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

毛泽东年幼时就读过的南岸私塾

私塾是私学的一种。清代地方儒学有名无实，青少年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场所，除义学外，一般都在地方或私人所办的学塾里，因此清代学塾发达，遍布城乡。以经费来源区分，一为富贵之家聘师在家教读子弟，称坐馆或家塾；二为地方(村)、宗族捐助钱财、学田，聘师设塾以教贫寒子弟，称村塾、族塾(宗塾)；三为塾师私人设馆收费教授生徒的，称门馆、教馆、学馆、书屋或私塾。塾师多为落第秀才或老童生。学生人学年龄不限。自五六岁至二十岁左右的都有，其中以十二三岁以下的居多。学生少则一二人，多则可达三四十人。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由秀才祝星六创办并任塾师的留下西溪私塾(在今茶市街)，开办时学生有二十余名，最盛时达四十余名。塾师一般多为一人，大的村塾则不定。学生人塾后由塾师个别教授。年幼儿童先识“方块字”(书写在一寸多见方纸上的楷书字)，识至千字左右后，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亦有直接教读“四书”的。教法大多为先教学生熟读背诵，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由教师逐句讲解。除读书背诵外，有习字课，从教师扶手润字开始，再描红，再写映本，进而临帖。学童粗解字义后，则教以作对，为做诗做准备。“四书”读完后，即读“五经”，兼读古文，如《东莱博议》、《古文观止》等，并开始学习作文。由于科举取士深人人心，学塾也重视制科文字(八股文)的习作，为科举考试作准备。学规极严，订有严厉罚则，体罚为平常事。

清代的私塾

私塾乃我国古代私人所设立的教学场所。它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传播祖国文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启蒙儿童，使学童在读书识理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

私塾的学生多六岁启蒙。学生入学不必经过入学考试，一般只需征得先生同意，并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圣像前恭立，向孔老夫子和先生各磕一个头或作一个揖后，即可取得入学的资格。私塾规模一般不大，收学生多者二十余人，少者数人。私塾对学生的入学年龄、学习内容及教学水平等，均无统一的要求和规定。

就私塾的教材而言，有我国古代通行的蒙养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以及《女儿经》《教儿经》《童蒙须知》等等，学生进一步则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其教学内容以识字习字为主，还十分重视学诗作对。

私塾的教学时数，一般因人因时而灵活掌握，可分为两类：“短学”与“长学”。教学时间短的称为“短学”，一般是一至三个月不等，家长对这种私塾要求不高，只求学生日后能识些字、能记账、能写对联即可。而“长学”每年农历正月半开馆，到冬月才散馆，其“长”的含义，一是指私塾的先生有名望，其教龄也长，二是指学生学习的时间长，学习的内容也多。

至于私塾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在蒙养教育阶段，十分注重蒙童的教养教育，强调蒙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如对蒙童的行为礼节，像着衣、叉手、作揖、行路、视听等都有严格的具体规定，为我国教育的传统。在教学方法上，先生完全采用注入式。讲课时，先生正襟危坐，学生依次把书放在先生的桌上，然后侍立一旁，恭听先生圈点口哼，讲毕，命学生复述。其后学生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朗读。凡先生规定朗读之书，学生须一律背诵。另外，私塾中体罚盛行，遇上粗心或调皮的学生，先生经常揪学生的脸皮和耳朵、打手心等。

私塾是私家学塾的简称，古代很少把“私”和“塾”两个字直接连起来使用。私塾成为一个社会常用词汇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以示与官立或公立新式学堂的区别。古人称私塾为学塾、教馆、书房、书屋、乡塾、家塾，等等，这些字眼都带有几分文雅气或亲情味。私塾学生既有儿童，也有成年人。按照施教程度，人们把私塾分成蒙馆和经馆两类。蒙馆的学生由儿童组成，重在识字；经馆的学生以成年人为主，大多忙于举业。根据私塾的设置情况，清末学部把私塾分为义塾、族塾、家塾和自设馆。义塾带有免费教育的性质，以出身清贫家庭的子弟作为施教对象。族塾依靠族产支撑，属于宗族内部办学。族塾往往设在宗祠内，不招收外姓儿童。富家大户聘请名师宿儒在家专门教授自己的子女，这种私塾称为家塾。自设馆是塾师自行设馆招生的私塾，不拘姓氏。过去，私塾多为蒙学程度，以自设馆为最多。塾师文化水平悬殊，他们当中既有像蒲松龄、郑板桥那样的文化名人，也有不少粗通文墨的腐儒。

作为中国固有的民间办学形式，私塾有悠久的历史。人们一般都认为孔子在家乡曲阜开办的私学即是私塾，孔子是第一个有名的大塾师。

追根溯源，私塾是从更早的塾发展过来的。西周时期，塾只是乡学中的一种形式。《学记》追述西周的学制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当时，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塾的主持人是年老告归的官员，负责在地方推行教化。

