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相继侵入中国。但是，它们不满足已经取得的特权和利益，蓄意加紧侵犯中国主权，进行经济掠夺。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英国曲解中美《望厦条约》关于十二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更的规定，援引最惠国条款，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主要内容为：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法、美两国也分别要求修改条约。清政府表示拒绝，交涉没有结果。1856年，《望厦条约》届满十二年。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再次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但仍被清政府拒绝。于是，西方列强决心对中国发动一场新的侵略战争。是年春，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法获胜，得以调出较多的兵力转向中国。俄国则因战败，企图用侵略中国来弥补损失。美国积极向外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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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采取与英、法勾结侵略中国的政策。

1856年10月，英国利用“亚罗号事件”制造战争借口。“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船，曾为走私方便在香港英国当局注册，但已过期。10月8日，广东水师在“亚罗号”上逮捕几名海盗和涉嫌水手。这纯系中国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在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的指使下，致函清两广总督叶名琛，称“亚罗号”是英国船，捏造中国兵勇曾侮辱悬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要求送还被捕者，赔礼道歉。叶名琛初据理力争，但旋又妥协退让，将全部人犯送到英领事馆。巴夏礼为进一步扩大事态，百般挑剔，拒不接受。10月23日，英舰突然闯入虎门海口，进攻珠江沿岸炮台，悍然挑起侵略战争。接着，英军炮轰广州城，并一度攻入内城。当地军民英勇抵抗。英军因兵力不足，被迫于1857年1月退出珠江内河，等待援军。

为了扩大侵略战争，英国政府于1857年3月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代表，率领一支海陆军来中国；同时向法国政府提出联合出兵的要求。此前，法国正以“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向中国交涉。所谓“马神甫事件”，是指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违法进入中国内地活动，胡作非为，于1856年2月在广西西林县被处死一案。此案迄未议结。1857年，法国政府将它作为侵略中国的借口，任命葛罗为全权代表，率军来华协同英军行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形势图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五千六百余人（其中法军一千人）在珠江口集结，准备大举进攻。美国公使列卫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到达香港，与英、法合谋侵华。其时，清政府正以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加上“饷糈艰难”，对外国侵略者采取“息兵为要”的方针。叶名琛忠实执行清政府的政策，不事战守。12月28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并登陆攻城。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御，次日失守。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并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供敌驱使。叶名琛被侵略军俘虏，后解往印度加尔各答。侵略军占领广州期间，当地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广州附近义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集合数万人，御侮杀敌。香港、澳门爱国同胞也纷纷罢工，以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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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陷落后，四国侵略者合谋继续北上，以便对清政府造成直接威胁。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指派全权大臣进行谈判。俄、美的照会还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咸丰帝一面命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一面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办理交涉，并把希望寄托在俄、美公使的“调停”上。英、法侵略者并无谈判诚意，只是以此拖延时间，加紧军事准备。5月20日，英法军舰炮轰大沽炮台。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与敌鏖战。但谭廷襄等毫无斗志，望风披靡，加以炮台设施陈陋，大沽失陷。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26日，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慌忙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威逼恫吓下，于6月26日、27日分别与英、法订立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中英《天津条约》共五十六款，附约一款；中法《天津条约》共四十二款，附约六款。主要内容是：①公使常驻北京；②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③外籍传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④外人得往内地游历、通商；⑤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⑦对英赔款银四百万两，对法赔款银二百万两。

在此之前，俄、美公使利用“调人”身份，以狡诈的手段，分别于6月13日、18日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款、中美《天津条约》三十款，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款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定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以便日后解决，从而为沙俄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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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天津，沿海路陆续南下。咸丰帝此时对条约内容又感忧恐，令桂良等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11月，桂良等与英、法、美代表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2.5％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聘用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但是，英法方面不容变易《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英、法政府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1859年6月，在拒绝桂良提出的在沪换约的建议后，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华若翰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企图以武力威慑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清政府以大沽设防，命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登陆，经天津去北京换约，随员不得超过二十人，并不得携带武器。英、法公使断然拒绝清政府的安排，坚持以舰队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大沽一带防务，自1858年英、法舰队退走后，清政府即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负责。6月25日，英法联军突然向大沽炮台进攻。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守军英勇抵抗，战斗异常激烈。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身先士卒，先后阵亡。激战结果，英法联军惨遭失败，损失舰艇多艘，死伤四百多人，英舰队司令何伯也受重伤。战斗中，美国舰队帮助英、法军作战和撤退。8月，美国公使华若翰伪装友好，由北塘进京，返回北塘时与直隶总督恒福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在此之前，俄国代表已在北京换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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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英、法统治阶级内部一片战争喧嚣，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占领京城”。1860年2月，英、法两国政府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一万五千余人，法军约七千人，扩大侵华战争。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5、6月，英军占大连湾，法军占烟台，封锁渤海湾，并以此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和美国公使华若翰也于7月赶到渤海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行动。清政府在大沽战役获胜后，幻想就此与英、法两国罢兵言和。当英、法军舰逼临大沽海口时，咸丰帝还谕示僧格林沁、恒福不可“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兵连祸结，迄无了期”，“总须以抚局为要”，并派恒福与英、法使者谈判。前敌统帅僧格林沁则以为敌军不善陆战，因而专守大沽，尽弃北塘防务，给敌以可乘之机。伊格纳季耶夫为英、法提供了北塘未设防的情报。

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14日，攻陷塘沽。再水陆协同，进攻大沽北岸炮台。守台清军在直隶提督乐善指挥下，英勇抗击。但清政府本无抗战决心，咸丰帝命令僧格林沁离营撤退。清军遂逃离大沽，经天津退至通州（今北京通县）。8月21日，大沽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24日占领天津。清政府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议和。英、法提出，除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以及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清政府予以拒绝，谈判破裂。侵略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

