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

章士钊(1881-1973)，

章士钊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发生，上海各学校学生罢课，章士钊不顾学堂总办俞明震劝阻，率陆师同学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军事民教育会，任军理教习。不久被聘为上海《苏报》主笔，经常发表激烈的革命言论，并因此结识了章太炎、张继、邹容，意气相投，结拜为异姓兄弟。四兄弟中，章太炎、张继、邹容均有鼓吹革命的书籍。于是章士钊将日本人宫崎寅藏所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编译成《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将孙之别名“中山樵”与姓氏连在一起。于是1903年9月用黄中黄的笔名刊行，国内由此书而知重孙中山。1903年7月初，清政府查封了《苏报》，并先后逮捕了章太炎、邹容等七人。章士钊因得主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徇情，未予追究，侥幸得脱。于8月7日又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报》，并继续激烈地鼓吹革命。

1903年11月，

《苏报》

1905年春，入日本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到日本不到半年，章回顾过去，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了同事，感到内疚，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乃发愤力学。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虽经友人劝说，亦未加入。1907年，赴英留学。1909年4月，他与同盟会员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入爱丁堡大学学政治经济兼攻逻辑学。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说，于立宪政治尤多发挥，对当时中国政坛很有影响。

调和立国论是章士钊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1910—1919年间其思想言论的基本线索。这亦可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总结。1962年，年过八旬的章士钊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这么冷静的反思，他早在民国初年就开始了。

章士钊与吴弱男及三子

1911年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章士钊即携眷返国，1911年冬，章士钊到达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黄兴邀他参加政府工作，他却宁可重端报人饭碗。《民立报》是公认的同盟会总机关报，他不是同盟会员，应邀入主编辑工作；这已经有点出乎常规。更令一些人为之侧目的是，他绝对不唯命是从，秉着自己的学识和良知抨击时政，介绍新知，履行了新闻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职责。对临时政府有些措施（例如，制定《报律》；欲将汉冶萍公司抵押给日本；“南京政府组织之不良”；等等），该报竟毫不客气猛烈抨击。在他看来，当年南京临时政府的有些作为，已是“暴民政府”的“暴民专制”行为！抨击这些错误措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自然引起不少国民党人强烈反对。

这些言论不见容于国民党人，他便挂冠而去；但立即另办一个《独立周报》，继续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国民党重要领袖宋教仁被暗杀，他明知无望，却坚决与黄兴奔赴南京起兵反抗袁世凯。失败后，逃亡日本，给了他冷静总结和反思的极好时机。在参与国民党重要政治派别欧事研究会活动的同时，在自己创办和主编的《甲寅》杂志上，他提出和系统论述了“调和立国”论。这个理论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也严肃地批评了以孙文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错误，鼓吹建立以调和、宽容为基础的多元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

在他看来，专制是逆时代潮流的反动祸害。他写道：“专制者何？强人之同与己也。人莫不欲人之同于己，即莫不乐于专制。故专制者，兽欲也。遏此兽欲，使不得充其量，以为害于人群，必赖有他力以抗之。其在君主独裁之国，抗之以变，则为革命。抗之以常，则为立宪。抗之以无可抗，则为谏诤。”“孟德斯鸠曰：‘且专制之国，其性质恒喜同而恶异。彼以为，异者，乱之媒也。’……彼虽指宗教言，然专制与喜同连，到处可通。”他毫不含糊地认为，不管革命派有多少错误，以袁世凯为首的专制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其危害更加严重。

与此同时，他一再指斥另一种极端——“暴民专制”。他说：“往者清鼎已移，党人骤起，其所以用事，束缚驰骤卤莽灭裂之弊，随处皆有。国人乃皇皇然忧，以谓暴民终不足言治……”党人“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又其中有所谓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负责任，肆口漫骂，用力挤排，语若村妪，行同无赖，因之社会之情以伤，阴谋之局以起，则事实具陈，无可掩也。”

章士钊之女：章含之

章士钊没有停留在现象层次。他指出，中外历史一再证明，走向极端，拒绝调和，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1789年5月法国的三级会议意在和平改革，而路易十六则志在报复和绝对专制，结果招来断头流血的大祸。法国大革命也曾“走入极端，酿成帝制”。“当第一次革命初起之时，首义诸贤所倡自由、平等、博爱三大义，心诚求之，未遗余力……即残暴如段敦（今译丹东），由其慷慨就义，视死如归以观，可见其横厉无前，意亦在伸其所信。徒以所主张者邻于绝对，与社会心理不能相入，必欲行之，势难扫除一切障碍，绝其本根，而大祸起矣。”英国虽屡受调和之福，“惟克林威尔自信力过强，以为己之所行，有百正而无一曲，人有持论稍异于己者，决不容之。”“遂至身死名裂，尸且受戮，良足惜也。”