最早关于塾的记载不是出自《尚书》，而是出自商代甲骨文。据裘锡圭先生考证，在殷墟出土的卜辞中，有多处提到了塾。塾在卜辞中作“孰”，两个字旁为上下结构。不过，商代的塾不是教育儿童的场所，而是宫门侧之堂。塾是怎么得名的？清人顾震福的解释是：“臣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熟所应对之事。塾之言熟也，是塾本以熟思得名。”（《隶经杂箸》甲编卷下）

先秦时期，孔子只是诸子中的一子，儒家思想没有被作为治国的工具使用。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儒家思想被封建帝王定为一尊，变成了重要的社会统治资源。以传递儒家文化为己任的私塾从此在社会上站住了脚跟，虽历经战乱而绵延不绝。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出现推动了私塾的发展。当时，科举考试主要是围绕儒家经典“五经”展开的。明清科举考试的重心向“四书”倾斜，而“四书”同样属于儒家经典的范围。此外，宋明理学家注重对儿童进行伦理教育，并制订乡规民约，推行社会教化活动。宋明理学的兴起，促成了族塾义学的兴盛。历代帝王都把教育儿童看成是家长自己的责任，对蒙学只是略加提倡、引导而已。官府从不干预私塾办学，任凭私塾在民间自由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没有中断，长期扮演强势文化的角色，兼之私塾教育的政治、经济基础在古代少有变动，多种因素决定了古代私塾办学的面貌变化不大。《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成书于不同朝代（南宋、五代、南朝），它们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成为明清两代最常见的儿童识字用书。《论语》、《孟子》属于经典读物，这时，也变成蒙学教材的一部分。私塾历来实行个别教学，塾师根据不同人的学习基础、接受能力安排课业，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私塾对学生背书的要求特别高，读书是私塾学生的主要活动。清代，杭州城内著名的宗文义塾在条规中要求学生：“每日读生书，朗读百遍。”

对于文化的传递、人才的培养，私塾在古代曾经做出过贡献，它适应了古代社会的需要。但是，到了近代，私塾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出现了距离，因此，私塾受到社会的质疑。提倡新教育的人指责私塾不开设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知识覆盖面过窄；教材长期不变，知识老化问题严重。显然，中国要想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不能不发展近代新教育。

1901年，清廷下兴学诏，鼓励地方兴学。1903年，“癸卯学制”颁布推行。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为兴学让路。教育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中国近代工商业非常稚嫩，小农经济无力为普及近代初等教育提供充足的经费，经济滞后制约了近代小学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前，儿童在小学的就读率大致为20%。另一方面，社会上还有大量私塾存在。把私塾与小学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有人发现，转化私塾可以作为发展近代初等教育的生长点。1906年，学部向各省转发了江苏士绅提供的《私塾改良会章程》，支持民间组织私塾改良会。1910年，学部颁布《改良私塾章程》，鼓励劝学所对私塾进行改良，调整私塾的课程、教材、教法，促使私塾向近代小学靠拢。20世纪前半期，受政府更迭的影响，近代私塾改良活动时断时续。从全国范围看，大致出现了三次私塾改良高潮：1905～1911年，1915～1920年，1930～1937年。在这几段时间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加强对私塾的管理，劝导或者逼迫塾师调整办学方式。

经馆受废科举的直接冲击，纷纷停闭。时间不长，社会上很少再有经馆，剩下的几乎都属于蒙馆。清末民初，义塾、族塾或者改办小学，或者停办。开办家塾属于家庭内部事务，地方政府不便过问。自设馆是最普通的私塾，自然就成了私塾改良的主要对象。据教育部不完全统计，1935年底，全国有私塾101027所，已改良者35394所，未改良者65633所。经过改良的私塾称为改良私塾，办学介于新旧之间，是从传统私塾向近代小学过渡的教育机构。1915年，商务印书馆为改良私塾设计了一个课程表，其中有修身、国文、算术、读经、体操、游戏。国文、读经采取复式教学形式，其他课则私塾学生合上。1936年，杭州市政府教育科对全市私塾进行常识抽考，发现各塾平时对于常识课都不甚注意。其实，近代的改良私塾大多停留在这样的办学水平上：都开国文（后改为国语）课，不少加授算术；部分采用小学教科书，但没有完全放弃传统蒙学教材。国文、算术需要塾师加以讲解，改良私塾为此添置了黑板、粉笔。

私塾改良遇到一定的社会阻力，本身也有需要检点的地方：对私塾办学的特殊性缺乏考虑。私塾改良收效不大，农村的私塾还是以旧式私塾居多，鲜有改良者。每当私塾改良活动处于低谷，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放松了对私塾的管理时，社会上就会冒出一批私塾来。在军阀混战的20年代以及抗战期间，新开办的私塾比较多。中国古代有私人办学的传统，崇尚文化知识。遇到战乱，官学受到冲击，私学便趁机填补官学被破坏所造成的教育真空。这一模式在近代仍然适用，具体表现为私塾的反弹。

