居石船山的“湘西草堂”从事撰述,拒不入仕清朝,最后以明遗臣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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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学识极其渊博。举凡经学、小学、子学、史学、文学、政法、伦理等各门学术,造诣无不精深,天文、历数、医理、兵法乃至卜筮、星象,亦旁涉兼通,且留心当时传入的“西学”。他的著述存世的约有73种,401卷,散佚的约有20种。主要哲学著作有:《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诗广传》、《思问录》、《老子衍》、《庄子通》、《相宗络索》、《黄书》、《噩梦》、《续春秋左氏传博议》、《春秋世论》、《读通鉴论》、《宋论》等。
王夫之的哲学论断富有批判精神。他别开生面地注释经学,以发挥自己的思想。他把以往的学术明确地划分为“贞邪相竞而互为畸胜”的对立阵营,自觉地继承、发扬《易》学系统中的朴素辩证法和从王充到张载的唯物主义气一元论。同时,大体把各种宗教神学和唯心唯识之说都归入“异端”阵营,主张对它们“伸斧钺于定论”,给以严厉批判。另一方面,他又主张采取“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的批判方法,对老庄哲学、佛教理论深入研讨,在批判中注意吸取其中合理内容,从而积累了大量先世的思想资料,创立了具有总结历史意义的博大哲学体系。
正因为王夫之强烈的夷夏之辨思想,他的著作在清前期200年一直埋没不彰,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有邹汉勋、邓显鹤整理编校的《船山遗书》问世,但搜集不全,流传亦不广。以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又在金陵设局刊印较完备的《船山遗书》,使它的学说为人们所知悉,并立即受到全国,尤其是湖南士人的高度尊崇,从而对近代长沙和湖南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曾国藩借重他的重“礼”思想来强化保守的传统观念;维新人士吸收他“变化日新”的社会变动观倡言改革;辛亥志士利用他的夷夏之辨的民族意识进行反满革命;民国初年,刘人熙等人在长沙设立船山学社,创办《船山学报》,鼓吹保护国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长沙第一师范任教的杨昌济对王夫之的知行学说倍加赞赏,主张力行实践,并影响到青年毛泽东;直到今天,坐落于长沙闹市区的船山学社旧址和湘江西岸王夫之就读过的岳麓书院,仍吸引着人们去追怀这位杰出的人物。这不由使人想起梁启超所说的一段话:
“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薰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这就是一位20世纪的大学者,对一位17世纪的大学者的确切评价。
王夫之的故居湘西草堂,座落于衡阳县曲兰乡湘西村菜塘弯,始建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有茅屋三间,左为住房,右为书房。1981年湖南省文化局拨款重修草堂,定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草堂占地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18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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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夫之故居 |
离湘西草堂4公里的曲兰乡船山村大罗山脉的虎形山上,有座船山墓庐,系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衡永郴桂巡道谭启瑞修建。1981年又按原貌进行了修建。坟圈青石砌就,正中立汉白玉石碑,上刻“伟大思想家王而农先生之墓”。旁刻有自题墓志铭:“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邱,故衔恤以永世。”,坟圈刊清代名人王闿运及唐鉴词。坟墓主体占地100平方米,正中为王夫之墓,左为王夫之之继配夫人墓,右为王夫之四儿媳刘氏坟,坟盘共石阶三级。二级石阶分别立《重修墓记》和《保护告示》。两边石刻对联两幅:“前朝干净土,高节大罗山。世臣乔木千年屋,南国儒林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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