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艺术，也称行动艺术、身体艺术、表演艺术等，国外目前通用的用法是Performance Art，它是在以艺术家自己的身体为基本材料的行为表演过程中，通过艺术家的自身身体的体验来达到一种人与物、与环境的交流，同时经由这种交流传达出一些非视觉审美性的内涵。 行为艺术，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于欧洲的现代艺术形态之一。它是指艺术家把现实本身作为艺术创造的媒介，并以一定的时间延续。
特定的环境和含义为依托而进行艺术创造活动的艺术形态。行为艺术相较于架上绘画、传统雕塑等艺术注重艺术行为的结果留存而言，它更是强调、注重艺术家的行为过程意义，是典型的具有表演性特征的过程艺术形态。作为行为艺术家，大多坚信——艺术家个人的艺术创造自由。创作体验只能通过开放性的。即兴的、无情节而与生活融为一体的艺术创造实践活动才能够获得和实现。因此，行为艺术具有；开放的情感表演性特征。即行为艺术家不是象架上绘画艺术家那样多数时间是把自己关在室内“孤寂’地进行自己的艺术创作工作。而是在开放的时空环境里——街头、广场……等场所，将自己即时奔放的情感予以当众释发宣泄，并注重和强调展示行为过程的质量度。因此，行为艺术没有完形的如架上绘画那样的结果留存；行为过程就是其作品的全部所在。
其次，艺术泛化性特征。行为艺术家以自己特有的艺术创造行为过程展示，把传统艺术从高不可攀的、精英文化高度的神圣殿堂，摆放到了普通观众心目中的“不过如此”的“平淡”状态。尤其在有的作品中，还请一般观众参与，这就更消解了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增强了观者对艺术创造行为的认同感，同时，行为艺术强调的是行为过程，这在客观上，就把艺术注重行为结果的单一视域拓展到了充分认识、注重艺术行为过程的领域。从而有助于人们完整地认识人类艺术整体行为的，合乎艺术规律性和目的性的发展运动。最后，行为艺术具有平凡中的艺术深刻性特征。即是说，行为艺术是行为艺术家“有意味的”行为过程展示艺术。我们讲行为艺术打破了“艺术与非艺术”、“艺术与生活”的传统界线，行为艺术家曾邀请观众参与到其具体作品中去共同创造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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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艺术其实也就是当代实验艺术中的一种类型，但是，由于近一二年来，有一些在视觉上比较"刺激"的行为艺术作品被冠上"病态"、"血腥"、"暴力"等称谓之后，不仅在"圈"内，同时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多争议。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行为艺术"的现场性、直接性的特点，在事后仅仅靠几张照片很难来完整地反映某个作品的具体实际情况，所以难免会引起别人对于行为艺术理解的片面性。
关于"行为艺术"的讨论进行到现在，已经在艺术界和社会范围内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在这场讨论中，我们的一些大众媒体包括一些专业刊物在这场讨论中一直没有对所谓的"行为艺术"进行客观、公正、全面的介绍，道听途说、以偏概全式的报道误导了大众包括一些专业人士对于"行为艺术"的了解。
我们要客观、公正地讨论这些艺术现象，就必须要提供给业内人士包括一些对前卫艺术有兴趣的网友全面了解这些作品以及与"行为艺术"有关的评论文章和知识背景，这对于我们冷静、理性地对这一现象进行评论会有所帮助。
行为艺术的鼻祖是一名叫科拉因的法兰西人。1961年，他张开双臂从高楼自由落体而下，这称作人体作笔。
行为艺术采取很夸张的表现手法，用行为来表达人对世界的看法。这些行为有的是美的，有的是丑的，但不是人在正常状态下有的。
自行为艺术出现在中国以来，由于和中国人的审美观、道德观以及社会传统反差较大，始终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在“行为艺术”的发展中部分创作者更以自虐、伤害、鲜血等极端行为作为表达的主要方式，直接挑战人性和道德的极限。我们在这里列举，希望可以拓宽我们对于艺术、人的生活乃至生命的思考。
所谓行为艺术是一种艺术家用思维和行为过程来进行创作的艺术形式，现代行为艺术兴起于西方，是西方当代社会的一个奇特现象，行为艺术在本质上可以定义为一种自由的生命活动。
中国的行为艺术是中国艺术现代化进程中向西方拿来的一种艺术形式，从1985年新潮美术时期（1985—1989） 它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宋永平、宋永红兄弟的“一个场景的体验”、丁乙等人的“街头布雕”、（1989－2008）年汤永、刘继青 、王华、二胖、大傻创作的“中国名人在梦境中的精神移动：5678年沙漠 裸体 狂奔”等具有行为展演倾向的艺术活动，普遍采用包扎或自虐、或者梦境艺术创作的方式，这与80年代年轻艺术家企图通过反文明、反艺术的手段来求得精神自由的价值取向有关，透露出对“文革”、对中国现代垃圾艺术横行霸道的控诉、对现代资本、商业、物欲精神压抑人性“真我”的反抗，表达了艺术家们为寻求学术思想彻底解放的时代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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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往往是规模较大、参与人数较多、涉及面较广的社会性行为，例如有一群艺术家从大都市来到贫困山区，在老乡家的炕头上创作，用来表达艺术家们厌恶商业文化希冀回归自然的心态，这整个过程就是一项行为艺术；一个名为“新历史小组”的团体出售自制的“集邮牛仔服”和著名企业家肖像画，用来说明消费时代艺术家与艺术欣赏者的关系；更有人把成千上万的红伞挂在公园的树上，让游人漫步其中，使观众成为行为艺术的一部分。或许您在不经意间也搞了一把行为艺术呢。但是这种行为艺术在进入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往往受社会、市场、公共秩序甚至法律的限制，所以这种行为艺术目前很难举行大规模的活动。
第二种形式，因为是艺术家展现自己生存生活状态的行为艺术，所以越来越成为行为艺术家热衷的形式和手段之一，结果就有了赵半狄与玩具熊猫就环保问题展开对话；舒勇在情人节找花草树木谈情说爱；王晋与一头骡子结婚等千奇百怪、层出不穷的行为艺术与行为艺术家。
在当下这个多元文化的时代，行为艺术作为艺术的一种形式，理所当然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但当生活被艺术家们作为艺术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却又是那么出忽我们意料，甚至远远超越了我们对常态生活的理解，猛烈地撞击着我们感官和精神的承受极限。他们用艺术的方式对我们的生活进行追问：我们是谁？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要往何处去？但同时我们也对艺术的底线提出了巨大的疑问。