新中国成立前夕，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政策，一些私塾的学董因为土地被充公而丧失了聘请塾师的能力。同时，随着对塾师的思想改造工作的进一步深入，部分塾师感到不再适合设馆谋生，便另图他业。1949年夏秋间，江苏省仪征县对私塾的处理办法有：1.分区举行塾师甄别试验，合格者发给设塾准许证，不合格者劝其转业。2.组织塾师学习。3.组织少数塾师参加冬学研究会和冬学工作，成绩优良的帮助转为公办小学教师。这一年，仪征县有41名塾师转业，主要是回家务农。然而，受战争的影响，不少地方政府无暇顾及整顿私塾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有些县还有私塾存在，多者达数百所；有些县私塾所剩无几，甚至已经完全消失了。教育部根据《共同纲领》的文教政策，把私塾视为一种私立学校，当成了改造的对象。1949年12月，钱俊瑞副部长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示：“对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一般采取保护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造的方针。”（《中国教育年鉴（49—81）》）逐步改造和突击消灭的精神是不同的，私塾暂时没有被完全取消。1952年9月，教育部指示各地接办私立中小学：“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人民教育事业，以适应今后国家建设需要，本部已决定自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同上）随后，私塾有的被并入小学，有的主动关门。到了50年代后期，私塾基本上在社会上绝迹了。

现代私塾：昆明“乾元堂”

1964年9月，北京一处偷偷办学的私塾，被公安机关发现后取缔。私塾的主持人当时被定性为“非法开办私塾，宣扬封建礼教”。

改革开放后，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复苏。80年代初，湖南平江的农村悄然出现了私塾。老塾师朱执中在家中重操旧业，教授乡人读“四书五经”。朱执中让学生读老书、习诗文、练书法，教学因人而异，注重背诵和体悟，这些做法都没有超出传统私塾的范围。不过，朱执中不再体罚学生，比老私塾前进了一步。

近年来，伴随着“国学热”、“读经热”的升温，私塾补习班在社会上应时而生。2005年10月，张志义在苏州开设“菊斋私塾”，刻意追求古典情调。塾师身穿儒士长衫，室内悬挂孔子画像，儿童作揖打躬学习古代礼仪。张志义向学生讲授《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四书”、《易经》、《老子》、《庄子》以及诗词韵文，中间穿插讲授古乐、书画、茶道。张志义是一个国学爱好者，“菊斋私塾”的办学宗旨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它与传统私塾的精神是一致的，尽管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私塾重返教育舞台，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把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私塾叫现代私塾，即现代社会中的私塾。现代私塾在小学教育的缝隙中产生，它试图补充小学教育的不足，利用了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好奇心。不过，新旧教育观念的跨度太大，而且，现代私塾还要承受来自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压力。这些因素都制约着现代私塾的发展。

苏州现代私塾——“菊斋私塾”

八股文同明、清以来的教育制度是分不开的。没有认真严格、踏实持久的长期教育，是教不会写八股文，更培养不出科举人材的。所以要理解八股文的历史本质，也必须把我国长期的教育制度作一个深刻的回顾，大体了解一下它的具体情况，并以现代的观点分析一下它的历史本质。这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重视教育的历史十分悠久，远在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完整体系、有一整套符合实际的理论。《礼记》中《学记》一篇，就是一篇完整的教育理论文献，一上来就对学习教育的政治作用、社会作用，给以十分充分的肯定。而且把传统习惯形成的教育制度纪录下最早的完备系列程序。如：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这样与封建政治制度配套的教育制度已十分完整。而且在两千多年前的书中，就称之为“古之教者”，可见其年代的久远，历史的悠长。对现代人说来，“八股文”已是很古老的事，更何况这样很古很古的教育制度。不过虽说它那样古老，而其寿命却很长。由两千多年前就称为“古之教者”的远古说起，直到三五百年前的“八股文”鼎盛时代，其教育的根本形式，还是一直沿续着，那就是“私塾教育”，其所谓“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等县学、府学、国学类似的国家教育机构，似乎只起一些管理考查作用。学习年限也颇自由，并未如远古规定的那些年限。最起作用的也还是那遍布全国各省农村、城市、包括穷乡僻壤的各种私塾。