民国初年，以批判态度观察政局发展的中国人为数不少，但能联系世界历史全局反复思考的却不多见。针对这样的现实，章氏认为思想和制度等方面都应以调和立国论为指导，作出相应的转变。

他清醒地看到，空谈化同迎异，不能真正确立这样的风气和社会运行机制。关键要培养对抗力，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他以赞同的态度引用张东荪的话：“强有力者，恒喜滥用其力，滥用而其锋若有所婴而顿焉，则知敛。敛则其滥用之一部削灭以去，而力乃轨于正。”然后指出：“其所以使之然者，则他方面之对抗力不可侮也。苟一国焉，而无此对抗力，则其政象为专制……养成对抗，必如斯宾塞言：‘圆满一己之义务，而不侵害他人。’惟其圆满己之义务，故‘不肯屈服强者之指命’；惟其不侵及他人，故得保持平等之权利”。这也就是所谓正义。调和立国也离不开这个基础。

1912年7月，章在《民主报》上发表了《政党组织案》，主张将当时国内新有政党（包括同盟会）一律解散，在一段时间内各抒已见，然后根据不同政见分为两党，出而竞选，得多数拥护者，管理国家。这就是著名的“毁党造学说”。此论遭各方攻击，同盟会内部大哗，章士钊乃脱离《民主报》，于同年9月与王无生别创《独立周报》，继续议论时政，提出了民国政制究取法国制还是美国制等引起国人注意的问题。1913年3月，袁世凯主使刺杀宋教仁反嫁祸于黄兴。章由此看出袁之险恶，乘隙逃往上海，拜晤孙中山、黄兴，加入了反袁行列，并草拟了《二次革命宣言》。“二次革命”失败后，章亡命日本。

《甲寅》第一卷

1914年5月，章在东京与陈独秀、谷钟秀等人创办《甲寅》月刊，章在第一期上发表《政本》一文，重申两党制的主张，提出执政党应借反对党之刺激而维持其进步。后又发表《学理上之联邦论》等一系列关于政体的文章，宣称联邦制可以用舆论力量达到革命的目的，引证西文学说，结合中国政治实际，文法谨严，理论充足，为时人重视。同年，参加欧事研究会，任书记。

1915年冬，袁公开称帝，护国军起。5月，肇庆军务院成立，章出任军务院秘书长，并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6月袁死，黎元洪就任总统。章留居北京，任国会议员，并应蔡元培之邀请，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伦理教授。1917年1月，在北京出《甲寅》周刊。1920年，毛泽东、蔡和森发起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持杨怀中先生介绍信往见章士钊，筹措出国经费。章虽政治主张不同，义之所趋亦尽力为之，立即发动社会名流募捐二万余元银元巨款赠之。

进入20年代，

章士钊手迹

由于国内政局纷扰，章乃于1921年2月重游欧洲考察政体。在伦敦访问了英国学者威尔斯、肖伯纳、潘悌。章与诸人讲座后，认识到农业国与工业国不同。

1921年10月归来后，章士钊态度大变。以反对直线发展观为藉口，他断言：“所谓文明野蛮，不过循环蝉递”。“新旧并无一定之界限，何者为新，何者为旧，很难于断定……新旧是循环的，昔日以为新者，今日或视为旧，甲地以为旧者，乙地或反视为新。”“故思想之进化，亦是循环的，并无新旧之不同。”于是，新文化运动全都是无事生非，有害无益。白话文在他看来更是“文词鄙俚，国家未灭，文字先亡”！简直是奇灾大祸。其恶果是：“躁妄者悍然莫明其非，谨厚者菑然丧其所守，父无以教子，兄无以诏弟，以言教化，乃全陷于青黄不接、辕辙背驰之一大恐慌也。”

更突出的是他提出一个“农国”论，几乎全盘否定了自己过去的社会政治理念。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反对现代化的理论。其要点是：

章士钊 壬午(1942)年作

1．中国一贯以农立国，必须坚持这个传统。

2．抛弃一切与工商立国相关联的追求与制度。

3．在政治领域，一反前期的主张，不要总统、国会、政党等等与工商国有关的一切制度。

他一再撰文，反复演讲，说民初以来政局混乱，战祸连绵，都是走错了路，把不切中国国情的制度搬到中国。“吾国祸乱相寻，自辛亥迄今十二年无宁日者，徒以大选无方，奸雄窃发已耳。不去选事，乱无由已……西土现制之有裨于吾者甚少……若夫英美式之国会，断乎无复自存之值。”选举、总统、国会、政党……通通不要。“一言以蔽之，吾为农国，不能妄采工业国之制度。”

