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淳

载淳

同治他六岁登极之后，因为皇太后垂帘听政了，他也得做做样子，还要念书，念书老师当然就管得比较严了，管得严了，有陪读伴读，因为他一个小孩念书很寂寞，就有伴读，这伴读名义上是陪着他读，一块切磋学问，往往为同治代为受过，他这个同治小孩，他上课违反纪律呀，老师就要斥责或者惩罚他，因为老师你又不能惩罚皇帝，你斥责皇帝也不行，你给小皇帝指定一段书要背，那老师见了小皇帝还要跪着，你能斥责小皇帝吗？怎么办？就斥责伴读，这叫杀鸡给猴看。斥责还不行，他违反纪律很严重了，那要讲体罚，那也不能体罚皇帝，就体罚这个伴读。所以那两个伴读呢，就变成给同治代为受过了，但是同治他小啊！惩罚了那两个伴读，他觉得挺好玩，他没有吸取教训，他老师的日记记载，说他困的时候，他就在那儿打盹，他有了精神的时候，他就闹，今天话叫小动作，就是不好好念书，所以同治小时候不好好念书，老师也着急，但是也没有办法，到同治十二年亲政，同治十一年，十七岁了，他看奏章还困难，批阅奏章批不了，他老师专有一门课就讲奏章，什么意思分析，批的时候怎么批，专门一门课，他到了十七岁了还不会。

同治继承皇位后，在位的13年间，主要发生了四件大事：第一件是即位当年发生的辛酉政变；第二件是清军攻占

慈禧

南京，太平天国失败。大家对此很熟悉，就不讲了；第三件是同治新政；第四件是重修圆明园。下面讲辛酉政变。

在上文提到，咸丰皇帝的第三错，是临终前错定了顾命大臣。它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引发了“辛酉政变”。

当时，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其一是顾命大臣势力，其二是帝胤势力，其三是帝后势力。三股政治势力的核心是同治皇帝，哪股政治势力能够同帝后势力相结合，它就会增加胜利的可能性。

当时朝廷大臣实际上分为两部分：一半在承德，另一半在北京。即：前者是以肃顺为首的“承德集团”，后者是以奕为首的“北京集团”。在北京的大臣，又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倾向于顾命大臣，大部分则倾向于帝胤和帝后势力。从而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承德集团”随驾，主要人物有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端华、景寿、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

文祥，满洲正红旗人，道光进士，军机大臣。英法联军逼京师，咸丰帝决定巡幸热河。文祥“以动摇人心，有关大局，且塞外无险可扼，力持不可”，而被留守京师。军机大臣中独其一人被排除在赞襄政务大臣之外。

慈禧

同治朝遇上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国内处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重大社会动荡之间，在国际处于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两次入侵之间，如同处在两次大风暴中间的缓冲期。同治之前的道光、咸丰，之后的光绪、宣统，都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这就给同治朝实行新政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日本明治维新也正在此时。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议政王奕主持政务，互相配合，推行新政。在奕集团的主持下，新政的主要措施是：成立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办新式学校、派人出洋、办厂开矿、修筑铁路等，实行学习西方近代化举措，开始走向开放、进步。

（一）设立总理衙门。全称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一般称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咸丰十年（1861年）十二月初十日正式批准成立。它的实际职能是总揽新政的中央政府机构，是面对世界局势、完全创新的机构。它不仅掌管清廷与各国间的外交事务，而且包括对外贸易、海关税务、边疆防务、海军建设、新式工矿业，以及建新式学校、兴修铁路、矿务等，实际上它相当于清廷的内阁兼外交部。这是二千年来第一个专门处理外事的中央机构。总理衙门由亲王一人总领，实为首席大臣，其他大臣从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侍郎等中指派充任。下设独立公所，计有英、法、俄、美和海防五股等机构。其中，俄国股，兼理俄、日两国外交事务；英国股，兼理奥地利交涉事务；美国股，掌办对美、德、秘鲁、意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时、丹麦、葡萄牙各国交涉事务；法国股，兼理法国、荷兰、西班牙、巴西各国交涉事务；后设海防股，掌管南北洋海防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主旨是办理同西方关系事务，创办近代化事业，它的出现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标志。随之，设立驻外使领馆。

(二)出洋考察。西方国家两次破门而入，清朝才被迫开门而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向中国。汉、唐盛世时，中国没有人走出过亚洲，法显和玄奘“取经”的“西天”，是印度而不是欧洲。明朝的郑和下西洋也没有到欧洲。清朝向西洋考察，开始于同治五年(1866年)。这年的春天，总税务司赫德要回国结婚，向奕请6个月假，顺便建议清政府派人到西方去考察。这正合奕的心意，于是上奏请派员出国考察并获准，从而有了清政府派斌椿等人走出国门的破天荒事件。