为什么说“各种私塾”呢？因为所谓“家有塾”，这个塾到后来是多种多样的；说是“私塾”，有时也不一定是私，多少还有些“公”的成份在内。以此约略分之，大体不外以下数种：一是城、乡有钱人家，为教育其子弟，请教师在家设帐，按年付教师聘金束修；或教师自己在自己家及其他公共房屋，如庙宇、会馆等处设帐招学生来读书，按月或按季节交钱给教师，等于学费，这就是纯粹的私塾。都是个人对个人，故曰纯粹的私。如一个村庄合请一个教师，立个书房，教本村小孩，谁家孩子来读书，就教些束修，像《儒林外史》第二回所写汶上县薛家集周进的书房，是村中付馆金每年十二两银子。来读书的小孩又多少送些“贽见”（即见面时礼金），这就是公办的了。另外如一族人办的义学，或用某项公款办的义学，也都有“公”的成份在内。

从教学程度分，私塾并不像现代的学校那样可分成小、中、大学三级甚至研究院等等，程度级别那样明显。私塾是高低程度浑在一起的，全看教师的水平，有的教师程度很差，只能在三家村的小书房中，教教识字课本“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教到《论语》就困难了。这是极少数，只能教程度极低的蒙学，稍微高些就不成。但是一般的私塾教师，大多是些不第的秀才，他是读完《四书》、“五经”，而且会作八股文的，如前举《儒林外史》第二回周进的例子，他在县里考“案首”，即童生小考第一名，自然不但“五经”、《四书》烂熟胸中，八股文一定也很不错了。可是时运不济，所谓“文章虽好难入考官眼”，连个秀才也考不上，只能到乡间去作“孩子王”，但这样的老师他教的幅度就比较大了，从启蒙教育，教教识字课“三、百、千”小书，一直教完《四书》、“五经”，教会作“八股文”，甚至教出名家，教出状元，也一点不稀奇。也还有中了进士，甚至作了官，然后又因种种原因，再作教师的。如《红楼梦》所写贾雨村作黛玉的教师，就是中了进士、放了官又丢了官，才到林如海家教家馆的。自然，这样的私塾教师，不但可以教会作八股文，而且可以把自己的考试经验传授给学生了。明、清两代不少很有名的学者名人，也都是长期教私塾出身的，如明末归有光、清代郑板桥，都作过很长时期私塾教师，郑板桥《道情》十首中咏塾师之作：“老书生，白屋中，说唐虞，道古风，许多后辈高科中，门前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亲切感人，等于是写他自己。

苏州现代私塾——“菊斋私塾”

尽管好的私塾教师，能从启蒙教到参加全部科举考试，似乎是连贯制，不分等级。而就学生言，还是可分等级的。大约是这样：一是启蒙教育，即识字教育，约一至二年；二是读书教育，约三至五年；三是开讲、开笔作文教育，约五至八年；四是八股文完篇、练习揣摩、参加科举考试阶段，约八至十年；五是不断温书，不断练习作八股文，争取考中秀才、举人、进士，这就各人情况不同，期限也不一致了。旧时识字课本《七言杂字》中道：“用上十年好功夫，进个秀才不费难。”大抵六七岁儿童，进书房识字读书，不间断地十年左右，到十六七岁时，就可以读熟“五经”、《四书》、《神童诗》、《唐诗合解》之类，再读一定数量八股名文，就可学会写八股文、试帖诗。聪明一点的人，就可以考中一名秀才了。俗名“进学”，其年龄再低可以到十三四岁，再大二十出头。若过了三十来岁，还考取不了秀才，进不了学（即在县学中有了名字，成了生员，不断参加岁考），那就变成被奚落的对象了。如《儒林外史》第二回所写已进了学的梅相公嘲笑比他年长许多，而未进学的周进道：“你众位不知道我们学校规矩，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就是进了学便是秀才，互称朋友，不进学，活到八十岁，也是童生，还称小友。这是学会八股文进学的大体年龄。不过进学之后，秀才考举人，举人考进士，那在年龄上的差异就更大了。年青的十八九、二十岁就可中了进士，年老的六七十，甚至还有八十岁才考中进士的，科举考试，在年龄上是没有限制的，这点是十分“民主”的。

私塾教育由识字开始，到学会作八股文，这个教学进程是如何安排的呢？一是识字，由认方块字起，一般几个月或半年之后，读等于识字课本的“三、百、千”、《名贤集)、《神童诗》、各种《杂字》（如《五言杂字》、《七言杂字》）等等。这些识字课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句子短，句子整齐，四声清楚，平仄互对，音节易读，字很大，即使不很聪明的儿童，也很容易读，琅琅上口，很快读熟，句子读熟了，字也记牢了。充分利用了汉语、汉字单音、四声音节的特征，充分发挥了儿童时期记忆力特强的特点，也充分避免了儿童时期理解力差的缺点。突出记忆力的发挥和锻炼，这是我国两千多年以来汉字启蒙教育最有效、最成功的特点。其所以有极显著的效果，用现代科学观点回顾分析。这一办法的本身非常符合中国语言文字及儿童年龄特征的客观实际。现在教育工作者忽略了这一特点，是极为可惜的。