1991年1月29日－2月4日在广州，一个刚刚成立不久的新艺术群体“大尾象工作组”，在广州市第一文化宫展览厅举办了“大尾象工作组艺术展”。参展艺术家陈劭雄在展厅悬挂起内外分三层、俯视平面图呈三角形的透明塑料薄膜，用角铁和铁链拉撑，地面铺设白色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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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在与广东省接邻的湖南省省城长沙，职业是美术编辑的孙平在一份工作报告中谈到：“1992年，商品的气息使我意识到新的情况来了，……我趁当时‘广州双年展’的机会以行为方式放了'中国游戏1号．发行股票'一炮，随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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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陈劭雄、孙平二人的行为艺术活动起因于南方日渐浓厚的商品经济氛围对当代前卫意识的影响，那么，在远离沿海城市的甘肃兰州，一个自称为“兰州军团”的艺术家群体，却对集中炒作于南方的艺术促销与艺术包装以及发生在这一地区的种种因商品经济引发的艺术活动和表现形式，持极为审慎甚至是抵触的态度。成力、马云飞、叶永峰、杨志超、柳以忤等人，似乎是嗅到了从南方传来的各种艺术市场操作活动背后的危险气息，认为现代艺术有可能被市场经济的推广所吞噬，而不少新潮美术时期的艺术家正被市场操作的热情所陶醉，一种肌体腐朽的现象正在形成，中国现代艺术需要一场清理门户的革命。于是1992年12月12日在兰州组成“兰州艺术军团”这样一个采取“自由组合、自然穿插”的组织系统原则的青年艺术家群体，并提出了实施行为艺术活动葬”的一揽子计划步骤。1993年1月8日，他们用从医院找来的空白死亡通知书和讨论商定的讣告，邮寄给全国各地的艺术家、艺术批评家，讣告曾发表在《山西日报》上，而死亡当事人则是他们设计、用纸和泥制作的被悼词描述为“长期勾结批评家、画商、报刊编辑，制造人事关系，疯狂销售作品的艺术家钟现代”。1月17日，“钟现代”的葬礼举行。呈T型的会场前方是躺着“钟现代”的玻璃棺材，他被制作为全身裸体、毛发俱全但却病骸白皙令人竦然，再往前是一幅1O米长黑布，上面写有巨幅白底黑字“葬”和红底黑字“三打”、“三反”（指“打倒画霸，打倒画刊，打倒画贩子”，“反对找人，反对卖画，反对刊登”）的标语，被铺放在雪地上。军团成员在宣读悼词、呼喊口号、燃放鞭炮后，轮换穿上全红、全黑、全白葬礼服，面戴口罩，由四人抬起“钟现代”的棺材，缓缓走向市区，最后，被汽油燃为灰烬的“钟现代”的“骨灰”被葬入小木箱内埋掉，至此“葬”行为艺术活动完全结束。较之于陈劭雄、孙平二人的行为活动范围只在小规模的相对封闭空间里不同的是，兰州艺术军团的艺术家们抬棺游街，穿越许多马路，引起无数人参与、注目，其以清理艺术圈内门户的观念而在更为广大的民众空间、时间中影响并收集民众视觉经验和情绪反应的举动，使中国行为艺术第一次在开放的环境中与民众直接见面并引导后者参与，而其对死亡通知书、讣告、悼词、遗物箱的设计、制作和分别邮寄，又使“葬”活动在艺术层面得到了极大的传播并得到了广泛的信息反馈。行为艺术快捷、灵活、针对性强、震撼性大、参与性强的特点，在“葬”活动中得到了较为全面的体现，它无疑成为9O年代迄今为止行为与社会、与艺术产生互动关系的较成功范例之一，当然它的实施成功与地理位置上远离政治文化发达地区因而较少来自接受与理解方面的干扰有十分紧密的关系。
行为艺术在中国9O年代的兴起和传播、发展，从其肇始之初起，便是沿着由观念对象化的行为到生存状态化的行为这样一条脉络发展着。陈劭雄、孙平、兰州艺术军团的行为活动是作为艺术家主体对社会文化现象的态度观念的客体化、客观化或者说对象化而出现的。它的产生，是艺术家对静态的有限平面语言和物体语言的传达力突破之后的第一步，它被艺术家放大为动态的多方位的社会、自然因素，包括人及其它设施、物体和种种社会关系等无形有形的东西。这在1993年至1994年的行为艺术发展实践中最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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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计划．1993”和“新历史．1993大消费”这两次艺术行为活动便是这期间较有代表性的艺术实践。自1992年10月份以来，山西的宋永平、王亚中、刘淳、王春声等人，有感于90年代初文化界过分自我关心的都市病和过于迷恋洋人的游戏规则的倾向，决定从更本质的意义上寻找艺术复兴的起点，从内心萌发了回归生命本土、回归艺术本体的强烈愿望。于是他们拟定计划、自筹资金，告别了光色迷离的城市，于1993年春来到山西偏僻艰苦的吕梁地区柳林县西局岔村，把画布支在老乡家的炕头上进行直接创作，以激发最原始的创作冲动。他们在乡间的创作不同于一般的下乡写生，因为他们的作品并没有直接再现农村生活情景，却是当代人在特定文化环境下心态的反映，所以乡间的生活恰恰成了他们恢复自觉、自然的感受和心态的一剂良药，成了他们找到精神支撑点的丰腴土壤。他们印制了一本有大量纪实照片的报告文学及活动文献集，制作一部纪实专题片，并带着他们在乡间创作的美术作品，于当年8月20～26日在中国美术馆和中国日报画廊同时举办他们的展览“乡村计划．1993”展。不难看出，事件行为的主体结构是艺术家对商业文化抵触所采取的一系列计划的延伸、演化和变异活动，因而是对象化的行为。
89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之后，随着社会政治的深刻变化，中国当下艺术状况开始具有了后意识形态的特点，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使中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型，艺术所面对的社会问题及所承担的文化责任，正发生着明显的位移。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大约也是在1992年的5月，“新历史小组”在武汉正式组建，成员有任戬、余虹、张三夕、周细平、王玉北、叶双贵、祝锡琨等人。10月份，在广州90年代艺术双年展展厅内，“新历史小组”的成员以清理工的身份，用“来苏儿”喷洒地面、搓擦作品，使展厅空间内弥漫着病院气味。在此前后，他们散发了《消毒》文件。与其说这次“消毒”行为是针对市场操作艺术的嘲弄，不如认为它是“新历史小组”消解艺术界的前意识形态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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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了“消毒”行为后，“新历史小组”便进行第二步对后意识形态艺术的实验，试图建构新人文艺术，而“新历史．1993大消费”乃是对这项实验的具体实施。他们认定9O年代的中国社会步入了大消费的时代，艺术要在这个时代取得一席之地，就得提倡艺术走入生活，艺术产品化，人人消费艺术，艺术消费人人。这种视艺术作品为产品的观念，势必使艺术创造的全过程与产品生产的全过程相适应，即与流通过程相适应，作品作为产品在流通过程中生成、转化和消解，也就是说，艺术家－作品－欣赏者与生产者－产品－购买者之间的关系是重叠和相互交叉的。艺术家不再是纯粹的艺术家，因为他在流通过程中要扮演多种角色；作品不再是独一无二的，它变成可批量生产的；欣赏者不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使用者。由此，产品艺术彻底解构了审美无功利性，不再为艺术而艺术，真正回到了物自身，从而使艺术回归到生活之中，进入百姓市井之中。他们“上工下厂”，将各自的艺术观念由平面转换为立体的工业化产品。任戬制作出大量“集邮牛仔服”、“集邮大花布面料”产品；周细平制作出12幅著名企业家肖像广告《大肖像系列》；梁小川制作出陶艺式的炮弹；叶双贵的“大陶艺系列”以世界名瓷造型为外观样式，以当代卡通符号为基本图案，将立体的陶器实物转化成平面的大型剪纸、活卡通贺卡等。这些作品（产品）经半年周旋，定于1993年4月28日在北京王府井麦当劳快餐厅举办展示，后于27日晚被封闭禁展。据任戬事后在一份年表中说：“在展示会的前后15天中，遭遇了政治、人际、事务、艺术各方面的问题，很累，很疲劳，是艺术生涯中创造力被截断的最痛苦的一次体验。”