斌椿，《清史稿》无传，旗人。当时官员们对出国考察都不愿去，也不敢去，而63岁的斌椿报名应征。亲朋故旧

赴欧考察的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

以“云风险涛”相劝止，甚至有人以苏武被扣匈奴相告诫，但他决心亲自一试。斌椿是既受政府派遣、又为政府官员中赴西欧考察的“东土西来第一人”。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二十一日，斌椿率三名同文馆的学生及自己的儿子广英(为照顾其父同行)，离京从上海乘轮船出洋，经过一个月零八天的航程，到达法国马赛。他在欧洲游历110多天，访问了法、英、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挪威、比利时等国，于九月十八日回到北京。斌椿写出《乘槎(chá)笔记》，第一次记录下亲眼所见诸如火车、轮船、电报、电梯、机器印刷、蒸汽机、摄影、起重机、抽水机、显微镜、幻灯机、纺织厂、兵工厂等。还第一次参观并记述了欧洲博览会、芭蕾舞、大英博物馆、国家议院、近代报社、高等学院，以及法国的凡尔赛宫、凯旋门等。他看到了西方近代的科技与文明。

(三)培养洋务人才。开办外国语学校、实业学堂、近代军事学校、派遣留学生等。同治朝新式学校最早者是京师同文馆。从京师八旗子弟中选出10名学生，教员则由英国教士包尔腾担任。同文馆除了聘请洋人教授外语，还请徐树琳教授儒家经典。当时的工薪，汉文教员年薪100两，外国教师年薪1000两。同文馆学生膳食、文具全由政府承担，每月另发10两津贴。月课合格者奖银32两，季考合格者奖银48两，岁试及格者奖励72两。若三次考试都及格，共得奖银152两，加上每月津贴，每年得银272两。后奕请在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馆，“采西学”、“制洋器”，引起了京师内外的轩然大波。有人说：学“西技”是“舍本求末”，讲“气节”才是“强根固本”。也有人认为：设立同文馆将使中国传统丧失，令中国官员士子向外人学习技艺，不仅是一大耻辱，而且将使中国“变而从夷”。京师流传出一副对联：“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师”。于是传称奕为“鬼子六”。前门外墙壁上出现“揭帖”，上写：“未同而言，斯文将丧”，此帖里嵌着“同文”二字，讽刺设立同文馆，中国将丧失传统文明。候补直隶知州杨廷熙呈递条陈道：“西学”乃“西洋数千年魑魅魍魉横恣中原”之学，请洋人为教员将使“忠义之气自此消”，“廉耻之道自此丧”。有人将当年春旱，渲染为“天道示警”，攻击是奕等人倡行“西学”而致，乃纷纷上折，要求同文馆停止招考。更严重的是，大学士、同治皇帝的师傅倭仁也上书反对。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又说：“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认为不必向外国学，以中国之大，“必有精其术者”。奕等递上驳斥倭仁的奏折：仅尚空谈，不切时务，中国将愈益落后。英、法皆小国，却几次打败中国，所

洋务派在清政府中的代表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恃者正是科学技术。朝廷一味因循敷衍，才一败再败。并请倭仁保举“精其术者”。倭仁保举不出人才，只好退让。由于两宫皇太后态度明朗，使攻击同文馆招生之风被压下去。然而同文馆的招生受到很大影响，原报名者98人，但参加考试者仅有72名，其中30人是为了有优厚奖学金而报考。半年后只余下10名学员尚能跟上学业，遂与原来在馆的八旗子弟合为一班。后在上海、广州也开设了类似的学校，招收满、汉子弟入学，只开设外语课，请美国人做教师。同文馆后来聘请美国人丁韪(wěi)良为总教习，开设化学、数学、天文、物理、国际法、外国史地、医学、生理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毕业年限改为8年，至此同文馆初具一所综合性高等学府之规模。作为第一所近代学堂开办起来后，它带动了其他近代学校的出现。该校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它培养了一大批通“西学”的人才，其中仅驻外公使就培养出28人。

同治朝开设的新式学校，还有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机械学堂、福州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等。福州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是同治五年(1866年)由左宗棠主持福州船政局时附设。这所学校是近代较早开设的一所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的新式学校，同时又有军事学校的性质，以培养海军和造船人才为目的之一。