一二年间初步完成了识字教育，即开始读书教育。所谓“读”，是读出声音来，琅琅上口，强调读熟背诵。读的范围，首先是《四书》、“五经”。《四书》或先读《大学》、《中庸》，后读《论语》，或先读《论语》，再读“大、中”。最后读《孟子》。“四子书”的诵读次序，没有规定，但《孟子》总是后读，没有先读的。也有读书人家，启蒙时不读“三、百、千”等通俗启蒙读物，识了一些方块字后，就开始读《四书》。俞平伯老先生三足岁读书时，就开始读《大学》，老先生一九八三年给我信中说：“我近翻看三岁时所读《大学》，仍不大懂，虚度八十余年，诚可笑也。”不知老先生是否是说笑话，抑或意在讽刺，因为明白世上事不少都类此。近百年前三岁儿童读《大学》，到了八九十岁还不大懂。现在六七岁儿童读小学，许多“伟大的……”话语，其到了八九十岁，仍不大懂，不是也还是一样的吗？“记忆”和“懂”本来是两回事，自然大多可以统一起来，但也必然有不少不能统一的。即小时记牢，到老不忘；小时不懂，到老死也不懂的怪事，古今一样，谁也不能改变。不过这是闲话，且不管它。再说读《四书》的情况，大约一般聪明才智，有一年半到两年，就读的滚瓜烂熟了。按《四书》白文，《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多字，加“大、中”约五万字，而且还要连朱熹的注解都要背熟，所以时间长些。但这是作八股文的最重要的基础。这点功夫非在十来岁时打好不可。然后再读《诗经》、《左传》、《书经》、《礼记》、《易经》等，自然也都要读熟，而且能背诵。这些读熟的书，为了防止忘记，必须经常温习，尤其是《四书》，更是要连本文带朱注，永远烂熟于胸中。随口引用，像说话那样自然，没有这点基本功，是谈不到作八股文的。《红楼梦》第九回写贾政盘问李贵，宝玉读书的情况，李贵回说“哥儿已经念到第三本《诗经》……”贾政让李贵告诉学中太爷说：“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是掩耳盗铃……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这就是特别强调基础的重要性。

私塾的教育方法，真正能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比如同时十来个学生，不但可以分别按不同程度读不同种类的书，比如三个读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这类书的，两个读《论语》的，两个读《孟子》的，三个读《诗经》的，两个读《左传》的……都可以同在一个老师的教导下、一个房间中共同高声朗读。同时同读一种书的学生，教师也可以按他们不同的智慧，不同的记忆力，理解力分别读不同数量、不同进度的内容。一般都以“句数”计算，即每天老师大体规定读多少句生书。当时读的书，都是没有标点的。老师教学生读生书时，用朱红毛笔点一短句，领读一遍，学生读一遍，到一完整句时，画一圈。如《论语》开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老师在“子曰”边点一小点，领读“子曰”，学生也跟“子曰”，然后点读“学而时习之”，然后圈读“不亦悦乎”，学生均跟着照读。这就是老师教学生读书，也就是所谓句、逗之学。一般人如此读书，皇子也如此读书。福格《听雨丛谈》记“尚书房”，“皇子冲龄入学读书，与师傅共席向坐。师傅读一句，皇子照读一句，如此返复上口后，再读百遍，又与前四日生书共读百遍。凡在六日以前者，谓之熟书约隔五日一复，周而复始，不有间断。”可见皇子和民间读书情况是一致的。

老师点句领读、学生跟读之后，就是初步完成了教读的任务，然后学生自己去读，一遍又一遍，大概读一二个小时，然后按规定时间到教师前放下书，背转身来背诵。如初读二三十个短句，学生很快读熟，背诵时，速度很快，如流水一样。老师便在下次教读新书时，多读二三十句，至五十句上下，如仍旧能很快读熟，背诵，便再加一些。据一名老人幼年小学挂名，在家读私塾的记忆，老师虽是师范毕业生，但教读老书，还用老办法。读《论语》时，一般每天读四十到六十句，都能背诵如流。而有的小同学，读三十句书，背诵时还结结巴巴。而另外一名聪明记忆力特好的同学，每天读百句以上，也能背诵如流，在四五个读同样书的学生中，就有三四种不同的差别，不同的进度，如果人多了，自然差别更大。而这样按照学生不同智力的实际，不同数量、不同进度的教读办法，却是十分科学的。这样既不限制聪明学生的读书速度，又保证了智力较差的学生能踏实地慢慢掌握其学习内容。真正作到了因材施教，保证了不同智力的同样教学内容。在教学效果上比学校班级教育，留级生制度科学的多。因为留级生制度不能保证智力稍差而又刻苦好学学生的积极性，往往因此而丧失学习的信心。小学尚可，中学更是如此，大多留级生因丧失信心而不能完成学业。现代学校当然不可能再用私塾的办法，但我们必须用现代科学的观点认识历史上私塾教育的科学性。而不能人云亦云，毫不费力地重复本世纪初、本世纪前期维新时期、五四时期的片面看法。

