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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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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和杨虎城 |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参与“剿共”的国民党军队也在抵制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
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与共产党及红军联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被拒绝。蒋介石调集嫡系军队约30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参加“剿共”。蒋介石于1936年12月4日飞抵西安，要挟张学良、杨杨虎城：如不加紧“剿共”，即将张、杨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杨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两位爱国将领决定实行兵谏。
1936年8月29日，得知国民党特务逮捕秘书、东大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苍，张学良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
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一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训斥。
10月29日，张学良飞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怒斥。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严词拒绝。
12月2日蒋、张、杨於洛阳会面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到抵西安，调几十万大军“进剿”红军。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遭蒋训斥。蒋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被严辞拒绝。
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用机关枪打学生。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三日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
12月10日，蒋介石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
12月11日，张学良再赴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毫无结果。
12月11日晚，蒋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席间，蒋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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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被囚禁的地方 |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进抵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介石卫队交火。蒋介石听枪声，仓皇越后墙逃走，爬上山坡隐蔽，被张学良的卫队搜索发现后捕获。同时杨虎城部下将留居城中的蒋介石高级党、政、军官员陈诚等10余人拘押。
张、杨于12日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委员长。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 及一切政治犯，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8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与日本妥协。英、美帝国主义及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英、美在华利益。宋子文、宋美龄委托英籍顾问端纳飞西安探视情况。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
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与张、杨恳切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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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扣留西安的军政要员回京后在陈调元私宅合影、前排左2起：万耀煌、万耀煌夫人、陈继承夫人、陈继承、陈诚； |
蒋介石被扣之后，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亲日派趁机争权夺利，轰炸西安，欲置蒋介石于死地。以宋美龄为首的和谈派多方设法，极力营救。
12月13日清晨，国民党中央大员齐集丁字桥中央党部礼堂，召开中央临时紧急会议。会上有人主张讨伐，有人坚决反对，最后讨伐逐渐占了上风。何应钦认为事关重大，立刻派飞机去轰炸西安，以惩叛逆，才是上策。何应钦表面上迎合宋美龄，暗地里继续向西安调兵遣将，准备向张、杨方面动武。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参考资料：《宋氏家族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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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事变时的宋美龄 |
随后，宋美龄找到了端纳，要其西安谈判。端纳是澳大利亚人，他曾先后担任过孙中山、张学良和蒋介石夫妇的私人顾问。因何应钦竭力阻挠端纳去西安谈判，端纳于12月13日中午秘密飞赴太原，转道西安。当蒋介石读完端纳转交的那封宋美龄写的短信后，终于定下心来，有了应对历史激变的底气。
短信全文：