6～9月，“任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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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如此多的障碍与困难，“郑连杰司马台长城行为艺术'93”只好安排在距京城百公里之外的京冀交界的长城司马台地区举办。郑连杰在包括著名摄影家、作家、诗人、记者、艺术爱好者、大学生和国际友人及司马台一带乡民们的共同参与下，在绵延起伏的山巅长城残垣断壁上，创作完成“大爆炸”、“黑色可乐”、“门神”、“迷失的记忆”4个主题的行为装置作品。其中“大爆炸”是他在5O多人次乡民的协作下，历时5天，用300余米长的红布，捆扎住散落在长城脚下的数万块残损长城砖，并铺满前后3个烽火台和长约200余米的长城城墙通道上，其历时时间之长，动用人员次数之多，劳动量之大，活动条件之艰苦等等，堪称当代之执牛耳者。郑连杰认为“行为艺术能较直接地对时代和人的心灵产生影响，因为它选择人的身体语言和特定的媒介来传达，具有强烈的视觉效应。我选择长城为行为艺术的场所和媒介，不仅是它的象征性，更重要的是它的博大开阔的自然环境。在这里我感到传统与未来的延续，在都市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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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3～1994年期间，还涌现了许多与上述几项艺术行为类似的观念对象化为外在客观社会活动的行为，如汪建伟、宋冬、黄岩、耿建翌、倪卫华等人的行为作品。汪建伟在1993年1O月到老家四川成都郊外温江县涌泉乡一组，与农民王云签订种植小麦一亩的合同，相约共同种一季小麦，观察与记录种植动态综合系统，以印证他关于世上一切信息（包括有形的自然物理实存与非自然的无形精神意识）都是处在输出输入的循环之中的观念，该种植活动行为也是由此被命名为“种植-循环”的。据说，在两个人的共同努力下，该亩地产量有700斤。1993年1O月，耿建翌在杭州莫干山中学请2O位有兴趣的观众在教室里填写《婚姻法》知识表格，无一人填完所有内容，多数人认为这次活动更像一次考试，于是引发了一场关于法律、婚姻、家庭等问题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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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富有争议的例子是邸乃壮的“走红”活动。从1992年开始，邸乃壮创作的撑开万把红伞行为活动，持续三四年时间，流动出现在中国几十个城市的公共场所，有500余万人进入了红伞活动现场，有关新闻报导更是连续不断，达数百条之多，传播面已超过了4亿人。艺术界学术界多数人认为“走红”是一个十分成功的社会性行为艺术，它正卓有成效地改变着中国现代艺术无法进入社会的局面，是前卫艺术影响社会的成功个案。也有不少人认为红伞是对克里斯托的黄伞地景行为的挪用，作品缺乏文化观念的批判创造。对此，邸乃壮认为社会是由若干程序构成的，是这些程序在支配着人们的言行，如果艺术创造不仅仅是用于视觉语言的表达，而且还能用在社会程序的设计上，那么，用经艺术家之手创造的一个与现实社会结构全对称的、与其“制式”相同的一组程序作品输入于社会，与社会大程序交融，社会慢慢便会出现一个你所期待的“画面”。为此，他提出“视觉后”这个概念，试图把视觉图像从孤立的欣赏状态下放到综合程序中的某一位置上，循有形之美，造无形之大美。由“走红”所引起的争论，触及到的正是对象化的行为在中国的现实遭遇和对策的问题，并分野出两种不同的认识态度，这将在实践的基础上得到验证。
南方网讯 据《金陵晚报》报道，前不久，名为《人动物：唯美与暧昧》的行为艺术展在南京清凉山公园扫叶楼前举行。第一个参展作品《五月二十八日诞辰》因作者当众赤身裸体钻入血淋淋的死牛腹中，引来公园工作人员的阻止。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具从屠宰场运来的刚宰杀、还鲜血淋漓的牛尸躺在白纸铺就的地面上，无数玫瑰花瓣洒落在牛身和牛腹里。一位30多岁的长发男子裸着上身，扯去腰间围着的条纹床单，光着身子钻入已剥去内脏的牛腹中，蜷身躺下，周围有人用线将牛肚缝合，大约一分钟后，牛腹中的男子用手中的裁纸刀割开缝线，离开牛腹，光着的全身沾满牛血和些许花瓣。正在此时，公园的一名管理人员拨开围观人群，冲到这名男子跟前，大声地说：“赶快停止！”“把衣服穿起来！”在阻止和呵斥声中，作者仍是光着身子，坚持着进行尚未完成的部分，从牛肚中掏出两把血淋淋的玫瑰花瓣，向自己头上撒去，这才重新系上那张个条纹床单。
据悉，裸体作者是徐州师范大学美术系教师。现场不少游客目睹表演后，纷纷摇头表示不理解、不能接受。一位常年在公园玩的老人对记者说：“这种东西能叫做艺术吗？实在是胡闹。”公园售票处的两位女士也直称，“这种艺术太恶心了。”
对于清凉山公园工作人员的当场阻止，南京艺术学院艺术评论家李小山教授表示了他的遗憾：“我觉得挺遗憾的。
这是由于人们不理解而产生的恐惧，其实它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
不过，圈内人士对此展览的看法并不一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圈内人士说：“这些行为艺术家曲解了行为艺术的本义，表现过于病态极端，热衷于暴力、自虐、血腥、色情的行为，以这些场面强烈地刺激人的感官，以达到成名的效果，这不是艺术，是视觉污染，这样下去行为艺术的路会越走越窄。”
何谓行为艺术
迄今为止，行为艺术没有精确的定义。简单地说，行为艺术就是艺术家在现场表演的艺术，也有人认为，行为艺术是用艺术家自己的身体为基本材料，在行为表演过程中，与人、物、环境的交流。所以，行为艺术也被称为行动艺术、身体艺术、表演艺术等。国外通常用“PerformanceArt”来指称“行为艺术”。艺术批评界认为，行为艺术是观念艺术的一种，所以其含义更宽泛，除了艺术家利用自己的身体作为材料，还包括艺术家组织社会人群进行活动，也有批评家将行为艺术分为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两类。
1988年10月，盛奇等人在北京古长城遗址完成行为艺术“观念21·太极”。艺术家用布把一批舞蹈学生捆扎起来，形成一个黑色的蜘蛛网。盛奇则在网中困难地打着太极。他的表演被认为暗示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鸿沟不可逾越。其中长城与太极作为传统文化的象征。
1995年，女艺术家尹秀珍在成都创作行为艺术《洗河》。本来被污染的府南河水无法被清洗，艺术家取出10立方米河水，制成冰块，再运到岸边，由艺术家和行人一起用清水洗刷了两天，最后冰块全部化掉，地面上却留下了污迹斑斑。艺术家运用洗涤的日常经验，激发公众一起表达了希望改变河水现状的心理诉求。
本报讯“行为艺术”，在前卫艺术家看来，曾是一个载负着机遇与后劲的行当；在广大公众看来，似乎是很难理解的“闹剧”。
日前，艺术评论家鲁虹、孙振华编著了《中国行为艺术》一书，由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艺术界普遍认为这是首部系统介绍中国行为艺术20余年历程的专著，首次用史笔书写了中国行为艺术的客观面貌。该书正如其书名引题所说的，为“异化的肉身”正名。
“问题”串起行为艺术史 
本书作者鲁虹、孙振华分别是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和深圳雕塑院院长，同时也是活跃的当代艺术评论家。在该书中，他们集纳了自85美术新潮至21世纪初的中国行为艺术图文资料，将其集中成史，最后还附录了由艺术批评家冯博一总结的1979年-2005年中国行为艺术重要作品年表。
全书的特点在于，作者打破了一般艺术史按年代描述的传统方式，而是以围绕行为艺术的各种“问题”，来串联、组织具体材料，同时介绍了特定的文化背景与相关材料。书中对中国行为艺术的分类呈现中，按照“当下中的过去”、“自然生态与人”、“‘暴力’引起的震撼”、“无望的反抗”以及“向社会提问”五个层面归纳概括了中国行为艺术的表现。
