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华

1931年邓华于福建汀洲

邓华（1910-1980）湖南省郴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参加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师政治部组织干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三团宣传中队长、连党代表，第三纵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红十二军教导队政治委员，三十六师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一师三团政治委员，第二师政治部主任，第一师、第二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政治处主任、副团长、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平西支队司令员，八路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挺进第十一纵队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二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保安副司令员兼沈阳市卫戍司令员，辽西军区、辽吉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四军军长，第十五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十三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

1936年在陕北，前排右起：杨得志、邓华、朱瑞、熊伯涛、孙毅，后排右二为萧华

邓华，1910年4月28日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邓华7岁时在本村私塾启蒙。接着又在附近的石陂高级小学读了一年。1922年秋，他到郴县县城新华学校读高小。新华学校是美国教会办的，校长和主要教师是美国人。邓华来到这里，感到非常新鲜。他勤奋学习，每次期终考试，都成绩优良。学校当局对中国学生非常傲慢凶狠，他们看不顺眼，就找岔子揪耳朵，打屁股，甚至拳打脚踢，至于爱国游行活动，更是绝对不许参加。对于这种思想禁锢，对于洋教师任意凌辱中国学生的行为，邓华非常反感。一日，他找来袁世凯卖国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订立的《二十一条》，逐条阅读，不觉怒火中烧。他认识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所以任人宰割、欺凌，是因为腐败无能的卖国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从此，在他的心头埋下了痛恨帝国主义和反动卖国政府的种子。
1925年秋，邓华乘船到省会长沙，考上了岳云中学。这时的长沙，革命群众运动兴起。邓华积极投身于革命群众运动，思想觉悟大为提高。他在一篇题为《论青年人生观》的作文中写道：嗟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青年人当舍身报效祖国，挽救国家危亡，解放亿万生灵涂炭！
1925年10月16日，安源工人俱乐部主任黄静源在安源被害，遗体运抵长沙，灵柩停放在教育会坪。邓华参加了10月26日举行的万人追悼大会。
1926年，农民运动在湖南兴起，北伐军入湘后，“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邓华的故乡郴县和与郴县紧邻的桂阳县，农民运动也是风起云涌。他的哥哥和二姐夫都已先后加入共产党，二姐夫何仰之还是永宁区党的负责人之一。他得到哥哥和二姐夫的教育帮助，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籍，思想上产生了飞跃。用邓华自己的话说，“开始知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要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打倒地主资本家，建立苏维埃，实行社会主义。”
1927年春，邓华从岳云中学转入南华学校，以初中二年级肄业程度，跳级考上了政治班。政治班有个名叫易蕴的同学，湘潭易家湾人，共产党员，在自修室与邓华座位相联，接触谈心比较多，相互间很快建立了信任。一天，邓华向他透露想参加共产党的意愿。因那时国共关系已开始紧张，易蕴便问：“入党你怕不怕？”邓华毅然回答：“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这一年的3月，经由易蕴、查夷平介绍，邓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中共组织决定邓华到国民党湖南省党校学习。这所名义上为国民党的党校，实际上由共产党人所掌握，秘书长为谢觉哉，教务主任是李达。5月21日，军阀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经党组织同意，邓华与两个郴县籍党员一道，离开省党校，返回郴县。