“汉卿等要求抗日，而我夫予以当面拒绝，确属不该，现在果然闹出事来，希望能圆满解决。端纳先生到后，请予他多面谈，他还是有真知灼见的。我及子文等，不日也将离京飞秦，但应以端纳先生此行结果如何而定。至于南京，眼下南京是戏中有戏。” （参考资料：《宋氏家族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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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锡山 |
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五十寿辰，国民党当局在洛阳进行祝寿活动。阎锡山与张、杨出席典礼，并进行秘谈。蒋介石祝寿典礼结束后，张、阎联合晋谒蒋介石，反复申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西安事变后，无论张学良与杨虎城，还是南京方面的主和派与讨伐派，都非常关注山西阎锡山的反应，极力拉拢阎锡山。事变前，张、杨与阎锡山交往紧密，因此除12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外，张学良于13日专电阎锡山：“我公有何见教，盼赐复”，征询阎的意见，希望阎锡山方面做出有利的反应。
南京方面，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主和派和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先后致电阎锡山。孔祥熙于事变次日的电文，称赞阎锡山“我公公忠体国，雄镇边陲，登高一呼，众流响应，尚企主张正义，领导群伦，俾抒国难”；希望阎能够出面，对张学良“责以大义，动之以私情，挽已倒之狂澜，拯国家于万劫”，并提出营救蒋介石的具体措施：“迳送蒋介石回南京或有困难，故拟劝张先送蒋介石赴太原，而以斡旋之任托伯川阎公。”其倚重恳切之情溢于言表。主战派的何应钦、孙科随后也致电阎锡山说：“环顾国中能深识此事之症结，熟权公私中之两宜者，无如先生”，希望阎“慨切劝导”张学良。
被多方倚重的阎锡山，开始以“调停人”的身份，斡旋于各方。14日，阎锡山回电张、杨，同时抄送南京，表示“西安变起非常，我辈自当协力共维大局”。17日张学良派代表李金洲到太原会见阎锡山，阎锡山得知“委座安然无恙”，且张学良“愿随介公赴南京请罪”等情况，立即电告何应钦，并在太原报纸上登出“号外”，以安定全国人心。
中共历史文献也认为，中共对西安事变的态度转变，其中有阎锡山的影响。“客观形势之一，就是在蒋介石被扣后，国民党营垒中包括一部分原来对蒋不满的实力派在内出现了一股‘拥蒋潮流’。”而在这些地方实力派中，阎锡山的反应最受中共的重视。这不仅因为阎锡山作为“调停人”的特殊地位，以及他在国民党内和军界的影响，还有阎锡山“守土抗战”的主张以及反对打内战，消极“剿共”的态度，支持在山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与中共关系密切等等。正是因为中共起初的“审蒋”主张没有得到阎锡山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响应，中共才放弃了这一主张。 （参考资料 《文史天地》2005年第5期祝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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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国际致中共的电报 |
14日，在得知《真理报》公开批评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了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会议听取了邓发关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情况的报告，并将此报告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为此特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15日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与南京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会晤。蒋向李维诺夫表示，他已将《真理报》和《消息报》刊登的文章中有关能说明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友好态度的文字摘录寄给南京政府。他还告诉李维诺夫，苏联报刊将张学良的行动和汪精卫的阴谋活动挂钩显然不妥，汪精卫与此事不可能发生任何联系。
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电报。电报建议中共采取以下立场：（一）张学良的行动，不管出自何种动机，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二）既然这个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必须考虑到现实情况并坚决主张在以下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1）改组政府，吸收抗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和拥护中国领土完整与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执行消灭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与红军实行合作；（4）和那些支持把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实行合作。
西安事变发生后，不论是《真理报》、《消息报》和《国际通讯》发表的社论、文章，苏联外交人员发表的谈话，还是共产国际的电报，不管其侧重点有何不同，在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立场上有两点是共同的：
第一，坚决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第二，释放蒋介石回南京。当时，由于蒋介石并未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如果不对他进行必要的斗争，联蒋抗日只能是一句空话，难以实现。
（参考资料：《西安事变“莫斯科回电”解密曝光》 作者：黄修荣/黄黎，分别系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主任、国家博物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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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参与西安事变谈判的代表 |
