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

1886年生，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号壁伍，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从事革命活动后改为必武。1920年秋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武汉小组代表。随后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党组织，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湖北民运部部长，湖北省委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领导筹建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并任湖北省国民党工作委员会主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1932年回国，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之一。1945年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建国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1975年1月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出版有《董必武选集》、《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董必武诗选》、《董必武年谱》。

1975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1886年3月5日，他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

1903年考取秀才。1905年考入湖北“文普通”学堂，1910年毕业，获清朝学部授予的拔贡学衔，后在黄州任教员。　　　　　　　　　　　　　

1911年参加了辛亥革命，加入同盟会。“二次革命”失败后，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回国参加反袁斗争，曾两度被捕。后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

1914年考入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

1915年6月回国从事反袁活动，两次被捕入狱。1916年出狱后再度赴日本。

1918年回国，参加护法运动。1919年在上海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创办武汉中学，教授国文。

1920年同陈潭秋等成立了武汉党的早期组织。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武汉小组代表。随后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党组织，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湖北民运部部长，湖北省委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领导筹建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并任湖北省国民党工作委员会主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董必武去苏联学习。1932年回国后，任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政治委员，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代理主任，中央党校教务长、校长，工农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最高法院院长。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

抗日战争时期，长期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统战工作。

1945年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共第七至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同志在北京病逝。主要著作收入《董必武选集》。

本可就高职、赚大钱却穷得一条长衫与他人轮流穿

董必武从日本大学法律系毕业归国后，武汉的故旧们提供了收入丰厚的律师职位，他却志在办报和建校。此前因看到国内外的强烈反差，他深感需要先做两件事：一是用报纸宣传民众，二是办学教育新人。1920年初，董必武同几个好友筹办私立武汉中学，却因原先答应出资的人反悔，经费无着。他倾其所有，虽正值冬季也将身上仅有的一件皮袄脱下，送到当铺，才使中学得以开办。由于办学投入多，收费少，董必武和身边的同事几年中生活一直很窘迫。天凉后就将蚊帐典当，有时只剩下一条裤子，只好晚上洗了早上再穿。由于经常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需要着长衫，董必武就与他人轮流穿着。一个本可就高职、赚大钱的归国留学生和社会名流，为理想追求甘愿过这种生活，也作为无声的教材感染教育着身边的青年。董老从来不抽烟、不喝酒，饮食简单且有规律（体质不好却能长寿与此有关），直至晚年在办公桌上不许浪费一张纸，一把牙刷、一条毛巾都非用到不堪再用的时候才更换。董老在非原则问题上，总是与人无争，工作和生活上却自比老牛，说除了“吃点草料”外就无他求。

拄着拐棍走出草地

“一大”后董必武返鄂，公开职业是主持武汉中学，并在湖北一师等校兼课。他在校内秘密向学生进行革命教育，从而在省内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党团员。北伐军占领武汉后，董必武成为湖北省政府三常委之一，并兼农工厅长，积极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推动工人运动。1927年7月武汉政府反共后，因他已遭通缉且目标太大，由党组织安排赴日本，再转往苏联学习。1932年回国后进入江西苏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等职。

1934年董必武以近五十岁的年龄和体弱之躯参加长征，在干部休养连任党支部书记，其间拉着马尾巴爬过雪山，拄着拐棍走出了草地。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派他重返武汉，担任长江局常委，后迁往重庆和周恩来一起主持南方局工作。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被缺席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47年从国统区撤回后，主管华北财政工作，翌年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一位少有的“清官”

1957年，董老做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当时，他家住在北京钟鼓楼后的一个昔日王府的大院里。院子很大，有花园有水池，很气派。他的儿女们也都乐意住在这里。由于“高院”离此很远，每天往返不仅不方便，而且还需要很多人来送文件，花费了不人力物力。董老考虑着搬到离“高院”较近的中南海去居住，尽管当时中南海的房子较为窄旧，但他仍不改初衷。一天晚上，董老和盘托出自己的主意，却立即遭到尚在读书的子女们的反对。董老耐心细致地对全家人说：“第一，为我一个人，要有警卫排，要烧锅炉，要煤，要人跑这么远送文件，搬到中南海，这些都统一解决了，为国家节省了人力物力。我不该搬吗？该搬。这二呢？”稍作停顿后，他更深沉地继续说道：“我上班太远，要坐很长一段距离的汽车，要用掉不少汽油。如果家在中南海，再到高院上班，近了一半路程，也就节约了一半汽油。我们国家还穷啊。”

1958年初春的一天晚饭时，还在读初中的女儿董楚青养成了一种不好的吃饭习惯。吃饭时，董楚青急于扒饭，三扒两赶地吃完了，掉了不少饭粒在桌上。小楚青丢碗就想跑，结果被董老叫住。“你看看，你看看。”董老连连说道。年岁还小的女儿楚青茫然不知所措，怔怔地望着饭粒，默不作声。一生惯读诗书的董老马上联想起古老的“锄禾日当午”诗句，绘声绘色地对女儿说道：“碗里、桌上有多少饭粒？‘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粒粒不能丢啊。”接着又严肃地说：“拣起来吃了。”此后，女儿楚青再也不浪费粮食了。