清政府再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到通州议和。由于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再次破裂。9月18日，英法联军攻陷通州。21日，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展开激战，统帅僧格林沁等率先逃走，致使全军动摇，而遭败绩。次日，咸丰帝带领后妃和一批官员仓皇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令其弟恭亲王奕欣留守北京，负责和议。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俄使伊格纳季耶夫又向英、法提供了北京防卫的情况。10月13日，英法联军攻入安定门，控制北京城。侵略军一路烧杀抢掠，在清廷长期经营的圆明园大肆抢掠珍贵文物和金银珠宝，并将园内建筑付之一炬。10月24日、25日，奕欣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①开天津为商埠；②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③割让九龙司给英国；④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资产。法方还擅自在中文约本上增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⑤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八百万两，恤金英国五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

俄国自以“调停”有功，逼迫奕欣于11月14日订立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为进一步掠夺中国西部领土制造条约根据。1864年，俄国据此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割占巴勒喀什池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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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再次损失了大量主权和领土，向半殖民地道路又前进了一步。其中，鸦片贸易合法化、华工出国及允许外国人前往内地传教，都使中国的社会矛盾更趋激化。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由东南沿海进入中国内地，并日益扩展，外国公使驻京加强了对清政府的影响和控制，中国社会进一步半殖民地化。

清军在历时4年的抗击英法联军的战争中最终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政治腐败、反动，实行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其次是清军武器装备落后、作战方法笨拙也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侵略军已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如发射圆锥形弹丸的线膛后装步枪、线膛后装火炮以及便于浅水航行的蒸汽炮艇等），而清军的装备却仍停留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水平（仍是鸟枪、抬枪和发射球形弹丸的前装炮及冷兵器），加之炮台构筑仍是露天式的，经不起侵略军炮火的轰击。作战方法上，英法联军注意水陆协同作战，以强大炮火掩护陆军登陆，陆上战斗采取散兵战术，而清军则固步自封，墨守陈规，忽视陆地纵深设防，不懂散兵战术，所以一败再败。清政府却对此浑然不知，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清王朝和以它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制度的没落。

主要影响：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清朝统治阶级的心理打击是巨大的。如果说鸦片战争的震撼主要冲击了沿海地区的话，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把沉重的震撼带到了中国社会的中枢。它发端于广东一隅而最终进入华北，使上国帝京一时成为夷狄世界，夷夏之大防因之而完全崩溃。咸丰帝“车驾北狩”，圆明园在烈火中化为灰烬。在战胜者对于战败者的军事统制之下，华夷旧序已经完全颠倒过来。昔日京华景象荡然无存。战争期间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把咸丰皇帝的自信变成了虚骄，强硬变成了懵懂，镇静变成了自欺。其宁肯舍弃关税之利，也要死死坚持的“切训示”的四项内容全部变成了既成事实，其保华夷之间的藩篱和沟壑、尤在避免中国君主与西方人的直面相对的一相情愿，被西方人用大炮轰得粉碎。经历了英法联军之役后，士大夫们痛苦地名之曰“庚申之变”。这个名称本身就说明，中国人已经体会到有一种不受欢迎，但又无法拒绝的变化正在发生，尽管在开始的时候，这种意识还朦胧地掺杂着种种臆测和附会，但比起鸦片战争之后十几年中浑浑噩噩的天朝旧梦来，终究是另一番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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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次鸦片战争促使了地主阶级的分化。洋务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地主阶级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分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之后，居中央枢要之职的奕欣、文祥、桂良为了谈判而同侵略者交往；握东南军政重权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则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与溯江而上的西方人相遇。这两部分人是那时候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早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人。今日被称为洋务派首领的曾国藩、奕欣，本来并不乐于此道。他们与官僚士大夫群中的其他人一样鄙夷西方人，并相信天朝的挞伐可以驱赶逆夷。但民族战争失败以后，在被迫与西方人周旋交际的过程中，他们渐从对手的身上感触到另外一个世界，获得了中国传统历史经验所没有的新知识，思想因之而发生变化。他们与恪守传统的顽固派之间出现了区别和分歧。于是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洋务派。洋务派的改革主张同中国两千年历史上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已经不能相提并论了。就其主观动机而言，他们未必有心打破旧轨，但他们的主张却历史地包含着逸出旧轨的趋向。因此，洋务派的产生，意味着凝固的硬壳绽开了前所未有的裂痕。以此为起点，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开始分化了。

三、第二次鸦片战争引发了革新思潮。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增开了通商口岸，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因此而进入长江流域和华北。这是条约带来的直接变化。与此同时，某些腐旧而且僵固的封建传统观念被迫发生变化。从孔夫子以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历史的、把华夏以外一切外族的人和事称作“夷”的做法，被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定的《天津条约》所限制。这是“洋”与“夷”替代的交接点。这一替代反映了中国传统观念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是被迫的结果，但却包含着合理的成分。因为它意味着从华夷秩序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步。从夷务到洋务再到后来的外交事务，记录了中西交往刺激下中国人世界观念发展的脉络。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每一步都滞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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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出现了一些反映初步革新思想的议论和著作。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资本主义革新纲领，其内容，在许多地方实开早期改良派的先声。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反映了正在分化中的地主阶级对西方思想的吸取。洋务运动中的举措虽可罗列很多，其要者则不出冯桂芬所论。郑观应的《救时揭要》在当时的新议论中较多地表现了对经济的关注和见解的内行。其若干主张早于实际的历史进程好多年。比以上三人更西化的容闳提出了改良政府、军队，改变教育体制，举办洋务等建议，并借助于湘军主帅曾国藩，把一部分议论转化为现实。这些都是1860年前后出现在中国的反映时代脉搏跳动的改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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