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胡适5岁开蒙，在绩溪老家私塾受过9年旧式教育，打下一定的旧学基础。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10年夏赴美留学，先入康乃尔大学学习农科，后转入文科；1915年进哥伦比亚大学，追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1917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进化》。在此期间，胡适热心探讨文学改良方案，并试作白话诗。而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通信，以及《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发表，更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同年胡适学成归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至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

五四时期，胡适连续撰写《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相继完成《国语文法概论》、《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理论倡导的同时，胡适还进行了一些文学创作的“尝试”。其小说、剧本均未见成功，独有出版于1902年的《尝试集》，乃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颇有开拓之功。

文学创作非其所长，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另一主要贡献是输入新思想。其《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当年都是振聋发聩之作。而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人权论集》，再到主办《独立评论》，胡适始终坚持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抗战军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胜利后又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但其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不曾背叛五四主义知识分子。

胡适称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断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照他的理解，所谓整理国故，就是用科学方法对三千年来破碎的古学进行一番有系统的研究。故胡适治学特重方法，屡次撰文介绍清儒与西哲的“科学方法”，以至于再三声称他的学术研究都是为了证明并推广其“科学方法”。

胡适治学有两个主要领域，一是中国哲学史，一是中国文学史。尽管《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版了上卷，《白话文学史》也没有下编，可这两部书都是建立规范并奠定学科基础的经典性著作。后人可以赞赏，也可以批评，却无法漠视其存在。前者的平视诸子以及历史的眼光，后者的双线文学观念，都是对本世纪学术发展影响甚深的“大胆假设”。另外，他首创新红学，重修禅宗史，以及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中国章回小说，都是开一代新风，功不可没。

抗战以后，因奔走国事，再加上自身学术路数的内在限制，胡适学术上未能更上一层楼。晚年沉醉于《水经注》疑案，下力甚大，可惜成果不尽如人意。

胡适在中国大陆是个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攻击对象，中国大陆的教材过去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但近几年来的研究都倾向于肯定他应有的历史地位。但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对胡适有殊多负面评价。

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没有什么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读过胡适《四十自述》的人，在这一本口述（《胡适口述自传》）中很难看到新东西。但是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提到：“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适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际，于私人朋友谈笑之间求之。胡先生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章，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书中给他相当高的评价：

“ 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

李敖先生在“李敖编胡适语粹新序”里这样评价：

　　鸦片战争的屈辱与败绩，只是一个开始。自此“内忧外患”七十二年后，亡了清朝; 又“内忧外患”三十八年后，亡了中华民国。前后一百一十一年过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接下了烂摊子，直到文革不革了，方在茁壮中获得喘息。中国开始重新定位、重新定局、重新定风波、重新定神。 　　定位、定局、定风波、定神的范围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慎终追远的工作。慎终追远的对现代中国的启蒙人物们，给予“恰如其分”的发扬与评价。在启蒙人物中，胡适是最稳健、最优秀、最高瞻远嘱、最具潜德幽光的哲人智者。宋朝朱熹有诗说：“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胡适一生，可谓身体力行，因此他死后的遗产与遗爱，最令我们珍惜。......

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大东门外。
1893年随母去台湾其父胡传任所。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母离台回上海，后回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家塾读书。其父胡传病终于厦门。
1904年与江冬秀订婚，从三兄到上海，入梅溪学堂。
1905年进澄衷学堂。
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
1908年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
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
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于杜威。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同年，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
1919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
1920年离开《新青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暑假学校讲学。
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在《努力周报》第二期（5月14日）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
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
1926年与其师郭秉文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
1926年7月—1927年5月游历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诸国。
1927年正式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徐志摩等组织成立新月书店。
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
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着“人权运动”的开始，随后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1930年1月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1932年与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创办《独立评论》，胡适先后共为其撰写了1309篇文章。
1933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1938年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
1942年9月8日，辞去驻美大使一职，旅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
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学讲学。
1945年出任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分，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
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1949年赴美国，发表《G产党执政下绝没有自由》，旅美时，与张爱玲相识，结下友谊；《自由中国》创刊，胡适任名义上的“发行人”。后其负责人雷震被捕，胡适一度受到株连。
1950年应聘为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
1957年11月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
1962年2月24日于中央研究院开会时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北南港。

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1日，于《新青年》第2卷第5号）
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5月1日，于《新青年》第3卷第3号）
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
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20日，于《每周评论》第31期）
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
著《尝试集》（1920年，北平，北大出版部，新诗诗集）
著《胡适文存·一集》（192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章实齐先生年谱》 （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姚名达订补）
著《胡适文存·二集》（1924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戴东原的哲学》（1927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白话文学史·上卷》（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
著《卢山游记》（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
发表《人权与约法》（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2号）
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发表《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6、7号合刊）
著《人权论集》（1930年，上海，新月书店，与罗隆基、梁实秋合著）
发表《我们走那条路》（1930年4月10日，于《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
著《胡适文存·三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胡适文选》（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1930年，吴淞，中国公学）
校编《神会和尚遗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编《中国文学史选例》（193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1932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四十自述》（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译《短篇小说》（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1935年，商务印书馆；后删省为《胡适文存·四集》，台北，远东，1953年）
著《南游杂忆》（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
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1935年，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
著《藏晖室札记》（1939年，上海，亚东图书馆；1947年由商务重排出版，改称《胡适留学日记》）
著《胡适的时论》（1948年，六艺书局）
著《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 （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纪念，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1949年，台北，自由中国社；即《胡适时论》的增改本）
著《齐白石年谱》（194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与黎锦熙、邓广铭合著）
编《台湾纪录两种》 （1951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与罗尔纲合校编）
发表《容忍与自由》 （195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全文刊登在《自由中国》第20卷第10期）
著《丁文江的传记》 （1960年，南港中央研究院）
编《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961年，台北，自印本）

父亲：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朝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著有《台湾纪事两种》，1895年8月22日病殁于厦门。
母亲：冯顺弟。
妻子：江冬秀。
长子：胡祖望，旅居美国。
女儿：胡素斐，早殇。
次子：胡思杜，在中国大陆，1954年曾被共产党逼迫断绝父子关系，后于1957年反右中自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