（四）派留学生出国。同治十一年(1872年)，首批30名“幼童”奔赴美国留学，史称“幼童出洋”。同治年间留学之风兴起，与容闳(hóng)分不开。容闳(1828～1912年)，广东香山(今中山)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入澳门马礼逊教会学堂读书，家长想让他学成后做买办。后该校教员、美国人布朗回美国时，容闳随他去了美国，成为近代早期留学生之一。他在美国先读中学，后入耶鲁大学，攻读4年，于咸丰四年(1854年)获该校文学学士学位后回国。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容闳为其幕僚和译员。他多次向曾国藩建议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同年，清政府批准了曾国藩等上奏派留学生的章程，决定派遣120名十二三岁幼童去美国留学，学习期限为15年，在上海成立留学出洋局管理此事。后以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经管留学生事务。幼童留学生年龄一般在12～16岁，出国前在上海培训。因为当时风气未开，招生工作极难进行，幼童父母都不愿把孩子送到遥远的大洋彼岸去。如詹天佑，他的邻居在香港做事，向其父介绍留学招生一事，并劝他送詹天佑报名。但其父要儿子走科举正途，而不愿意出去留学。这位邻居再三说明去美国留学比科举进士有出息，并提出如果詹天佑去美国留学，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他父亲才愿送子出国，当时詹天佑才12岁。后来詹天佑学成回国，修筑京张铁路，建滦河大桥，称著于世。幼童先受预备班半年教育，学习简单的英语，了解美国情况。学校要求极严格，学习差的经常受体罚，幼童们都很努力，完成了预期学业。同治十一年(1872年)夏，经过考试选拔，第一批幼童30名，在上海乘轮船出洋。从同治十一年到光绪元年(1875年)，每年出国一批，每批30人，共有四批120人赴美国留学。幼童们到了美国，成为美国新闻中的轰动事件，美国总统还接见了他们。中国留学生给美国人留下“聪明能干，彬彬有礼”的印象，并说他们是“中国的荣誉”。容闳提出并把他们分别安排在美国平民家庭中生活。美国的教师、医生、绅士们纷纷把中国幼童领到自己家中，每个家庭对幼童都关怀备至，为他们提供较好的吃住条件，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他们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但是，清政府派往美国监督留学的官员陈兰彬等，以留学生学运动、学跳舞，不穿长袍马褂而穿西服，不行跪拜

留学生

礼而行握手礼，甚至于有的学生剪了辫子等，认为“他们纵能学成归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向清廷建议将留美学生撤回。总理衙门大臣奕虽是要求实行新政的人，他对留学生违背“祖训”却接受不了，便奏请于光绪七年(1881年)五月，“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留美学生自同治十一年(1872年)首批出洋，至光绪七年（1881年）撤回，最长者达9年。出国时的12～16岁的少年，归来时已是20多岁的青年。他们在美国虽未完成计划的学业，但都受到西方的教育。这些留学归国的青年，后来逐步成为中国政界、军界、学界、工商界等方面的知名人物和科技骨干，为中国近代建设做出了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从事行政和外交者24人，其中成为领事、代办者12人，外交次长、公使2人，成为总长者1人，内阁总理1人；加入海军者20人，其中成为海军将领者14人；从事教育者5人，其中成为大学校长者2人；从事实业者30人，其中成为工矿负责人者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等。

(五)洋务求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上海、南京、福州相继办起了近代军工厂，多聘请洋员充当技术指导。这就是所谓的“洋务运动”，它包括举办新式军用工业，编练新式军队，加强国防建设等，其宗旨是“求强”与“求富”。奕强调学习“西学”，制造“西器”。他认为，“采西学”、“制洋器”早在清初康熙大帝时就进行过了，如今再搞是发扬光大祖制和传统。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安庆军械所办成，并很快仿制出一批洋枪洋炮。曾国藩集合起湘军军官、幕僚试看演射。后膛枪、开花炮的威力、射程、射速、准确度、杀伤力比起鸟枪、抬枪和土炮的确强多了。湘军和幕僚拍手称赞，曾国藩兴奋不已。

曾国藩

海军建设，主要还是向外国购舰。19世纪70年代，由李鸿章主持向英国购买的军舰有“龙骧”、“虎威”、“飞霆”、“策电”、“镇东”、“镇西”、“镇南”、“镇北”等炮艇。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军火和造船工业有了突出的发展，李鸿章转向德国订购战舰。

同治三年，清政府才开办大型兵工厂，计有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西安机器局等20余个。而规模大、有典型性的为江南、金陵、福州、天津、汉阳等几个兵工厂。