该书作者之一，鲁虹表示，“中国过去的20年里，出现过一些不错的行为艺术，类似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反思，当然也有值得我们反思的作品。我们希望《中国行为艺术》一书能给出一个宏大的视角，让我们客观地看待行为艺术。这也是我们将行为艺术纳入美术史的一个努力”。
对此，该书责任编辑冀少峰告诉记者，“本书虽然不是一本纯粹的艺术史书籍，但却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让读者能从全局了解中国行为艺术，不再仅仅依靠个别的艺术现象对中国行为艺术产生误读。”
“客观评价标准”尚存争议
《中国行为艺术》一书中在各个章节中，展示了行为艺术家马六明、苍鑫等人的作品。对于自己的行为艺术作品成为书中的一个案例，苍鑫表示，尽管鲁虹、孙振华在书中罗列了很多行为艺术，但他们没有提出独特的、自我视角，感觉他们评选作品的标准是商讨出来的。苍鑫表示，要真正对行为艺术进行客观评价，必须指出中国行为艺术该如何往下走。行为艺术在中国的特殊情况又是如何？这些都应该纳入艺术史书考虑范畴。 
北京大学艺术史学教授朱青生指出，鲁虹、孙振华编著的《中国行为艺术》从学术角度对艺术现象做了客观、详细的描述、分析。朱青生表示中国缺乏从学术、文化角度进行正确引导、解释的行为艺术研究，“《中国行为艺术》一书填补了一大空白”。但朱青生也指出鲁虹和孙振华在新书中对艺术史上行为艺术的发展情况介绍得不够充分，“由于大多数中国读者对行为艺术还不了解，甚至有误解，因此就需要多做交待。”
业界论“行为”
吴鸿（艺术评论家）：反收藏的行为艺术也成了商品
经过大众传媒的渲染，行为艺术现已成了“泛化”的东西。行为艺术本身是反对艺术市场化、博物馆体制化提出的。行为艺术家认为作品不可以收藏，或者说不可重复性。
在我理解便是将艺术恢复成人类的本能游戏状态。然而，商业这一大环境会给艺术附加一些商业价值。这两年，行为艺术已发生了严重变质，有些作品已蜕化成仅仅满足文化小资对文化好奇的东西。行为艺术本身就是强调无法保留、重复，但现在很多人通过摄影、录像保留行为过后的痕迹，最终将行为艺术也变成了商品。
1986年9月，由王度策划，王度、林一林等沙龙的10名成员参与的“南方艺术家沙龙”第一回试验展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该展中有表演性的行为艺术作品。 
1986年12月—1988年赵建海、盛奇，郑玉珂、康木等在北京大学、长城等地举行多次“观念21”行为活动。
1989年2月5日-19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让大众首次成批“见识”了行为艺术，其中女艺术家肖鲁朝的作品《对话》、李山的《洗脚》、张念的《孵蛋》、吴山专的《卖虾》、王德仁的《抛撒避孕套》等一系列行为艺术事件引发争议。
1993年起，以自己身体为创作源泉的行为艺术家马六明开始在北京实施《芬·马六明》系列作品。
1995年8月，由美国贝特蒙女士策划的“水的保卫者（第一回）”当代艺术展在成都府南河举行。该展览以行为方式为主，探讨环境保护问题，并受到当地政府支持。该展览此后还进行过数回。
1998年2月起，张大力开始创作行为作品《拆》，以涂鸦方式将自己的头像喷绘在所处的城市大街小巷中，从而在他们中间寻找一种个人与社会，现在与过去的荒诞而实在的对话。 
2002年6月起，由卢杰和邱专杰策划的“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活动展开，艺术家们重走长征路。
作者访谈
鲁虹：“自娱的狂欢”不是行为艺术
新京报：从85美术新潮开始，中国的行为艺术与公众始终存在一种隔阂。对行为艺术做一个集中史，仅是为了消除这种隔阂？
鲁虹：写这本书，就是想客观介绍中国的行为艺术。社会上对行为艺术基本上是一片批判之声。我们希望通过写这本书客观地展现行为艺术的真实面貌。其实这本书四年前就可以出版了，但出版社有考虑，一直拖到了现在。如果那时就出版，应该算是中国行为艺术第一书。在这四年里，陈履生的《以艺术的名义》对行为艺术进行了批判，而我们这本是第一次比较客观地介绍了中国行为艺术，有批判，也有认可。
新京报：你提到在书中对行为艺术做出了相应的批判及反思，你对行为艺术的反思主要体现在哪？
鲁虹：道德界限方面。有些问题出于表达的需要，行为艺术超越了传统道德是正常的。但为了出名而出名，为了反道德而反道德，而超越道德界限，我们是反对的。 
另外，行为艺术中也出现了过度阐释的现象。行为艺术家的语言方式并非来自公众所熟悉的语言方式，他们做出作品后，很多人都看不懂。于是他们加了文字，进行过度阐释，结果使这个作品和文字产生不对称的情况。对此，我们也进行了批评。此外还有不少比较西方化的作品，由于模仿痕迹太明显，我们也进行了反思和批评。
新京报：在做了层层批判后，你觉得中国的行为艺术的出路是什么？
鲁虹：从传统文化资源和现实资源出发，来寻找中国行为艺术的出路，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
在书中我们提到一个概念是“自娱的狂欢”。有些行为艺术家完全采用了一种最热门的方式。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西方是为了反博物馆、促进与公众的有效交流才做行为艺术。如果离开这样的前提来做行为艺术，行为艺术就没有意义了。
比如说，有些人为了出名，做一些很猛的作品，但是没有与公众交流，关在家里，自己拍两张照片。我觉得他不具备行为艺术的条件，我们就没有将其纳入。
相比国外已经将行为艺术纳入艺术史，中国的行为艺术在美术史上的地位很难被认可，最近有改观吗？
鲁虹：确实在西方行为艺术早已进入了美术史。但在中国我们这样写，出这本书就可以算将行为艺术纳入美术史记录中了。 
客观来讲，之前还有几个端倪。一个是吕澎写的《中国当代艺术史》，2001年出版的，他在整体介绍中国当代艺术时，涉及了少量的行为艺术。我还写了一本《中国先锋艺术》，也是艺术史的书，里面也涉及了行为艺术。再加上我们最近出的《中国行为艺术》。当然我们这本书是目前最系统的介绍。
没有进入艺术史的说法已成为过去，行为艺术已经在进入艺术史。在艺术圈，大家都在探讨、研究这个问题。
新京报：你们在书中提出“要还社会一个关于行为艺术的事实真相。”但对比书后的一个“中国行为艺术重要作品年表”，我们发现你们也有自己取舍的标准。另外，网上也有人质疑，认为你们所谓的系统介绍并不客观。
鲁虹：在这本书中，我们是就掌握的材料比较客观地向公众介绍中国的行为艺术。但要绝对公正是没有的。比如说我，我站的角度不同，掌握的资料有限。我会出现一个偏差。
国外同一时段的艺术史会有很多人写。我也希望还有更多的艺术史家来写行为艺术。有更多的版本，大家可以在这更多的版本中比较，获得一种公正的结果。
行为艺术的行为不是人在正常状态下有的行为艺术概念的界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工作，因为它与众多的艺术传达方式之间有相互交叉、重叠的错综关系。在其发祥地的西方，因流派、观点的不同而呈现丰富的多样性。 
即便是在被誉为介绍行为艺术第一书的《行动艺术》中，作者在对行为艺术溯的同时，虽然分析了偶发艺术、激浪派(Fluxus)艺术、观念艺术、波普艺术、身体艺术、展演艺术以及行动绘画的出现、重要人物和作品，但却并未廓清行为艺术是否可作为一独立具体的名词概念而存在，而并非一抽象集体名词概念这一关键问题。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行为艺术(Performance Art)，是采取很夸张的表现手法，用行为来表达人对世界的看法。这些行为有的是美的，有的是丑的，但不是人在正常状态下有的。
行为艺术的鼻祖是一名叫科拉因的法兰西人。1961年，他张开双臂从高楼自由落体而下，这称作人体作笔。所谓行为艺术是一种艺术家用思维和行为过程来进行创作的艺术形式，现代行为艺术兴起于西方，是西方当代社会的一个奇特现象，行为艺术在本质上可以定义为一种自由的生命活动。
所谓行为艺术是一种艺术家用思维和行为过程来进行创作的艺术形式，现代行为艺术兴起于西方，是西方当代社会的一个奇特现象，行为艺术在本质上可以定义为一种自由的生命活动。 
