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日本派赴中国的使节团。唐朝代隋以后﹐日本沿袭遣使入隋的旧制﹐继续派出遣唐使。630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第一次遣使﹐最后一次在838年(即日本承和五年﹐唐开成五年)。894年(日本宽平六年﹐唐干宁元年)又准备派遣﹐已经任命﹐由于菅原道真谏阻﹐遂从此正式停止遣唐使。从630年到894年﹐二百六十余年间﹐除三次任命而未成行外﹐抵达长安的日本使臣﹐两次是送唐使臣回国﹐一次迎遣唐使归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计有十二次。使团官员是正使﹑副使﹑判官﹑录事。使团成员除约半数的舵师﹑水手之外﹐还有主神﹑卜部﹑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史生﹐以及造舶都匠﹑船师﹑船匠﹑木工﹑铸工﹑锻工﹑玉工等各行工匠。随行有长期居留的留学僧﹑留学生和短期入唐﹑将随同一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还有从事保卫的射手。初期使团共二百余人﹐乘船两艘﹐以后增为四艘﹐人数增至五百余人﹐但其中只有少数主要成员被允许进入长安。
遣唐使在难波(今日本大阪)登舟﹐通过濑户内海﹐从博多(今日本福冈)出发。从 7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约四十年间﹐航线采取北路﹐即沿朝鲜半岛西岸北行﹐再沿辽东半岛南岸西行﹐跨过渤海﹐在山东半岛登陆﹐再由陆路西赴洛阳﹑长安。这条航线大部分是沿海岸航行﹐比较安全﹐船只遇难情况较少。以后新罗灭百济﹑高句丽﹐统一半岛﹐与日本关系一度不甚融洽。于是遣唐使船在7世纪70年代到8世纪60年代这一百年间﹐改取南岛路﹐即由九州南下﹐沿南方的种子岛﹑屋久岛﹑奄美诸岛﹐向西北横跨中国东海﹐在长江口登陆﹐再由运河北上。这条航线主要航行于渺茫无边的东海上﹐难以靠岸﹐危险较大。北路和南岛路都需航行三十天左右﹐甚至更长时间。8世纪70年代以后﹐直到停止遣唐使前﹐航线改取南路﹐即由九州西边的五岛列岛径向西南﹐横渡东海﹐在长江口的苏州﹑明州一带登陆﹐转由运河北上。这条航线所需时间较短﹐一般十天左右﹐甚至三天可达﹐但风涛之险基本上与南岛路相同。
遣唐使的目的在于向中国学习﹐吸取唐朝文化﹐因而很重视使团人员的选拔﹐特别是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员。如高向玄理﹑吉备真备曾长期在中国留学﹔不少成员是文章博士﹐山上忆良﹑小野篁﹑菅原道真更是有名的文学之士(后二人受命而未成行)。有两家父子先后被任命为使臣﹐也是由于具有教养和经验﹐利于向唐朝学习。随行的留学生﹐如阿倍仲麻吕(晁衡)与诗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友谊﹐归航受阻﹐留唐官至秘书监。橘逸势被唐人目为秀才。入唐的医师﹑乐师﹑画师﹐和各行业的工匠﹐也都在自己行业中具有根柢﹐受到唐人推重﹐同时也从唐人获益。遣唐使大量输入中国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国文化风靡日本封建社会上层﹐渗透到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正仓院所藏大量唐代文物﹐是遣唐使输入的中国物质文化。遣唐使对唐的赠品﹐和唐朝的答礼﹐实际是两国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
入唐留学生姓名可考的只二十余人﹐而随遣唐使及商船入唐僧人﹐见于文献的达九十余人。他们在中国巡礼名山﹐求师问法﹐带回大量佛经﹑佛像﹑佛具等﹐同时传入与佛教相关联的绘画﹑雕刻等﹐对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起了作用。最澄﹑空海分别创立了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并且仿效唐朝﹐开创了日本佛教在山岳建寺的风气。空海所着《文镜秘府论》﹑《篆隶万象名义》﹐圆仁留唐十年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研究中国和日本的文艺批评﹑文字学和历史的重要文献。
遣唐使回日﹐唐朝有时派遣“送使”同去。由于航行艰险﹐他们往往居留下来﹐归化日本。如沈惟岳﹑袁晋卿等﹐见于日本史书的有十余人﹐都在日本朝廷任职。唐朝僧人也有随遣唐使赴日的﹐最著名的是东渡传授戒律的鉴真。随遣唐使船到日本的﹐还有天竺﹑西域﹑南海的人﹐不少受波斯﹑印度影响的唐朝文物﹐也输入日本。丝绸之路东端延至日本﹐遣唐使也是有作用的。