13日上午，中共中央为商讨事变问题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首先发言，他肯定这次事变是革命的，认为张学良、杨虎城的行动有积极意义，应该表示支持。接着周恩来发言，他提出在巩固西北三方联合的同时，要推动、争取国民党黄埔系、元老派和欧美派积极抗日，他还表示不要与南京政府对立。会后中共中央应张、杨的要求，立即派周恩来奔赴西安。17日抵达西安后，与张、杨二人举行多次商谈。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与13日的会议相比，这次会前中央对外界的反应及动向比较清楚，认识也已完全统一。事实上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成为是否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毛泽东在会上全面地分析了西安事变发生以来的形势和前途，并在大家发言的基础上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结论。
19日会后，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其中明确指示用和平方式解决这一冲突。之后中共中央召开干部会，毛泽东认为，对蒋介石的处理有上、中、下三策：“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是上策，中央决定的方针是“放”，这是联蒋抗日的上策。（参考资料：《人民日报》1996.12.09 第10版 ）
附：中共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勋鉴:
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张杨[1]均贵党中央委员，且属“剿共”军领袖，然亦坚请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2]，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今日之西安事变，不过继福建事变、两广事变[3]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见同类之事变，将遍发于国中，祸患之纷乘，欲收拾而无术。夫中国国民党中爱国英贤岂得谓少，然受制于蒋氏，复受制于媚外残民之亲日派，正气不伸，党义为毁，国则日蹙百里，伤破碎之河山，民则及汝偕亡，抱敷天之怨痛。窃以西安事变之发，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如近日电讯之所传者。语云，鹬蚌相持而渔人伺于其侧，渔人今已高举其网矣。彼日本者，自闻南京决定讨伐张杨，兴高采烈，坚甲利兵，引满待发。诚使南京诸公之区，张杨勇义之众，晋绥[4]烽火之侧，而全国鼎沸之时，胜负之数，诚未可知，借令战胜攻取，快意肆志，而日本乘机入寇，因虚而袭沪宁[5]，取青济[6]，华北独立，西北亦危，全国丧亡，真将万劫不复。螳螂黄雀之喻，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湔涤。鄙人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存，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傅。是以鄙人等年余以来，不惮反复陈词，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亦既舌敝唇焦矣。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放弃蒋氏爱摆之集权、统一、纲纪等等索然无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实实与民更始，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犯，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若是，则鄙人等虽不敏，愿率人民红军二十万众，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否则国亡种灭，不但全国人民及贵党中爱国志士不能坐视，鄙人等亦决不能袖手旁观也。临电屏营，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 张国焘 林祖涵 徐特立 王稼穑[7] 彭德怀
贺龙 叶剑英 任弼时 林彪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注 释：
[1]张杨，指张学良、杨虎城。
[2]指张学良、杨虎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通电全国宣布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3]福建事变，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在福建发动的事变。事变后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一九三四年一月，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和分化下失败。
[4]绥，指绥远省。
[5]沪宁，指上海、南京。
[6]青济，指青岛、济南。
[7]王稼穑，即王稼祥。
日本对以抗日为宗旨的西安事变一直都很“避讳”。在日本国内仅有极少数历史学家在做相关研究，而且有些研究严重歪曲了事实。例如日本历史学家曾在《日本战史丛书》里这样说的：“日本与列国一样，对于事变毫无所知，故不采取任何积极的方针，一贯保持‘静观’”。
1990年，张学良被台湾方面解禁后第一次打破沉默、公开露面，主动选择与日本方面的“接触”。他从争相对其进行采访的欧美日媒体中选择日本广播协会（NHK），在台湾接受它们的单独采访。在谈到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时，张学良说，“那时我不想与共产党军队作战”，“为什么中国人之间要流血呢”，“当时部队内比较强烈的愿望是回家乡”，“他们要同日本人打，不愿同共产党作战而失掉力量，想保存力量同日本人作战。”和蒋介石不同，“我就主张攘外安内，就是对外就能安内”。他回忆说自己1936年4月曾秘密访问延安，同周恩来会谈，并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呼吁正在共产党根据地延安的周恩来到西安举行国共会谈。
2005年，日本文部省批准的《新历史教科书》在《日中战争》一章中，特地增加了《西安事变》一节，诬称西安事变是：“共产党获得了喘息，共产党员潜入国民党内部，大肆推进将日本引入战争的破坏和挑衅活动。”
主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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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安各界民众游行 |