中国的行为艺术是中国艺术现代化进程中向西方拿来的一种艺术形式，从1985年新潮美术时期（1985—19
89）它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宋永平、宋永红兄弟的“一个场景的体验”、丁乙等人的“街头布雕”等具有行为展演倾向的艺术活动，普遍采用包扎或自虐的方式，这与80年代年轻艺术家企图通过反文明、反艺术的手段来求得精神自由的价值取向有关，透露出对“文革”、对精神压抑的反抗，表达了艺术家寻求思想解放的时代愿望。
90年代行为艺术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由艺术家参与社会活动的行为过程，一种是艺术家展现自身生存生活状态的行为活动。
第一种往往是规模较大、参与人数较多、涉及面较广的社会性行为，例如有一群艺术家从大都市来到贫困山区，在老乡家的炕头上创作，用来表达艺术家们厌恶商业文化希冀回归自然的心态，这整个过程就是一项行为艺术；一个名为“新历史小组”的团体出售自制的“集邮牛仔服”和著名企业家肖像画，用来说明消费时代艺术家与艺术欣赏者的关系；更有人把成千上万的红伞挂在公园的树上，让游人漫步其中，使观众成为行为艺术的一部分。或许您在不经意间也搞了一把行为艺术呢。但是这种行为艺术在进入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往往受社会、市场、公共秩序甚至法律的限制，所以这种行为艺术目前很难举行大规模的活动。 
而与之相对应的艺术家展现自己生存生活状态的行为艺术越来越成为行为艺术家热衷的形式和手段之一，结果就有了赵半狄与玩具熊猫就环保问题展开对话；舒勇在情人节找花草树木谈情说爱；王晋与一头骡子结婚等千奇百怪、层出不穷的行为艺术与行为艺术家。
在当下这个多元文化的时代，行为艺术作为艺术的一种形式，理所当然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但当生活被艺术家们作为艺术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却又是那么出忽我们意料，甚至远远超越了我们对常态生活的理解，猛烈地撞击着我们感官和精神的承受极限。他们用艺术的方式对我们的生活进行追问：我们是谁？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要往何处去？但同时我们也对艺术的底线提出了巨大的疑问。以身体、形象、行为等资源表达作者艺术观念的行为艺术，成为近些年中国文化领域中最引人注目，同时也是争议最大的“风景”之一。
人在特定情景中的许多行为确实可以成为艺术，比如舞蹈中的肢体语言，但是，现在说的“行为艺术”还不是指这一范畴。行为艺术最为简单的定义是指“在以身体为基本材料的表演过程中，通过艺术家的自身身体的体验来达到一种人与物、与环境的交流，同时经由这种交流传达出一些非视觉审美性的内涵”。这一定义虽然简单，但是，却涵盖了所有，只要以“艺术”的名义，人的任何行为都可以纳入到这个无所不能包容的体系中。 
因此，在中国近几年所产生的行为艺术中，有些基本上和停尸房、屠宰场没有区别，其中有一些令人不敢目睹，比如吃死婴、给死婴喂人油、在自己的身上烙身份证号码，以及最近出现的“把自己的孩子喂狗吃”等等。而另外像和驴子结婚、雇民工打自己的耳光、上海街头的裸奔等等，都是以“艺术”的名义，因此也就成了“艺术”。指出“行为艺术”中的极端表现，不仅便于认清这种极端的“行为艺术”对社会和艺术的危害，同时也可以帮助进一步认清行为艺术的有关问题。
问题的根本是，是不是所有的行为都能成为艺术。如果不是所有的行为都能成为艺术，那么，行为成为艺术的标准是什么？在我们的心目中，艺术是非常崇高和神圣的，如果所有的行为都成为艺术，所有的人都成为艺术家，那艺术就没有意义。
艺术的崇高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一部艺术史就是人类的精神文明史。艺术的崇高在人们的心里占有很大的空间，并具有难得的持久性。因此，“艺术”之名很容易被人所利用。一段时间以来，“艺术”之名成了社会上特殊的通行证，只要以“艺术”的名义，似乎就可以为所欲为，那些极端的行为艺术正是如此。
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两年流行的人体彩绘。前不久，南京的某餐厅先以“10万元招聘‘绝代佳人’”，而后以中选的“绝代佳人”全身彩绘“零距离”为食客服务，再一次触动了社会的神经。联系到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人体彩绘热潮，这种以“艺术”的名义而进行的商业活动，不仅损害了艺术的名声，而且与色情活动的联系已经构成了对社会的危害。在一些城市，人体彩绘已经成为和洗脚、按摩等并列的娱乐项目，成为招待客人的一个内容。显然，这种“人体彩绘秀”已经“秀”出了问题。现实中利用艺术的商业活动，将艺术作为牟利的手段，如果对社会不产生危害，最多是污染人们的视觉，或侵害人们心中艺术的崇高感受，让你心里不舒服而已，那么，这只能归结到社会的综合素质问题。但是，以“艺术”的名义的商业活动，对社会产生了危害，那就是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 
极端的行为艺术和人体彩绘表演之所以能够畅通无阻，是因为管理者（包括评论界）害怕被说成是不懂“艺术”，而那些只顾赚钱的商人们也就轻而易举地高扬着“艺术”之名的大旗，使艺术一不留神就成了商业的“托”。如果对此疏于管理，或找不到管理的办法，那么，这种“艺术”之名很有可能得到普遍性的运用，结果是红灯区成为“艺术一条街”，色情场所成为“艺术之家”。相信，这样的结果是大家不愿看到的。
在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史上，有像杜尚、克莱因、博伊斯等一批观念艺术家，他们在某一方面反映了西方当代艺术各种新观念、新花样层出不穷的原因。而中国的一些艺术家为这些所谓的新观念或新语言所痴迷的时候，他们一踏足进去就已经落伍，就成为“效颦”的“东施”。而“皇帝的新衣”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有人信，有人附和；“艺术家之屎”之所以值钱，也是因为有人信，有人痴迷。因此，对于那些假借“艺术”之名的各种行为，应该有所警惕，特别要认清那种极端的“行为艺术”对社会发展的危害。
行为艺术的鼻祖是一名叫科拉因的法兰西人。1961年，他张开双臂从高楼自由落体而下，这称作人体作笔。
行为艺术的采取很夸张的表现手法，用行为来表达人对世界的看法。这些行为有的是美的，有的是丑的，但不是人在正常状态下有的。 
行为艺术概念的界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工作，因为它与众多的艺术传达方式之间有相互交叉、重叠的错综关系，在其发祥地的西方，因旨趣、流派、观点的不同而呈现丰富多样性。即便是在被誉为介绍行为艺术第一书的《行动艺术》(Aktiomskunst．Jurgen Schillingbian编著，吴玛利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第1版。)中，作者在对行为艺术溯源的同时，虽然分析了偶发艺术、激浪派(Fluxus)艺术、观念艺术、波普艺术、身体艺术、展演艺术以及行动绘画的出现、重要人物和作品，但并未廓清行为艺术是否可作为一独立具体的名词概念而存在，而并非一抽象集体名词概念这一关键问题。现实的艺术创作活动，以其生动、鲜明、具体的视觉方式，在提醒着人们，理论概念的分辨，往往是在实际现象之后，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对9O年代迄今为止发生在中国大陆的种种涉及到上面所提几种艺术活动的现象和事件做一番回顾和评估，或许我们对何为行为艺术会有一建立在较为完整的感性材料基础上的清楚认识。 