私塾先生和学童

私熟中读书教育，首重识字和背诵，教师教读句逗，首重字形、读音，区分四声。如教读“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句时，必在第二个风字、雨字右上角画个圈，作为标识，教读作去声，即“春风风（读如奋）人”、“夏雨雨（读如育）人”，这样使学生在读书时，通过拉长声音的大声诵读，自然而清晰地区分四声，记牢读音，这也是学作八股文的基本功。因为把《四书》、“五经”读熟，背诵如流，是学作八股文的基本功之一。识字辨清四声，能熟练地区分词性，学会对对子，是学作八股文的基本功之二。二者缺一不可。当然还要学会写字，不但要会写毛笔字大楷、小楷，而且为了追求更高级的科举考试功名，还要把字写的更好，写成馆阁体高级书法艺术水平的字，达到翰林院的标准。虽然从纯书法艺术讲求，翰林馆阁体字不是最高水准，但从端庄整丽角度来看，这种字体是有代表性的。能写这种字的人，其细心、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和态度，一般都会影响到他从事任何工作。这样私塾教学的基本内容，也就是为学会作八股文所下的基本功，初级阶段，就是读书背书、写字写大小楷、对对子三样。如从时间来分配，如每日八小时，读书五小时，写字二小时，对对子一般只半小时或一小时，带有趣味性，一般都放在下午快放学时进行。以上是前期初级阶段的学习内容。在此基础上就要开讲，讲《四书》朱熹的注解，再读八股文选，再开始学写八股文。

学写八股文的过程，是分开来逐步学习这个格式的。先学写“破题”，然后再学写“承题”、“起讲”等部分，直到学会写完整的八股形式的文章，谓之“完篇”，这才算初步学会写八股文了。至于说写的是否好，能否考取秀才，进而考中举人、进士，那是另一个问题。即八股文在形式的掌握上，先有一定难度，有一个会不会的问题，再有在会了之后，还有一熟练不熟练、好不好、有没有法度，有没有思路，有没有见解、精彩不精彩等等，还是一个无限深度的问题。学会写八股文这一形式已经很难，追求深度写出有水平的八股文就更难。私塾教育首先是在读熟《四书》、“五经”，明辨四声学会对对子的基础上，教会作八股文的形式，这是中级阶段。会作整篇八股文，然后再温习读过的经书，多读名家的八股范文，经常揣摩练习作各种题目的八股文，准备考试，或未考进秀才，或已人泮之后，再准备考举人，仍在有名教师的私塾中学习，这就是私塾的高级阶段了。

由幼年启蒙识字，到能参加县里、府里的考试。（即县考童生、府考秀才，具体情况，在前一篇说考试情况文已详说。兹不再赘述。）就算教会了作八股文，完成了八股文的学习过程。至于进一步提高，就是如何练的问题了。其标准一是看能否考进秀才、考中举人、进士；二是社会是否赞赏，刻入八股文的各种选本中，供人学习模仿。有的人在形式上虽勉强学会了，但思路展不开，不善思维，因而写不好，写不出起码的水平，连最起码的府考秀才也考不进，这也是很普通的。因为八股文的确是一种很难写的文体，学会其形式已不易；以其形式写出较好的文字，就更不容易了。因为各人的聪明才智不同，所处环境、所受影响，所从老师各不相同，因而其成就也就相差很大了。大抵一要苦功，二要聪明才智，才能学会写好八股文，二者缺一不可。一个聪明的学生，在私塾教育中，大约要多少年教育，才能学会写好八股文呢？《儒林外史》中有一段具体的说明，见第十一回《鲁小姐制义难新郎》，文云：

“鲁编修因无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他做‘破题’、‘承题’、‘起讲’、‘题比’、‘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束修，那先生督课，同男子一样。这小姐资性又高，记心又好，到此时，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作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绣。”

旧社会私塾的教材

虽然是小说文字，但也把聪明人学好八股文的步骤、时间说的很具体。《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是生于清康熙四十年，逝世于清乾隆十九年的人。中间经历了雍正朝。故事虽假托是明朝，而客观反映也还是清朝社会上的教育情况。所说鲁编修把女儿当儿子教作八股文的情况，对这位才女的聪明才智，也并未作过分的夸大，在清代许多著名人物的真实教育情况，不少也都类此。有的比这位鲁小姐要聪明的多，成就自然也大的多，如近代著名的林则徐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在他四岁时，参加乡试考举人，因病目不能终场落选，在罗氏家塾中作教师，林则徐随父入垫读书，自识字及读章句，皆其父口授。七岁时即开始学作八股文，别人认为太早，其父林宾日则认为“此儿性灵，时有发现处，不引之则其机反窒，此教术之因材而施者耳。”语见林则徐《云左山房文钞》中《先考行状》。林则徐父亲林宾日著有《小鸣集》诗八卷、古文、时文各二卷。是个好父亲，好老师，对幼年的林则徐观察、判断十分深刻。后来林则徐在他的教导下，十三岁府考第一，十四岁进学成为秀才，二十岁乡试中第二十九名举人。二十一岁、二十五岁次会试落选，二十七岁第三次参加会试，以殿试二甲第四名成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这是真实的例子，看来林则徐小时是十分聪明的，由四岁到十四岁，便以优异成绩成为秀才。可见这十年时间里，他是把写八股文的本领学的很好了。清代名人中，这种例子还很多，不再赘举，只此亦足说明八股文的教育情况。毫无疑问，八股文教育的本身也是天才教育。而从古至今，以至未来，教育的本质也永远是天才教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亦乐也。”当时八股文教育，科举考试制度，本质也体现了这点。