首先，张杨两将军发动事变是为了逼蒋抗日。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就建议：“根据我两年来的观察，蒋可能抗日，他错在先安内后攘外，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当张、杨起事时明确表示：“捉了（蒋）之后，只要他答应抗战，我们还拥护他作领袖。”但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议论纷纷，统一内部思想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接连召开会议研究。在统一思想后，派周恩来等领导人前往西安谈判，一直坚持和平解决争端。
西安事变教训了蒋介石。事变的成功发动使他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因而派宋氏兄妹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并当面向周恩来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蒋介石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学良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顾祝同进入西安后，未动兵刃，蒋介石又速派张冲赶赴西安，参加和周恩来的谈判。随后，蒋介石一在杭州，二在庐山，最后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1991.12.12 ）
中国共产党评价
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国民党方面评价
西安事变是在“东北沦陷”思乡情切下，受中共唆摆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中共起死回生。 国民党对张学良的评价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
胡适的个人评价
胡适曾经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胡适曾经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扣。蒋介石决定全面控制陕西及贯穿陕甘两省的主要交通线，中央军大举西进。蒋介石与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关于两支队伍撤军的谈判陷入僵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刚刚平息了的内战的烽火，转瞬间又重新在西北燃烧起来。红军积极主张联合抗日，不愿参加对蒋作战。东北军高级将领和杨虎城对战与和摇摆不定。而东北军中下层军官强烈要求张学良回陕，否则，坚决与中央军作战。红军不愿参加作战的态度，根本上阻止了杨虎城的摇摆。
中共代表关于红军不愿参加作战的表态，迅速在西安左派军官内部传开，一时间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军官中间，都出现了关于“红军出卖朋友”的不满言论。1937年1月30日中午时分，又有几批军官前往周恩来等中共代表驻地表示强烈抗议。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周恩来等人的担心。周恩来估计东北军高层将领至今态度不够明朗，而无论东北军，还是十七路军，部队很大程度上都控制在这些中下级军官的手中，三位一体(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最巩固的部分原来也是建立在与这些中下级军官的联系之上，失去他们的同情与支持，三位一体将很难保持与巩固；而没有这些军官的赞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与南京商定的撤兵方案也难以实行。鉴于此，周恩来等劝说中共中央与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同进退，以保持团结。中央表示同意。
1月31日，东北军将领、甘肃政府主席于学忠从兰州飞到西安，并与杨虎城及东北军将领先后会面。于学忠本非东北军出身，事变后依据南京任命又负有指挥东北军和调处西北问题的全权，前此只因“眷属不离兰(州)，终不免有所顾忌”，不能大胆行使职权。这时，其眷属已撤离兰州，主和意志自然更加明朗坚定。加上此时杨虎城思想已通，对作战主张再不提起，多数东北军高级军官也因于学忠态度坚定而纷纷附和。另外，据密报，东北军有4个师级指挥官已经秘密与南京方面联络，准备脱离西安。这使得西安整个上层更加软化，决定迅速与南京达成妥协条件。据杨虎城事后告诉周恩来，于学忠不仅主张妥协，而且对西安赤化颇多疑惧，如于学忠也转而投靠中央，那就连甘肃也没有了。现在只有一事尚在坚持，就是要张学良回来训话一次，至于其他已无从提起了。在当天夜里召开的三方会议上，周恩来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与友军同进退的决定。据周向党中央报告说:“我方同进退的主张相当地影响了张、杨两部左派，(均)坚(决)主战。”然而在高层将领中只有王以哲态度摇摆，讨论竟夜，时间长达6个小时，最终会议仍决定主和。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东北军少壮派备受刺激。
2月1日，根据西安方面高层决定，西安方面派李志刚前往潼关谈判妥协，中共方面亦派李克农前往接洽。几人尚未动身即被左派军官指挥的部队拦截在城门内，不让出城。东北军特务团一部甚至包围了于学忠的住地，要于学忠放弃成命，放弃头天晚上的决定。后因何柱国大怒，痛加训斥，以执行军纪相威胁，后者才被迫撤去。但这件事已经预示着不祥的苗头。面对东北军上层将领的决定，激进的抗日同志会的主要成员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人终于按捺不住，决心公开反抗了。
2月2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以抗日同志会名义召开会议，一致决定发动政变，除去东北军上层的妥协派，彻底改造东北军领导核心，改变一切妥协决定。事变从上午开始发生至中午尚未结束。周恩来中午1时致电毛泽东等，通报了这一情况。电报称：“东北军本日发生内变，将主和首领枪决(王已死，何在追案中)。”事实上，首先被杀的67军军长王以哲这时并不是最坚决的主和首领，甚至在周恩来传达中共中央30日晚关于红军将与友军同进退决定的时候，王甚至还曾一度赞成过左派的主张。但同志会成员这时几乎把所有赞同妥协的东北军将领都视为他们夺权的障碍，孙铭九等人指挥的特务团等一度在西安城内四处搜寻追杀东北军的所谓妥协派，不仅王以哲首先遇害，就连对军政决策并不起重要作用的原西北剿总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和副处长宋学礼等亦相继被杀。相反因有同情者暗通消息，何柱国等最主要的主和首领躲入杨虎城的公寓，幸免于难。