行为艺术在中国的出现，始自8O年代影响着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历史的'85新潮美术运动时期。首先发生的准确的时间和参加的人数，由于当时的文献准备仓促等客观条件所限，已很难确定，但是像发生在这段时期(1985－1989)的山西艺术家宋永平、宋永红兄弟“一个场景的体验”，上海艺术家丁乙、张国梁、秦一峰的“街头布雕”，广州王度等人的“南方艺术家沙龙．第一回实验展”，上海M艺术体的宋海冬、汤光明、杨旭、周铁海等人激进的表演艺术展示，北京赵建海、盛奇、康木等人的“观念21．艺术展现”等具有突出行为展演倾向的艺术活动，普遍具有的特点是采用“包扎”或自虐的方式，这与85运动初期年轻艺术家通过反文明、反艺术的手段，求得灵魂的挣脱的总的价值取向有关，无不透露出受此前17年政治运动压抑而寻找解脱的强烈时代愿望。
90年代以来，行为艺术能再度复苏并演变成独立有效的艺术传达方式，是有着多重复杂的关系因素的。尽管如此，我仍然力图在为数已不算少的行为艺术活动和艺术家中，遴选出至今看来经得起谈论的富有启发性和创始性的一些事件和人物来，探讨它们(他们)的成因、过程与创作思想以及对当代中国艺术的作用。虽然这些艺术家们几乎没有一位在开始从事艺术创作时，就投身于此类型的艺术，而只是将其生活的某段时期，献身于行为艺术，或许这个对个人而言的某段时期，迄今还在延续，但这已不是我们探讨行为艺术的障碍。
存在就是合理的，简单地说，行为艺术就是艺术家在现场表演的艺术，也有人认为，行为艺术是用艺术家自己的身体为基本材料，在行为表演过程中，与人、物、环境的交流。所以，行为艺术也被称为行动艺术、身体艺术、表演艺术等。
国外通常用 “PerformanceArt”来指称“行为艺术”。艺术批评界认为，行为艺术是观念艺术的一种，所以其含义更宽泛，除了艺术家利用自己的身体作为材料，还包括艺术家组织社会人群进行活动，也有批评家将行为艺术分为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两类。
没有该不该存在的，行为艺术是现代人思想意识多样化的一种体现。
传统、全球化，以及影响东西方当代艺术的几个问题
-------- 感受旅美文化战略学家赵晓明教授学术报告会
（本报华盛顿讯）据华语国际通讯社记者戚音茵5月25日华盛顿报道，美国亚洲文化学院校董会主席、国际中国文化出版社社长，著名文化战略学家赵晓明教授当天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美国亚洲文化学院大楼会议中心作了一场题为“传统、全球化，以及影响东西方当代艺术的几个问题”的专题学术报告。来自美国、加拿大和部分亚洲国家的大学、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团体、画廊等机构的四十余位专家、教授、画家、音乐家、评论家、批评家、收藏家和访问学者出席了报告会。
演讲从大卫.克拉克的观点为前提展开，从历史的角度看待现代美欧艺术与前现代东方艺术相交汇的切入点。介绍许多西方艺术家受到东方哲学思想影响的案例，来说明在当今西方博物馆的收藏中随处可见的东方艺术作品、特别是中国的传统书法艺术对西方许多画家创作抽象形式的作品所提供的思想借鉴，这种借鉴以及由此而来的具有东方色彩的艺术作品为西方世界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形象。 同时亚裔艺术家及中国文化诠释者在美国的持续努力也促进了这种交汇。
但是美欧对中国艺术及东方思想的简单化认识主宰了过去的全部艺术史，美欧艺术界基本缺乏对现存中国文化的兴趣与接触。西方的大师们对于现代艺术历史的叙述是他们觉得从当代中国艺术中无所可学，尽管还会有少数艺术家继续会寻找与前现代东方艺术和思想的交汇处。尽管今天世界已是全球化时代，文化间的旅行和信息高速流通十分便捷，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存在的东西方文化认知上的非对称性今天依然存在，那就是中国当代艺术家了解他们的美欧同行在做什么，而反之则不然。
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美国对当代中国艺术的兴趣开始增长，但这种兴趣的动力是源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日益融合，是源于策展商人，而不是源于美国艺术家，而且这种动力常常需要从美国商业艺术展卖会上去体验，而非美国艺术家们的创作中心和大学。当然也有少数有影响力的学术性活动及展览已在美国开始。比如“国会山上展艺术”：由美国亚洲文化学院、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国家民俗中心共同主办的。这些交流活动和展示可以称为是一种进步，原有的东西方的文化力量在这里发生微妙变化，但是赵晓明教授认为这远远不够。他认同当代中国艺术在不远的未来还可以在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视野中放射光芒这种观点。尽管目前，大卫.克拉克的观点仍认定中国当代艺术对西方来讲是一个暂时的新鲜玩意，或是被视为一种欣慰，即这个越来越像西方的东方世界正在学说西方的“艺术”语言。比如王广义的作品，颠覆了文革时代的肖像画法，以调侃共产主义，让步于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在某种程度上，这对支持资本主义价值的人而言是易读的。这样的解读使得这些作品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瓦解的意识形态完全一致，这种意识形态曾经指导美国在冷战后时代的外交政策。作品中存在的其它东西仅仅被认为是地域色彩，即使图案中有些清晰的政治痕迹也是安全可控的，对美国价值或者国家体系不构成任何挑战，对西方现状没有影响。这在前苏联解体之前，一些前苏联的前卫艺术家作品在美国备受追捧，这些作品被美欧收藏家视为“在极权高压下，少数人发出的真实声音。” 但当前苏联解体之后，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些真实反映人们生活的写实主义作品在前苏联蔚为大观，这使美欧藏家对社会主义生活形态的臆想破灭，那些曾经天价的画也跌到了地上。而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位中国当代画家王易罡，其散播艺术自由的东方价值观，在自由美国并非理所当然。过去的三个月里，当美国亚洲文化学院为他举办的美国画展活动期间，美国的公众和美国的美术馆，曾经为了他的艺术自由和政治原因讨论其在美国展览的某些作品，在大学、在美术馆和在媒体上持续发出两组尖锐的对抗的声音，他是反战还是反美？然而正是这种对抗，为王易罡和中国当代艺术赢得了可贵的话语权和显眼的历史痕迹。
推动交流对于提高中国艺术在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地位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因为交流可以凸显产生艺术的社会文化背景。在中国当代艺术出现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出现在国家民俗中心和史密苏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这类美国文化艺术殿堂时，加快了中国艺术在西方世界声誉的建立，但是今天中国艺术界重度商业化拜金的阴影使得这类学术层面的努力受到威胁。原因之一是，几乎没有中国商业型策展人能全面了解美国，因此鲜有能力去“发现”相对来说不为人知的艺术交流平台。中国艺术往往在跨越国际的展览中是孤立的，西方在理解中国本土所强调的问题时有其自身的固有框架，而中国当代艺术人在这个框架中却并未感到不自在的。这是一个必须迅速改变的现状。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的策展人将中国当代艺术带给了西方观众，但他们给予世界有关中国当代艺术产生背景的形象却是十分散乱的，所以提供这一背景阅读的重任应该是中国艺术史家。然而迄今为止，艺术历史已经证明在展现中国艺术的成就方面艺术史界远非商业策划界拿手，如果中国艺术历史界要充分面对这个时代挑战尚需很多改变，但赵晓明教授随之介绍说他已经开始注意这个领域的变化，作为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央美术学院是这种力量的先行者。