江南制造总局。是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创办的一个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委托海关道员丁日昌买下设立在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工厂，把上海、苏州两个洋炮局搬至上海，成立了大型军事工业制造局。同治六年，曾国藩主张在该厂制造轮船，又在上海海关拨出两成关税，为造船经费之用。此后，工厂逐年扩充，计有洋枪厂、洋炮厂、炮弹厂、火药厂、轮船厂、炼钢厂、子弹厂、水雷厂，并设有学校和翻译馆，其规模较为宏大。同治七年，造船厂造出了第一艘轮船，取名“惠吉”，至中法战争前共制出15艘军舰，最大者为2800吨，小者只有数百吨。

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同治帝亲政，时年18岁。他亲政时，诏“恪遵慈训”，就是要遵守圣母的懿旨。他亲政后也办了些事，如在西苑紫光阁会见日本国大使副岛种臣、俄国大使倭良嘎里、美国大使镂斐迪、英国大使威妥玛、法国大使热福理、荷兰国大使费果荪，并接受他们呈递国书。同治亲政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他亲自主持经办的一件大事就是重修圆明园。

慈禧退帘后，想到宫外游冶愉悦，回忆起当年的圆明园生活，她懿旨重修圆明园。这是重大的工程，至少要花几

圆明圆

千万两白银。九月，同治帝发布上谕：兴修圆明园以为两宫太后居住和皇帝听政之所，让王公以下京内外大小官员量力捐修。恭亲王不好完全拒绝，报效银2万两，指令户部先拨银2万两。拨款之后，朝廷震动。接着百官疏奏，反对重修圆明园。御史沈淮疏请缓修圆明园工程。同治览奏大怒，立即召见沈淮，严词申责。接着御史游百川再上疏谏阻，同治又下谕将游百川革职。经过一段准备，十三年（1874年）正月，圆明园重修工程正大光明殿、天地一家春（原慈禧住处）等处先后开工。四月，同治视察圆明园，慈禧亲自看取图样，应修殿宇不下3000余间。七月初六日，发生广东商人李光昭自称“圆明园李监督”，借购修园木料诈骗白银30万两的事件，引起朝臣反对。同治帝仍不同治帝绘《祝万年图》理睬，继续其工程。七月十八日，恭亲王奕、大学士文祥等十人（三位亲王郡王、三位御前大臣、三位军机大臣、一位师傅）联衔疏奏，请停止圆明园工程：“宜培养元气，以固根本；不应虚糜帑糈(xǔ)，为此不急之务。”同治帝与十重臣几番面对面地辩论，他明知错误，仍不悔改。当大家一再反对时，同治帝准备发上谕，以十大臣“朋比为奸，谋为不轨”的罪名，宣布将十大臣革职。两宫太后见事情闹大，只好出面调解。据吴汝纶日记载：召见时“两宫垂涕于上，皇上长跪于下。谓十年以来，无恭邸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谕著即撤销云云”。其结果是：革十大臣职的上谕没有发布，重修圆明园改为修葺三海。在奕等谏阻下，同治说：“我停工何如！尔等尚何哓(xiāo)舌！”二十九日，停止圆明园工程。重修圆明园工程是慈禧的懿旨，奕等的谏阻，触怒了慈禧。三十日，同治帝上谕：“著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此次补盖、添建、粘修、揭瓦后基本成型的殿阁亭榭等100座500间。八月初一日，同治发出上谕：“朕奉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懿旨：皇帝昨经降旨，将恭亲王革去亲王世爵罔替，降为郡王，……著加恩赏还亲王世爵罔替”云云。谕修葺西苑三海工程。

储秀宫

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载淳在北京紫禁城储秀宫出生。
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帝去世，年仅六岁的载淳登基，依照咸丰帝遗诏，由肃顺等八位大臣辅政。九月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发动“辛酉政变”，八大臣等被奕?与慈禧夺权。
同治三年六月，清军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
同治四年四月，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为捻军所杀。
同治六年十二月，东捻军被平定。
同治七年七月，西捻军主力被平定。
同治九年七月，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杀。
同治十一年九月，册立皇后阿鲁特氏（孝哲毅皇后）。
同治十二年正月，亲政，同年陕甘回乱及云南回乱大致平定。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同治帝崩，享年十九岁。

孝哲毅皇后，阿鲁特氏，同治十一年九月十四册为皇后。同治帝死后封为嘉顺皇后，不久崩。

孝哲毅皇后

淑慎皇贵妃，富察氏。穆宗立皇后，同日封慧妃。进皇贵妃。德宗即位，以两太后命，封为敦宜皇贵妃。进敦宜荣庆皇贵妃。光绪三十年，薨。谥曰淑慎皇贵妃。

庄和皇贵妃，阿鲁特氏，大学士赛尚阿女，孝哲毅皇后姑也。事穆宗，为珣嫔，进珣妃。光绪间，进珣贵妃。宣统皇帝尊为皇考珣皇贵妃。孝定景皇后崩未逾月，妃薨。谥曰庄和皇贵妃。