1964年春，董老的一个侄孙子去北京看他，一是想见见世面；二是特别想通过他的关系谋得一份较中意的工作。董老一面热情地接待了侄孙子，一面又对他施以严格的要求，在北京逛逛可以，但不准租用小车，更不许在外面暴露与董老的亲戚关系。那位侄孙子在北京住了大约一个星期，董老即要求他回家投入生产劳动。临别的头一天，董老给侄孙一些路费和小礼物，并把他叫到跟前说：“我在政府里的地位很高，但我们都是供给制，除了个人生活、住宅不成问题外，不能乱开支。你家的困难，主要靠自己克服，实在克服不了的，可以找当地政府。”早就在寻找提出自己想法时机的侄孙子赶忙说道：“你没钱给我不要紧，那你写个‘条子’给我，我拿你的‘条子’去找县政府，很见效。”董老严肃地说：“那怎么能行？我不能插手地方政府的事，更不能要求地方政府给你特殊照顾，你要相信地方政府会秉公办事的。”他语重心长地勉励年轻的侄孙子要安心农村工作，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不要向政府乱伸手，也不要向他提出不符合政策的要求。

一联救四命

1955年秋，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在兰州视察工作时，听到这样一个情况反映：宕昌县群众搭台唱戏还愿，乡干部强行制止，发生争执后，群众殴打并捆绑了乡干部。县人民法院以利用迷信煽动群众篡夺政权的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四位乡民死刑。董必武听后建议说，此案应重新调查，弄清事实，一定不能混淆矛盾性质。董必武当场还写了这样一副对联：“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甘肃省政法部门根据董必武的指示，重新调查审理此案后，原判死刑的四人，被改为无罪教育释放，避免了一起错案。当地干部群众说：“董老一副对联救了四条人命。”

只写“群言堂”三字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政法委员会主任，领导过司法工作。后因年岁已高，主要担负名誉性职务，1959年任国家副主席，“文革”中还代国家主席。

因惟有他与毛泽东在党内资格最老，受命主持党史编写，在极“左”环境中却难下笔。他在毫无实权的情况下，洁身自律，应邀题词时总大书“群言堂”三字，种种心曲尽在不言中。1975年4月2日，董老以89岁高龄因肝癌去世。

董必武长期是一副忠厚长者的风范，又以学识渊博著称。他自幼古文便很好，又工于律诗、书法，且留学国外多年，通晓英、日、俄语，法学造诣尤深。自抗战开始后，他长达十年间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统战工作，广泛交友，以学识和风采感动各界。

1945年联合国成立大会在旧金山举行，经中共努力争取，国民党政府被迫在中国代表团的五名成员中让出一个名额，董必武作为解放区代表参加。起初，代表团中许多人认为共产党都是粗俗的农民造反者，一路上与董必武接触，才知道竟是这样有学识的人。

到美国后，他向华侨、新闻界、友好人士和部分上层官员大力介绍解放区的情况，扩大了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联合国成立大会召开时，董必武又用毛笔苍劲地在旧金山宣言上签上自己的姓名。

他逝世时联合国秘书长专门发来唁电，称其为参与创建者之一。

公历一千九百七十五年三月五日，为董老虚岁九十诞辰。此时已沉疴不起，又谨遵七届二中全会党内禁止做寿之规定，仅于床榻赋《九十初度》律诗，为一生写照：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中，最长寿的就是被称为党内“五老”之一的董必武。在那个时代里，他与李大钊、陈独秀走过同样的人生道路，由读私塾、考秀才、任教到赴日本留学，了解到共产主义思想，再回国革命。此后几十年急风暴雨中，当战友和同道者纷纷倒下或落伍后，董老作为硕果犹存者站到新中国最高代表的位置上，又格外令人敬慕。

毛泽东有词一首，悼念董必武，全词如下：

贺新郎·改张元千词悼董必武（1975年4月）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柳岸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 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君且去，休回顾。

黄安籍出了两位国家主席、200多位军级干部、首次授衔50多位将军黄安县48万人口在战火中先后有12万死难牺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过英雄反过来也可以推进时势的前进，董必武与他的家乡黄安县，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提起湖北黄安，在中国革命史上赫赫有名。此处位于鄂豫皖三省要冲，近代为多战之地，民风勇悍。董必武从小就受到群众反洋教斗争的影响，既看到周围贫苦之状，又能到武汉上学接触到新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因此萌生出寻求真理救国救民的志向。董必武出外求学有成后，马上为故乡兴办学堂，培养出县里第一批共产党人，并在大革命的风暴中促成了民众精神面貌巨变。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曾将当地称为“红安”，解放后又正式定名为红安县。这里是人民军队的几支主力———红四军籍人士中，曾出了两位国家主席———董必武、李先念，在残酷战争中走出了200多位军级以上的干部，解放军首次授衔时便有50多位将军，是全国名列第一的“将军县”。后人还应看到，为这些辉煌奠基的数字更惊人———全县48万人口，在战火中有8万人参加了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南下的刘邓解放大军，先后共有12万军民死难牺牲。从1927年黄安、麻城暴动至1949年最后解放，大别山上战斗红旗长达22年不倒，与海南岛的琼崖并列为全国坚持武装斗争最长的地区。讲起艰难的中国革命，人民总要念起毛泽东走上的井冈山，同时也要提到董必武的家乡———以黄麻为起点的大别山！

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 革命 法律 毛泽东 湖北 律诗 武汉

1、http://www.lifeall.com/mem/295/main.ahtml

2、http://baike.baidu.com/view/1773.htm?fr=top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