除了在中国艺术历史研究的领域之外，在艺术历史与艺术批评之间亦存在一道令人遗憾的鸿沟。艺术批评家和策展人一样在把当代中国艺术介绍给更为广泛的观众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他们并未能完整地提供所需的丰富的背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西方观众通常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即中国当代艺术是在历史的真空中发展的。如果要避免以一种浮浅的西方接纳方式来框定当代中国艺术，中国艺术学界就必需全面准确地向西方来展示有力量的方法。完全废黜对艺术现代性的唯西方中心的思维与论述。
在这个演讲中，赵晓明教授显然不是要简单而广泛涵盖在此前世界艺术历史文献中边缘化了的中国现、当代艺术，而是要在整个艺术史中打开新的视角来消解现存的西方霸权。只有当这些全新多样的视角通过对话的方式出现，而不是事先就赋予这些视角优先权，学术界才可以说艺术历史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门学科。而全球化需要洞察到地域意义的本性和排除居高临下大一统的观点。
当今在美国大学、文化机构中工作的海外裔成员扮演了重要角色，引起人们注意到少数族裔为美国所做出的文化贡献。同样华裔人数在美国不断激增，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也有了与日俱增的政治上的自我意识，美国的多元文化社会对此也给予了回应，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大博物馆愿意为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办展的原因之一。
现在重要的是向世界彰显中国艺术成长的地域背景，在这一背景意义中，中国当代艺术扮演了一个积极而特定的文化角色。当然不是说艺术只能在其原生地才有意义，也不是指背景是理解作品的唯一方式。强调地域，不是争辩地域背景比其它内容更为真实具体，亦非否定全球化的力量在文化方面的存在。地域概念并非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一个残余文化空间。这个概念是视地域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背景，全球化的力量在其中周旋。就这一问题赵晓明教授在演讲中特别列举了二零零七年四月在美国一年一度的庆祝“亚裔月”期间，中国上海音乐学院艺术歌曲演唱家邱曙苇在华盛顿大受欢迎的独唱音乐会来证明跨文化交流中的地域力量。
在谈到美国当代艺术时，赵教授介绍说，美国建国以来的艺术历史一直被认为没有走出欧洲艺术的阴影，而从安迪•沃霍尔这一代起，美国艺术不仅具有自成一体的艺术面貌，也形成了以艺术史批评、艺术馆展示、艺术商业和艺术基金构成的完整的现代艺术体系，从而使二战后世界艺术中心从巴黎转移到了纽约。不仅如此，它在六、七十年代创造的波普艺术、概念艺术、大地艺术、极少主义以及Video艺术等，事实上在艺术思潮和美学上反过来影响欧洲艺术。
美国艺术创造的奇迹，以及由此建立的世界艺术中心的地位，一方面跟美国在战后确立的帝国综合国力有直接的关系。这表现在美国的经济实力使得一大批美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大量收藏仅有十年不到时间的当代艺术品，各种州立和私立的的美术馆、基金会以及画廊大量涌现，这在客观上为美国艺术的崛起提供了经济基础；另一方面，美国在战后超国家的帝国结构、以及发达成熟的商业和都市文化体系的形成使美国人的世界观和自我情感世界具有其他国家和地区难以具有的新特质，这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新艺术提供了新的情感资源和思想背景。另外，美国在战后建立起来全球传媒体系和大学精英文化研究体系也在客观上为美国艺术的理论总结和全球传播提供了推动力。
当然如果仅仅认为美国只是依靠发达的经济实力和帝国的综合优势就能使纽约成为取代巴黎的世界艺术中心，这就太简单化了。事实上，日本在八十年代经济起飞阶段也曾拆巨资大量购买西方艺术品，但并没有成为艺术中心，甚至也未能成为亚洲艺术中心。美国艺术的崛起，本质上无疑是由于涌现了像安迪•沃霍尔、勒维特、史密森、瑙曼这些伟大的艺术家，他们的艺术的确改变了或至少怀疑了长期以来有欧洲艺术建构起来的艺术本质，在对艺术概念本身、艺术和商业、艺术和大众文化、艺术和美术馆、艺术和哲学、艺术和电子影像、艺术和抽象视觉等广泛的方面都进行了重大突破，而反过来看二战后的欧洲现代艺术，除了像波依斯，的确没有像美国那样取得现代艺术本质方面的前卫性突破。
现代艺术起源于巴黎和欧洲等地的现代主义时期，在二战前，从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苏俄的构成主义、到巴黎的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美国基本上只有学习的份。但二战后，轮到欧洲老大哥向美国弟弟学习了。
二战后的五十年代，美国的上层阶级像洛克菲勒家族和艺术界人士像批评家格林伯格等开始酝酿推动具有美国艺术风格的当代艺术，由于文化冷战的契机，以纽约现代美术馆为代表的美国右翼资产阶级和中央情报局联手推动以波洛克、德库宁为代表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作为美国战后标榜非意识形态化的纯粹艺术的文化形象，以对抗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艺术。抽象艺术虽然仍然来自欧洲的现代传统，但格林伯格强调了它的自由奔放的现代美国的“牛仔”特色。抽象表现主义实际上是美国艺术具有膨胀的自我意识和主动强调非欧洲化的萌芽时期，但实质上并没有脱离欧洲现代绘画的基本性质。
随即赵晓明教授指出，在艺术教科书中，常常是结论性地认为，抽象绘画是西方艺术家的原创；从蒙德里安(1872～1944年，荷兰画家)，到康定斯基（1866－1944，俄国画家），再到美国的表现主义，抽象艺术的历史，被定格在当代的100多年的时空中。但是，在赵教授的理解中，抽象绘画的内在精神和表现元素，更是根植于中国艺术的传统之中，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公元400年晋代绘画，甚至可以回归到中国象形文字的起源和书法艺术的传统之中。赵晓明认为，抽象绘画艺术的源头，在东方而不在西方。东方的绘画艺术，诗歌艺术，以及哲学传统，其中的一个相通之处，就是追求“意境”，强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空灵境界。而当代西方艺术家对于抽象艺术的贡献，主要在于把西方绘画艺术中的油画表现方法，特别是对“色彩”和“光感”的应用，融合到“写意”的抽象绘画的表现元素之中，于是自成一格，形成一个西方现代绘画艺术流派。这是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后绽放出新的艺术生命的一个绝佳的例子。但是，如果把抽象绘画理解成西方艺术家的原创，则是本末倒置。赵教授还认为，由于理性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西方现代抽象绘画所表达的，是从物象世界中抽离出一种形式，因此是一种“形式表现主义”，或“形式抽象主义”。这种“形式主义”缺乏生命的力度和深度，缺乏与物象世界的有机结合，最后，作为一种艺术语言，崛起于一时，却难以后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抽象绘画艺术，“从形式到形式”，只走了100多年就成了无源之水了。抽象绘画艺术只有回到东方的审美传统，把生命的情绪体验作为艺术的诉说对象，才能永葆艺术生命之青春，在这一领域，赵晓明教授特别例举了中国当代抽象派画家吴少清。