“二·二”事件只持续了一天左右的时间。至3日凌晨，事变仍在继续中，但前线部队已经撤了下来，且西安的这些年轻军官根本难以取得指挥权，政变者除了得到十七路军部分旅团长和西安城内左倾力量的同情外，在整个东北军内部明显地处于孤立地位，因而迅速陷入进退两难的严重困境。事至于此，周恩来不得不出面，一方面找到左派军官，“批评杀王之错误”，一方面又打电话给杨虎城、于学忠，劝说杨、于两人共同出面主持局面。
3日上午，苗、孙、应等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达不到控制东北军的目的，并且此一行动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他们不得不找到中共代表的驻地，表示“悔过认罪”，请求周恩来等协助平息此事。考虑到中共人员中刘鼎等人与应德田、孙铭九等长期以来关系密切，必会因此而受到牵连，周当即着刘鼎带苗剑秋等人乘车秘密出城远避三原红军驻地。周同时告诫云阳的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刘鼎带来之人务要秘密，目前不可与任何外人见面，此事关系重大，千万注意。但是，“二·二”事件毕竟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远远超出了周恩来这时所能想象的程度。所谓部队掌握在少壮派手中的估计全然错误。
2月3日，驻蒲城的东北军骑10师首先叛变，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几乎与此同时，驻周至、眉县的东北军106师也宣布效命南京，脱离西安。紧接着，过去深为张学良所信任的东北军105师刘多荃部也转而与潼关中央军接头，逮捕和枪杀曾经积极协助张学良联共的高福源等少壮军官，反过来向西安方面警戒。东北军由此迅速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体已难以维持。
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能不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深感意外。毛泽东非常气愤，几次致电周恩来等，坚决主张:杀王首犯必须枪决，无论是左派是党员均应如此，否则无从弥缝东北军之分裂。即是从犯我们也不能收容。周恩来很快告知毛泽东等说:“二·二”事件后，少壮派已经溃乱，枪杀王以哲的特务连连长于文俊被剖腹，高福源被枪决，4个团长被扣，一个营跑走，政训处跑散，张学良公馆机要人员也跑光，机要文件被烧毁，在左派影响下的特务团及抗先队已被迫远避邠州，留在部队的抗日同志会会员大起恐慌。目前东北军已危若累卵，很可能被蒋调离西北，甚至分化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再打击左派，只能长右派气焰，便利南京各个收买与分别指挥。周恩来这时对东北军的情况无疑比毛泽东看得更清楚。中共中央自然迅速地接受了他的建议。
既然“二·二”事件已经极大地分化了东北军，迅速利用这一时机将除了中央军以外的中国这个最大的军事集团消融于无形，就成了南京方面的必然选择。仅仅几天之后，蒋介石就作出决定，所有宣布忠于中央的东北军部队仍留原防不动，其余东北军则被东调豫皖，接受整编。而东北军中主要将领除投靠南京者外，同样也因“二·二”事件而深受刺激，迅速失去对中共的信任。孙铭九等4人由刘鼎带往红军驻地避祸的情况也很快为东北军高级将领所知，以致一些将领竟怀疑此4人所为曾受中共指使，更有谣传个别将领仍属刺杀目标。所有这些情况都弄得东北军上层人心惶惶，大都担心“在西北将不可避免地与共党红军纠纷不了”，急于迅速离开此一贫瘠的是非之地。要求张学良回陕训话之类的要求，自然变得可有可无了。
“二·二”事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杨虎城和他的十七路军。因“二·二”事件前及“二·二”事件中杨虎城曾经有所摇摆，东北军将领这时对杨“甚误会”，并怀疑杨曾对东北军将领不利。虽经周恩来反复劝说，仍难释其嫌。杨虎城亦因中央军将到，确信十七路军必受压迫，自己的驻地又与东北军犬牙交错，双方又缺乏信任，难免没有冲突发生，以致杨的态度明显地变得更加消沉。他明确告诉周恩来:十七路军以后必难生存，一部分多半只有交给红军才有出路，自己则只好离开部队，当然，杨虎城明确表示不论他今后行止如何，必将与共产党做朋友。
2月8日，中央军开入西安。次日，顾祝同率西安行营人员正式进驻西安。随后，中共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分别开始与顾祝同谈判。“三位一体”事实上已趋于瓦解。至3月初，东北军正式开始东调。不久，十七路军总指挥部被撤销，杨虎城被迫出国。
张学良临时决定释放蒋介石？
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当晚，杨虎城曾对部下说：“这样匆匆忙忙地放蒋，张先生事前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而他一定要陪蒋走，更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张纵然不对我说，一定会对周恩来先生说明的，及至我和周先生见面的时候，周先生说他事前也毫无所闻”。“我不是不同意放蒋，但不能就这样放啊，没有同周先生和我商量，这还有什么三位一体！”（《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67页。）
周恩来为何追到机场？
周恩来知悉张学良要送走蒋介石后，曾追至机场。据张学良卫队营长孙铭九回忆：“他（周恩来）拿起衣服边穿边往外走，还催促我说：‘快走！快走！我们去飞机场。’”（参考资料：《“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43页。）
有学者认为：周恩来只拿了衣服，便和孙铭九前往机场劝阻，应该是担心张学良到机场后会陪同蒋介石一起飞往南京，对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这种个人行为，只需要也只有周恩来自己亲往才能劝阻，而其他应对措施没有必要。
| 《西安事变》（连续剧） 片长：36集 主要演员： 胡军——饰张学良 唐国强——饰毛泽东 姜南——饰宋美龄 刘劲——饰周恩来 刘交心——饰杨虎城 霍思燕——饰赵一荻 |
《张学良》（连续剧） 片长：22集 主要演员： 刘劲——饰张学良 吴京安——饰蒋介石 何琳——饰赵一荻 宋晓瑛——饰于凤至 |
1、《宋氏家族全传》
2、《人民日报》 1991.12.12
3、《人民日报》1996.12.09 第10版
4、史沫特莱《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
5、《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
6、《西安事变史料》
7、《西安事变真相的追述》
8、《“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孙铭九自述》
9、(摘自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