1922年11月，受北京政府教育部之聘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

1923年10月，曹锟贿选大总统事发生，章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文章痛斥贿投票议员之无耻，并连续撰文抨击代议制。

1924年，段祺瑞上台。章主张毁弃约法及国会之主张正合段的心意，因此段邀章北上。段从章建议，以“临时执政”之名兼任总统与总理之职，委章为司法总长。次年4月，再派章士钊兼教育总长。章受命后，即宣称要整顿学风，宣布大学统一考试，合并北京八所大学，引起教育界进步人士及青年学生的反对。5月9日，各校学生聚会请愿罢免章士钊。章遂辞职赴沪，后经段祺瑞挽劝，乃复任司法总长之职。7月底段又派章出任教育总长，要他继续“整顿”学风。章不顾人们的反对撤换了一批反对他的大学校长。8月1日他又派出武装警察护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到校就职，后又下令解散“女师大”，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因章的《甲寅》杂志作为整顿学风的言论阵地，而《甲寅》封面绘有一虎，当时人们称之为“老虎总长”。1925年11月10日，在学生运动冲击和进步人士反对下，章请辞教育总长职，段仍请章任执政府秘书长。1926年4月，执政府垮台，章出走天津，继续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章利用该刊强调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反对“欧化”，引得骂声一片，但章我行我素。

1927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被捕，章虽已失势，仍与杨度积极设法营救。1928年，南京政府通缉前执政府高级官员，章亦在被通缉之列，乃于是年底作第三次欧洲之行。1930年春，受张学良之聘，回国任东北大学政治学教授。因张的申请，国民政府撤销了对章的通缉令。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章到上海，为杜月笙宾客，不久正式挂牌当律师。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押解到南京。次年4月，章以老朋友身份未经陈同意为陈辩护，请求法庭宣布陈无罪。其“辩论状”着力阐述政府应当容忍不同政党之理论，文气逼人，震动法庭，中外报纸竞相登载。1934年，杜请章任上海政法学院院长。1936年秋，应宋哲元之邀北上，任东北冀察政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顾问。

章士钊与毛泽东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章士钊避居上海。次年3月，南京“维新”伪政府成立，汉奸梁鸿志诱章入伙，被章拒绝。不久杜月笙派人迎护，章由香港转赴重庆，国民政府给以“参政员”名义。1943年着《逻辑指要》在重庆出版。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欲试探与中共和谈之可能性，乃请章及江庸、颜惠庆三人。章返上海后，曾专程至南京，会晤长沙绥请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向程介绍了与毛泽东晤谈的情况，转达了毛对和平寄予的期望，对程消除“惩办战犯”的疑虑起了一定作用。3月25日，李宗仁决定正式成立代表团，派邵力子、张治中及章士钊等五人为和谈代表，于4月1日到北平，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4月22日和谈破裂，章士钊与邵、张等乃留居北平。嗣后去香港，同年6月，程潜派程星龄赴港，会晤了章士钊。章托程星龄带信给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程和平起义的期待和中共对陈明仁将军的热诚态度，劝说程、陈起义。

1949年9月，章被推选出席了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章士钊相继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二届、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历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晚年曾集研究柳文心得为《柳文指要》，于1971年出版。1973年5月，他带病赴香港探亲访友，7月1日病逝于香港，终年九十二岁。

纵观章士钊一生，大体上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在思想史上值得肯定的建树，大都来自现代西方主流思想的介绍和坚持；摭拾西方一些偏激之士的牙慧，执意回归传统，往往误入歧途。这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

第一，缺乏穿透复杂历史现象的观察力。

章士钊著作

20世纪有几个影响世界全局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苏联的出现及其计划经济貌似成功。这些事件提供的信息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化出了大问题，要赶快另谋出路。

章士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转变，主要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其思想的巨大震撼。死伤如此惨重，战后又一片萧条，任何思想家面对这样的历史现象都不能不驻足深思，努力找出原因和对策。1922年到欧洲，目睹尚未平复的战争创伤，耳聆对现行制度的强烈抗议，他的思想完成了又一次重大转折。