私塾，对现代教育的反思与检讨

鲁迅少年时在绍兴所读的私塾

私塾，这个中国城市人已经隔膜许久的陈年旧词，这个几乎已经被整天盘算着要让孩子进重点学校、出国的城市家长遗忘在历史博物馆的一个“旧社会”象征，依旧活生生地生存在中国农村的土壤上，就象农村大院里常见的千年古藤，在历经风霜之后，依旧顽强地散发着强大的生命力。

在家中开课堂，教学侧重古文经典，学生背诵《论语》、《大学》……，在河北行唐县、湖南平江县，在更多的省份农村地区，私塾已经不再是个案，而是一种常态。而私塾本身，又被冠予了一个古色古香的名字——蒙馆。在记者看到的几个蒙馆里，可以发现共同的特点是先生都是五乡四邻德高望重的老者，而学生则大多是没能学好“新书”（现代教育）、无法继续升学、但进入社会又太早的青少年。

蒙馆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学古文、习书法、写作和做对联。而所学的古文除了《增广贤文》和《论语》外，还有《乡党应酬汇编》、《诗经》、《楚辞》、《幼学》、《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等等。 最有意思的应该是作文和做对联，作文需要讲求严格的格式和套路，但主题一般却是对乡间最近发生的事情发表看法。

的确，现代私塾除了依旧带有浓浓的、挥之不去的怀旧复古之韵味外，它实际上更象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混合体。不是吗？读《诗经》、《楚辞》、《幼学》、《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等，其实在一个世纪以前几乎是每个中国少年的必备功课，每个中国人都是从这里开始人生教育的启蒙，而这些传统文化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我们的现代教育模式中被省略了，现代的学生更注重数理化、注重计算机和外语等现代生存必需的技能，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次对传统文化的“补课”。

但现代私塾毕竟处于当下，它还是添加了不少现代教育元素，它要求作文需要讲求严格的格式和套路，但主题一般却是对乡间最近发生的事情发表看法。其实就是对学生思辩能力、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能力、从现象中归纳总结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能力的大检阅和大练兵，这些能力，其实也是挣扎于当代应试教育的学生们所欠缺的。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代私塾的出现会成为一种必然，因为它是对对现代教育的一次反思与检讨。

私塾，农村教育的宿命所归？

为什么私塾教育会在农村兴起？而不是在城市。

高中毕业并读过5年老书的南江镇崇义村支书童振武说：现在农村学校教育是为考大学设计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只有读上去考出去，才有出息前途。如果你读不出去，回到农村就非常惨。“文不像相公，武不像关公”，过去学的和生活脱节，根本派不上用场，甚至连起码的待人接物也不会。一切都要从头来过。读老书就不一样，如果你有一笔好字，会做祭文，会写诗联对子，会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应酬，很快就能融入当地生活，走出去别人看法也不一样。

中国有位革命领袖曾经说过：农民说的话往往充满了真知灼见，因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他们对脚下的这片黄土地最熟悉和了解，他们也知道必须付出什么，才能收获什么。现代私塾的出现，就在于农民们了解，农村学校教育的根本缺陷所在。

中国的教育改革，大概“科学”一点是要从1905年的新政算起的。按理说，新兴的教育系统，主要是面向社会的，它一方面通过基础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另一方面通过大学和各种专门学校，为社会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材，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专门技术人次，也只能通过学校的途径来生产。学校教育，其结构只能是多元的，不可能由中央政府一家操办。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教育所体现的品格，与科举制恰恰是相反的 。然而，在现代教育中，我们却看到了一幅十分怪异的图画， 教育有变成“科举当之无愧的替代物”的趋势。一边是政府忙不迭地授予学校的成绩优秀毕业生以相应的“贡生”、“举人”和“进士”头衔，在我们这个社会，尤其是在城市，大学生所拥有的教育资源相当于几十个农村中小学生所拥有的教育资源，相应的，当大学生走向社会时，大学生获得的收入、待遇和社会地位，又是只有中小学学历的农村进城打工仔所望尘莫及的。于是，几乎所有的农民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博士生相当于进士，硕士生相当于举人，本科生相当于秀才。而所谓的高中乃至初中毕业，在城市的生存机会等同于当年的阿Q。