日本派遣遣唐使﹐财力负担很重。从任命使臣到出发﹐需准备两三年﹐包括造船﹐筹办礼品﹑衣粮﹑药物﹑薪俸﹑留学生和留学僧在唐费用等等。采取南岛路和南路时﹐还不掌握季候风规律﹐海上惊涛骇浪﹐随时会把船裂为两截。几乎往返途中总有船只遇难﹐只有一次来去平安。因此﹐遣唐使不仅出发前祷告神佛﹐航行中还祈祷佛教的观音﹑神道的住吉大神以至新罗神。受命为遣唐使虽是荣誉﹐也有人怕危险而畏缩不前。采取北路时﹐遣唐使平均约七年半一次﹐以后由十二年半到二十年一次。838年以后﹐经过五十五年才考虑派遣﹐最后终于停止。这固然与日本吸取唐文化趋于饱和﹐和唐朝之日益衰落有关﹐同时﹐也由于负担沉重和航行艰险。9世纪以后﹐往来中日之间的唐朝和新罗商船大为增多。唐朝商船掌握季候风规律﹐一般七月间乘西南风赴日﹐三﹑四月或八月乘东北风返回。这些商船航程需时较短﹐遇难可能较少﹐往来的间隔也较短。因此出现不少短期勾留的还学生﹐如日僧惠萼在 9世纪中叶曾三次来往中日之间。遣唐使虽然停止﹐并没有妨碍中日文化继续交流。
遣唐使在难波(今日本大阪)登舟﹐通过濑户内海﹐从博多(今日本福冈)出发。从 7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约四十年间﹐航线采取北路﹐即沿朝鲜半岛西岸北行﹐再沿辽东半岛南岸西行﹐跨过渤海﹐在山东半岛登陆﹐再由陆路西赴洛阳﹑长安。这条航线大部分是沿海岸航行﹐比较安全﹐船只遇难情况较少。以后新罗灭百济﹑高句丽﹐统一半岛﹐与日本关系一度不甚融洽。于是遣唐使船在7世纪70年代到8世纪60年代这一百年间﹐改取南岛路﹐即由九州南下﹐沿南方的种子岛﹑屋久岛﹑奄美诸岛﹐向西北横跨中国东海﹐在长江口登陆﹐再由运河北上。这条航线主要航行于渺茫无边的东海上﹐难以靠岸﹐危险较大。北路和南岛路都需航行三十天左右﹐甚至更长时间。8世纪70年代以后﹐直到停止遣唐使前﹐航线改取南路﹐即由九州西边的五岛列岛径向西南﹐横渡东海﹐在长江口的苏州﹑明州一带登陆﹐转由运河北上。这条航线所需时间较短﹐一般十天左右﹐甚至三天可达﹐但风涛之险基本上与南岛路相同。
遣唐使的目的在于向中国学习﹐吸取唐朝文化﹐因而很重视使团人员的选拔﹐特别是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员。如高向玄理﹑吉备真备曾长期在中国留学﹔不少成员是文章博士﹐山上忆良﹑小野篁﹑菅原道真更是有名的文学之士(后二人受命而未成行)。有两家父子先后被任命为使臣﹐也是由于具有教养和经验﹐利于向唐朝学习。随行的留学生﹐如阿倍仲麻吕(晁衡)与诗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友谊﹐归航受阻﹐留唐官至秘书监。橘逸势被唐人目为秀才。入唐的医师﹑乐师﹑画师﹐和各行业的工匠﹐也都在自己行业中具有根柢﹐受到唐人推重﹐同时也从唐人获益。遣唐使大量输入中国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国文化风靡日本封建社会上层﹐渗透到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正仓院所藏大量唐代文物﹐是遣唐使输入的中国物质文化。遣唐使对唐的赠品﹐和唐朝的答礼﹐实际是两国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
入唐留学生姓名可考的只二十余人﹐而随遣唐使及商船入唐僧人﹐见于文献的达九十余人。他们在中国巡礼名山﹐求师问法﹐带回大量佛经﹑佛像﹑佛具等﹐同时传入与佛教相关联的绘画﹑雕刻等﹐对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起了作用。最澄﹑空海分别创立了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并且仿效唐朝﹐开创了日本佛教在山岳建寺的风气。空海所着《文镜秘府论》﹑《篆隶万象名义》﹐圆仁留唐十年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研究中国和日本的文艺批评﹑文字学和历史的重要文献。
遣唐使回日﹐唐朝有时派遣“送使”同去。由于航行艰险﹐他们往往居留下来﹐归化日本。如沈惟岳﹑袁晋卿等﹐见于日本史书的有十余人﹐都在日本朝廷任职。唐朝僧人也有随遣唐使赴日的﹐最著名的是东渡传授戒律的鉴真。随遣唐使船到日本的﹐还有天竺﹑西域﹑南海的人﹐不少受波斯﹑印度影响的唐朝文物﹐也输入日本。丝绸之路东端延至日本﹐遣唐使也是有作用的。
日本派遣遣唐使﹐财力负担很重。从任命使臣到出发﹐需准备两三年﹐包括造船﹐筹办礼品﹑衣粮﹑药物﹑薪俸﹑留学生和留学僧在唐费用等等。采取南岛路和南路时﹐还不掌握季候风规律﹐海上惊涛骇浪﹐随时会把船裂为两截。几乎往返途中总有船只遇难﹐只有一次来去平安。因此﹐遣唐使不仅出发前祷告神佛﹐航行中还祈祷佛教的观音﹑神道的住吉大神以至新罗神。受命为遣唐使虽是荣誉﹐也有人怕危险而畏缩不前。采取北路时﹐遣唐使平均约七年半一次﹐以后由十二年半到二十年一次。838年以后﹐经过五十五年才考虑派遣﹐最后终于停止。这固然与日本吸取唐文化趋于饱和﹐和唐朝之日益衰落有关﹐同时﹐也由于负担沉重和航行艰险。9世纪以后﹐往来中日之间的唐朝和新罗商船大为增多。唐朝商船掌握季候风规律﹐一般七月间乘西南风赴日﹐三﹑四月或八月乘东北风返回。这些商船航程需时较短﹐遇难可能较少﹐往来的间隔也较短。因此出现不少短期勾留的还学生﹐如日僧惠萼在 9世纪中叶曾三次来往中日之间。遣唐使虽然停止﹐并没有妨碍中日文化继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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