他从欧战疑及现代化的进程。他说：“至于以工业立国者，则事事皆积极进行，故恒至生产过剩，竞争市场，推广殖民地，因此血战，前后相继。”与此同时，他断言：“盖文化者，与国民生活状况息息相关者也。一国生活状况枯涩纾促之度如何，即可以卜其文化高下真伪之度如何。知欧洲之情事者，可断言其资本之制不变，文化决无可讲。”欧战和战后的凄惨，从根本上动摇了章氏对现代社会和现代化的信心。这样的制度非变不可，而且要改变它的基础：“资本之制”。

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苏联精心渲染它的计划经济的“伟大”、“成功”，反差强烈，进一步震撼着中国知识阶层的思绪。

回答出路在哪里这么重大的问题，最需要穿透复杂历史现象的洞察力；需要了解什么样的制度，才有最好的自我更新机制。在这个大问题上，无论是20年代章士钊的农国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还是30——40年代张君劢、张东荪鼓吹的宪政+传统道德+计划经济或农村自然经济，都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那一国家或那一领域没有充分的自由，就不可能有持续可靠的自我更新和发展。

第二，无力抗拒西方极端思潮的裹挟。

20世纪中国思想家的一大弱点是原创性不足。章士钊坦率说明他的农国论不是自己的创造发明。欧战爆发以后，被战争及其后果所震惊的西方思想家，正各抒己见，探幽烛微。章氏自己就说过：“以愚所知，今欧洲明哲之士，扬榷群制，思古之情，辄见乎词。如德之斯宾格勒，英之潘悌，其尤着也。”这些战后西方非主流文化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斯宾格勒的“西方没落论”固然是他立论的重要基础；农国论亦取自潘悌。他写道：“英伦群家潘悌之徒，倡为农业复兴之论，识解明通，无可辩驳”。惟一的保留是他认为西方积重难返，农业无法“复兴”；中国中毒未深，倒有希望“以农立国”。这是有充分代表性的事例。

即使像梁漱溟那样特色十足的文化三阶段论和乡村建设理论，也是国际间从20世纪初开始流行的东方文化救世论的产儿。

西方文化中非主流的偏门，特别是其中的极端思想，往往成为中国思想家各种千奇百怪主张的智慧渊源。在一个思想自由的现代国家，思想多元增添了文化多样。而在中国，被那些极端思想裹挟的人们，常常有意无意与权力结合，压制任何不同的声音，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第三，民族主义情绪的侵袭。

章士钊

这些西方思想家的思路也激活了他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结。既然西方原路不通，正纷纷另找出路；其思想界非主流派中出现了回归传统的动向；而中国学西方的成绩又是如此不堪；于是，顺理成章应该回归本土和固有传统。中国人因一再受挫而郁结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结，正好找到勃发的释放口。梁启超、梁漱溟、章太炎、张君劢、章士钊等人在20年代无不在民族文化问题上讲了不少不切实际的大话。章士钊反复宣扬：“西化东渐者何也？乃欧洲挟其资本侵略之淫威，东临吾国，迫吾不得不放弃农治之本国……洎至今日，吾人弃礼义，毁廉耻，坏田园，鬻妻子，以求合于所谓西化者，仍不得一当。”回头是岸，“须知中国文化实有其绝大之价值……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何反轻视本国文化呢？”

欧战以后，全世界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思考：世界向何处去？答案是多元的。世界性难题难为了中国思想家。在中国，同样是众说纷纭。章士钊等人的反现代化理论，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主张之一。

说到底，是中国的客观社会环境和文化积累还不足于产生解决世界难题的思想家。一些思想家个人性格的弱点，又加重了上述历史重负。以章士钊来说，他是梁漱溟青年时代钦慕的人物之一；后来更迭有交往。梁漱溟留下这么一段评论：“行严先生在学术界才思敏给，冠绝一时，在时局政治上自具个性，却非有远见深谋。论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艺亦复多欲。细行不检，赌博、吸鸦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每月用度不赀，率由其时其地秉政者供给之（如蒋介石、宋哲元、毛主席先后均曾供给）。”从《苏报》至1914年创办《甲寅》月刊；1917年在北京办《甲寅》日刊、周刊，章氏考察中西，评点时政，抨击邪佞，虎虎生威。20年代的《甲寅》虽已为许多知识分子所诟病，仍然个性鲜明。那时的章士钊是独立的。后来，他先后就食于某些权势者门下，尽管社会名流的声威犹在，但廉颇老矣。了解这些经历和品行、性格弱点，对理解一度叱咤风云的章士钊，何以前后期判若两人，应该有所帮助。

1、《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      浙江教育出版社
3、http://www.confucius2000.com/scholar/zhangshizhao.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