敬懿皇贵妃，赫舍里氏。事穆宗，自瑜嫔进瑜妃。光绪间，进瑜贵妃。宣统间，进尊封敬懿皇贵妃。

荣惠皇贵妃，西林觉罗氏。事穆宗，自瑨贵人进瑨嫔。光绪间，进瑨妃。宣统间，进尊封荣惠皇贵妃和荣惠皇太妃。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在太和殿举行了载淳的登极大典，改号为同治，实际上是慈禧一人总揽大权，开始了她长达四十八年之久的统治。 载淳于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十七岁时举行了大婚典礼。 两宫皇太后于第二年正月廿六日正式卷帘归政了，但慈禧极不放心，还常常插手干预，使年轻自负的载淳皇帝不甘忍受，不到两年就死了。

对于同治帝的死，尽管清代宫廷史料，特别是档案内均有较明确的记载，但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在一些私人著

载淳

述和笔记中，还是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说法，并加了一些演义性的描绘，有的说他死于天花，有的说他死于梅毒，也有的说他死于疥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据《桃花圣解庵日记》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二月五日记载：……嘻戏游宴，耽溺男宠，日就裸瘠，旋患痈，项腹各一，皆浓溃，日未昏，殆不知人。

《国史旧闻》）濮兰德、巴克斯著《慈德外记》载：“私家著述，皆谓太后纵帝游荡，及至得疾，又不慎重爱护，以至深沈不起，……盖帝常履饮于外，至翌晨召见军机时犹未归也，或醉中言语失次，杂以南城猥贱之事，……一八七三年（即同治十二年）外间皆窃窃私议恐帝寿之不久。至次年十二月，帝得痘症，不能临朝，两宫皇太后代执国政。至月底帝遂降谕日：‘朕于本月有天花之喜，……’”。《四朝佚闻》中载：“穆宗之崩，传者不一，或云天花，或云内毒，而医药不能尽合……”这些著述除了记载同治皇帝的病情死因之外，还特意说明了同治皇帝南郊微服履行之事，并且把这件事与同治皇帝母子矛盾及病和死联系在一起。说明由于西太后专权，同治忧郁不快之情，但是，在慈禧监视之下，仅有几个太监夜间常出没于宫禁森严的大内，至整夜不归，竟达次晨来不及召见军机大臣或醉语胡言的程度似难出现。

其实。同治皇帝的病情和死因，可以从清代皇帝“脉案档簿”中看得一清二楚，《万岁爷进药底簿》中详细记录了自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未刻载淳得病至同年十二月初五日酉刻死去前后三十六天的脉案、病情和用药情况，它完全证明了载淳最后死于天花。

这是详实可靠的。1979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医研究院和北京医院的有关专家教授，对同治皇帝的病情发展及用药情况进行了专门的研讨，大家的结论仍认为同治皇帝死于天花是无疑的。

惠陵是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同治帝）的陵寝，位于景陵东南三公里处的双山峪，载淳在位十三年（1862-187

惠陵

4年），生前一直未建陵寝。死后，于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清廷选择双山峪为万年吉地，二月二十三日确定陵名为惠陵。自光绪元年八月初三日动工，至光绪四年九月竣工，（1875-1878年）历时三年零一个月，共耗银4359110.89两。承修大臣醇亲王奕、左都御史魁龄、户部侍郎荣禄、署理工部侍郎翁同和等。

惠陵建筑规制依照定陵，除未建圣德神功碑亭和二柱门外，又裁了石像生和接主神道的神路。建筑布局从南往北依次为：五孔拱桥一座、平桥两座、石望柱两根、牌楼门一座、东西下马牌各一座、神道碑亭一座、神厨库一座、井亭一座、三孔拱桥三路、平桥两座、东西朝房各一座、东西值班房各一座、隆恩门一座、东西燎炉各一座、东西配殿各一座、隆恩殿一座、琉璃花门三座、台石五供一座、方城、明楼、宝城、宝顶各一座，宝顶下为地宫。陵寝外围环以砂山。除东西值班房为布瓦盖顶外，其他建筑屋顶均覆以黄琉璃瓦。

该陵虽是清晚期营建的皇帝陵，但所用木料均为楠梃木，木质坚硬，俗有“铜梁铁柱”之称，因而大木构架至今保存完好。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阎崇年：《清朝皇帝列传·同治皇帝》，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

（2）徐立亭：《咸丰同治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3）马东玉主编：《清朝通史·咸丰同治朝》，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