美国艺术真正的非欧洲化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安迪•沃霍尔首先开始了对美国商业文化和流行视觉的自我认同，他的大量言论、艺术作品和生活方式都在强调艺术的商业化、流行酷文化、艺术家的明星化和对物质主义的认同没有什么不对的。这种对商业“我喜欢故我在”的自我方式在同时期的欧洲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但事实上，美国的其它艺术家也没有完全像安迪•沃霍尔那样强调与商业一起糜烂和艺术的资本化。七十年代更多的优秀艺术思潮实际上是反商业和反体制的，像大地艺术家史密森在尤它州盐湖上1,500英尺长的的螺旋形岸堤；海因兹在内华达州创作的一个1500英尺长、50英尺深、30英尺宽的巨大裂口，共爆破了24万吨岩石；德•玛丽娅利用自然雷电的在野外树立了几千个金属杆的“闪电场”作品。这些艺术家长期在没有人烟的荒野进行无法收藏的艺术创作，大地艺术也突破了美术馆围墙的艺术概念。
勒维特的概念艺术也打破了美国艺术没有哲学思想的偏见，概念艺术几乎达到自欧洲现代艺术以来自我颠覆的一个极致，也奠定了后来风靡世界的观念艺术思潮的思想基础。勒维特本人思想严密，他的认为艺术首先是观念的思想是观念艺术从杜尚以来最严密的理论阐述。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综合国力和经济基础在战后虽然如日中天，但实际上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三十年内，进行先锋探索的艺术家都处于经济极端艰难的时期。大部分美国民众、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实际上并不认同和理解这些后来为美国赢得世界影响和帝国形象的先锋艺术。五十年代的波洛克几乎穷困潦倒；安迪•沃霍尔的作品一开始在六十年代无人问津，十年后才开始大量销售；而像海因兹等人在荒野几乎过着流浪艺术家的生活，却从未放弃对艺术的无限追求。
演讲中赵教授说他前不久读到一篇刘骐鸣名为“艺术和金钱：中国当代艺术的锦绣‘钱’程”的文章，文章是这样开场的：“在上海最繁华的地段，俯瞰外滩的上海新视角餐厅酒廊的一间贵宾房里，胡椒生牛肉片，煎黑鲈，一道道西式菜点骆绎上桌，席间响起喧闹的劝酒声和清脆的干杯声。坐中的不是腰缠万贯的富商巨贾或者官宦贵人，而是王广义、张晓刚、方力钧、岳敏君、曾梵志等二十多位中国当代很有名气的先锋艺术家，还有他们的宾客。
他们在此聚会，当然不只是为了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他们从北京等地专程来此，是为了参加方兴未艾的中国当代艺术界的另一位新秀——曾浩的个人新作展览。来自上海的艺术家周铁海啜了口智利红酒，抿抿嘴说道：这样的宴会之前就有过的了，但是最近特别的多。这次宴会选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一座建于1916年的历史建筑——外滩3号中。外滩3号的屋檐下，同时容纳了阿玛妮旗舰店和和沪申画廊，似乎也反映了中国当代艺术的锦绣‘钱’程”。对这种报道性文章所描述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现实骄傲，赵教授却未按惯例就其推崇的艺术家普世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价值观和追求真理的道德力量角度来作任何评论与分析。
演讲的最后部分，赵晓明教授介绍了美国对于文化艺术赞助的体系和方法，他说：根据2003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of the Arts)的预算，美国政府为文化艺术事业提供1.5亿美元的拨款。国家艺术基金会是美国政府赞助艺术家和学者的最大公共资金来源。据估计，美国公共资金和民间资金每年为文化艺术提供的赞助总额为120亿美元。这两个数字相差悬殊，但这正说明美国采取分散的、基本以自愿为原则的、具有高度活力的机制扶持文化事业。尽管美国的机制与某些国家集中管理的机制不同，但这个机制深深扎根于美国历史，受到美国人民广泛的支持。
相对而言，美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实行分权制度的国家。在美国，许多在其他地区由国家提供的服务由各州和各地方或通过支援组织提供。大多数美国人喜欢称国家为联邦(federal)，不用中央政府这个名称。联邦政府为维护生气勃勃的文化环境发挥重要的作用，美国的个人、公司和其他民间组织则提供大部份资金。这个体制的优越性在于活力充沛：门类繁多和不断变化的文化艺术有数以千计的资金来源为后盾，几乎每一个州都有一些提供赞助的渠道。
在欧洲集中赞助文化艺术的模式发源于皇室和贵族扶持文化艺术的传统，后来被现代国家所继承。相形之下，美国历来没有皇室和世袭贵族。美国高举个人自由的旗帜为文化艺术提供赞助，建立了充份依靠民间慈善事业并由政府提供补充赞助和鼓励民间捐款的体制。
联邦政府大约为文化艺术提供2%的所需资金，各州和各地方机构提供约8%。但是政府赞助往往可以产生"种子"(seed)和"乘数"(multiplier)效应。新建的组织即使只得到较少的联邦赞助，也具有很大的意义。某个艺术家或艺术机构一旦得到联邦政府的认可，往往会在民间赞助方眼中获得一定的地位。据最大的联邦赞助来源国家艺术基金会估计，政府赞助的每一个美元可帮助受益机构吸引7至8美元的民间赞助和收入。
既然很多赞助决策不由华盛顿做主，在美国艺术家们就不必那么积极地向政府官员证明自己工作的价值，没有一个政府机构可以对美国的文化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从不利用拥有的资源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美国艺术界。与此同时，美国的慈善事业规模庞大，大量各类文化艺术活动都能得到可靠的赞助。美国有1,500个专业剧场、1,200个交响乐团和大约120个歌剧院团。在这样一个幅员横跨美洲大陆的国家，很多人居住在距离大城市文化中心很远的地方，所以分散化的政策有助于文化艺术更贴近人民。
美国的联邦政府对文化艺术的最大贡献可以说是慈善捐款的税收减免，大多数美国人可从应缴的收入税中扣除为合格的非营利组织捐款的部份。即使没有这项税收优惠，美国人仍然愿意赞助文化艺术。美国民间慈善捐助的风气远远早于收入税的诞生。但是由于有了税收减免，民间捐助的数额大大超过联邦的直接赞助。据估算，2003年民间资金为艺术家和艺术团体提供的赞助总额为120亿美元，全美人均捐款42美元，其中约一半来自个人捐款，三分之一来自基金会，其余来自公司企业。
美国对文化艺术的赞助并不限于捐款。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文化团体更多地依靠门票收入。例如，美国管弦乐团的收入有40%音乐会门票，德国管弦乐乐团从政府直接获得的赞助可能占80%。美国的体制有助于每一个人以个人的娱乐开支为自己喜爱的音乐、戏剧和文学提供赞助。
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曾捐赠3.5亿美元，其中部份款项用于建立了3,000个公共图书馆和一所大学。卡内基曾经说道：“我决定停止聚敛，着手明智分配财产这个更严肃和更艰难的任务。”其他建立基金会的工商巨头有亨利•福特、约翰•洛克菲勒等。今天还有很多人继续为文化艺术提供赞助。如果不了解美国公共部门和民间部门交相辉应的关键作用，就无法对美国文化艺术事业进行完整的考察。
世界各国都希望以符合本身特定价值观和历史积淀的方式赞助文化艺术，创造丰富的艺术和文化生活。美国通过一个灵活的机制扶持文化艺术，以公共资金为杠杆，同时鼓励民间捐款，发扬个人的自主性。
在一个半小时的精彩演讲尾声时，赵晓明教授用一句“艺术的力量能触动心灵，开阔思想。” 来结束全场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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