鲁迅在《从三味书屋到百草园》中写的就是这个书屋 这座“三味书屋”是清朝末年绍兴城里很有名的私 塾，它在鲁迅故居东数百步之处，至今保存完好。

而私塾教育是一种相当普及的教育，它的成本很低，只要有个房子，有个桌子，再有个学究就可以开办。农村的私塾教育功能当然首先是把个别的农村孩子教成读书人，或者说是主要的功能则是教众多的农家子弟认识几个字 。除此以外，私塾还存在着另一种功能，即与传统农村的生活状况紧密相连的。我们都说，传统的农村是一个礼俗社会，礼俗既是农村日常活动，也是农村人的基本行为准则。但是，无论是婚丧嫁娶的各种礼仪，还是年节庆典的各色风俗活动，都离不开知书达礼的读书人参与其间，既要主持喊礼，又要从事各种文字事务。显然，这种文字和礼仪的传承，都要靠私塾这种旧教育，在学校是学不到的。从表面上看，这种文字和礼仪的传承，对生活并没有特别紧要的关系，实际则不然，农村人不仅日常调解和叙事话语要依赖它，而且乡村组织的活动，农村人的风俗行为没了它也无法正常运转。

教育改革的结果，不仅是吸走了乡村的精英（新教育与旧教育不同，需要师资和设备，学堂办得好的，只能在城市，改革的暗示非常清楚，只有走出去，才会有出息，走得越远，出息越大，最好是到欧美留学），而且无可挽回地推翻了乡村的传统教育制度。

虽说中国改革推行了二十多年，但当下的中国农村，却依然是一个传统的农村， 其生产方式大多依旧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水平。传统的农村，没了传统的读书人，就等于没有了乡村文化的灵魂，而没有了私塾，传统的读书人也就没了传承的渠道，终有一天会有油尽灯枯的时候。 农村礼俗社会规则和行为方式的紊乱，农村逐渐丧失了原有的调节机制，无法完成固有的循环和运转。 中国的农村至少在文化层次上，已经陷入了现代化变革的困境。30年代包括 陶行知在内的许多有志之士从事的乡村改良试验，往往从乡学的建设入手，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只是，他们的努力无法使乡村世界复原。

私塾，映射中国农村教育的改革方向

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中，陶行知对乡村改造的目标、理想，讲得更具体明确。他批评当时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没有和“农业联合”，“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他希望乡村教育与农业及其他各业联系起来，使乡村学校成为中国改造乡村的中心。

现在的中国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相比，依旧是二元隔离的状态。在目前我国的义务教育投入中，乡镇一级的负担竟高达78％左右，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中央财政只负担了约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 ）义务教育投入的大头集中在乡镇，而乡镇又基本上属于“吃饭财政”，无心也无力拨款投入义务教育，实际上就变成了民众自己为义务教育“买单”。而由于资金匮乏，农村教师的素质、软硬件设备的配置以及受重视程度，都使得农村教育远远不及城市教育，何况还要经历高考分配资源悬殊的挤压，绝大多数农村青年成为高考的失败者，他们除了部分进入城市打工外，更多地还是要留在农村生存。而现代私塾，就是给这些农村青年重新溶入农村话语体系的归位教育。

鲁迅亲手刻下的“早”字自勉的书桌

除了资金匮乏这个原因，更根本的要害在于，中国教育体系是将农村教育与现代教育合为一体来统筹规划的，其教育模式、教育内容、对学生素质的要求都是完全相同的，惟独教育资源配给完全两样。教育设计者们完全忽视了农村教育的独特性，忽视了在现行条件下，农村教育与精英教育之间的距离，农村教育应当成为一个学习职业技能、学习能够“既走出去、又能扎根本地”的教育形态。

比如，目前中国的职高、技校、中专等职业教育体系，资源基本集中在城市，广大农村青年想要寻求一技之能，往往要背井离乡到城市来求学，而其花费又是无法承受的。结果就出现了这样奇特的景象：一方面，城市中的职高、技校、中专等职业教育学校年年喊生源人数节节下滑、大量设备和资源被白白浪费；另一方面，众多农村青年被高门槛阻挡，无法进入职业教育体系学习。

因此，我们的政府应当要做的是将职业教育体系资源“下放”到农村，扎根于农村，让广大农村青年能够在家门口学习到职业技能。 让职业技能教育体系与普通中高等教育体系结合在一起。

教育与社会需要相结合的原理在于不同时期的具体运用。大众教育是大众自己的教育，是大众自己办的教育，是为大众谋福利的教育。我们的农村教育，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前行。

1。中国近代的私塾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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