1937.10邓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政治处主任于蔚县

1928年1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由粤北转战至湘南，而后在湘南中共组织的配合下，发动湘南起义，先后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三、第四、第七3个师和两个独立团，并在郴州建立了湘南工农民主政府。邓华闻讯，连夜赶到离家10公里路的桂阳县城，可是革命军已先期退出；他又追到郴县保和圩，终于赶上了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先在该师第二团工作，3月，被调至师政治部，任组织干事。不久，湘粤两省的军队约6个师进攻湘南起义部队。朱德、陈毅率领部队撤离湘南，向井冈山转移，于4月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师。5月4日，在砻市召开庆祝两军会师大会，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6月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原第七师被编为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邓华任宣传队中队长，不久，被调到该团二营六连任党代表。
第三十三团没有参加两军会师大会，而是奉命去打遂川。这是邓华第一次参加战斗。作为连党代表，他除了进行一般的政治动员外，军事知识并不知晓，只是凭着革命激情和勇敢精神出现在战场上。幸好连长方正明是贺龙旧部，他指点着眼前山川地物，教邓华如何隐蔽自身，如何向敌人进攻。在血与火的战场上，邓华上了一堂生动的军事课。5月底，因给养困难、枪支不足和部分农军的要求，红四军军委决定：由湘南农军编成的第三十团和第三十三团返回湘南开展游击战争，要求第三十三团前往桂东山区活动。在返回湘南途中，有人乘机煽动干部战士回家，部队秩序一时很乱。此时，邓华的表弟、在第三十三团任连长的首培之，邀邓华一起回家乡去，说到家乡打游击，群众条件好，情况熟悉。邓华回答说：“不能回家乡去，农民同志有家乡观念，回去就会散掉。”他毅然决定：不随大队人马回家乡，而是重返井冈山。首培之回到郴县后即被敌人残酷杀害。
邓华和第三十三团中不愿回家乡的同志重上井冈山后，受到毛泽东的欢迎。红四军军委将他们中的军事干部编入第二十八团，政治干部编入第三十一团，邓华被分配在第三十一团一营，任营委干事。不久，邓华参加了著名的龙源口战斗，他随担任前卫的一营由古城出发，在七溪岭凉亭前面与敌军遭遇。由于地形狭窄，兵力不易展开，就在路旁的两个山包上与敌军对峙。待迂回敌后的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两个团打响，敌军动摇之际，邓华和第三十一团一营全体指战员在营长陈毅安的指挥下，迅即勇猛冲杀，将敌军打垮，与主力一道乘胜追击，占领了永新城。8月底，邓华随第三十团一营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是役红军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顽强作战，打退敌军两个团的多次进攻，毙伤敌军近百人，红军仅伤亡3人。9月，邓华被调到第三十一团党委，任组织干事。
1929年1月14日，邓华随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出击，于2月10日参加了大柏地战斗。此役歼敌军近两个团，扭转了下山以来连战失利的被动局面。3月13、14两日，红四军在福建长汀歼郭凤鸣旅20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攻占长汀后部队进行整编，第三十一团编为红四军第三纵队，邓华先后任纵队党委组织干事、军士队党代表、纵队政治部组织科长等职，随部队继续在闽西活动，参加了三占龙岩、攻占上杭等战斗。12月下旬，邓华参加了在上杭古田举行的古田会议。
1930年6月，成立红十二军，邓华先后任红十二军教导队政治委员、第一纵队三支队政治委员。8月，邓华率部队参加围攻长沙战斗；撤围长沙后，随红一方面军回师赣西南，于10月4日，攻占吉安城。在吉安，红十二军扩编，成立第三十六师，邓华被任命为师政治委员。

1957年邓华与粟裕大将(右) 在松花江游艇上

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12月24日，邓华率部参加红一方面军在小布举行的军民歼敌誓师大会。12月29日，总部发觉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师部及两个旅进至龙冈，并继续向东进犯，遂于是日晚8时下达攻击张辉瓒部命令。战斗打响，第三十六师会同友邻部队一举突入敌阵，邓华与师长一道，指挥所部与张辉瓒卫队营激战，几番勇猛冲杀，全歼了这个由能上刺刀的驳壳枪装备的卫队营，有力地促进了全歼张辉瓒部的胜利。紧接着，1931年1月2日，第三十六师受命作为正面攻击力量，追歼谭道源部第五十师。邓华等指挥所部勇猛进攻，与友邻部队协同，歼灭谭道源部两个团。
1931年5月，第三十六师参加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后，7月间又参加第三次反“围剿”作战。8月7日和11日，第三十六师跳到国民党军背后，与兄弟部队一道，在莲塘、良村、黄陂连打三仗，歼国民党军万余。此时，各路国民党军共约20万人，向红军集结地君埠追来。在包围圈越来越紧缩的情况下，方面军总部于8月13日命令红十二军向东北方向佯动，把国民党军牵走；而主力则向兴国方向突围，再次跳到国民党军背后去隐蔽休整，以逸待劳，伺机破敌。
在这次向东北方向佯动牵着国民党军鼻子走的战斗中，第三十六师在军长罗炳辉等率领下，有声有色地执行总部交给的战略使命。邓华和师长各骑一匹从张辉瓒那里缴来的高头大马，或率先，或殿后，指挥部队虚张声势，故意扬旗鸣号，拉大行军队伍距离；没有红旗的同志，挂起各色包袱皮当旗帜，高高举起。夜间行军，有意点起无数火把。行军路过岔口或是宿营住房，则把红一方面军所有番号有意标出来。果然，国民党军认定红军主力“北窜”，急调各路人马跟踪而来。就这样，第三十六师等部牵着国民党军鼻子，在赣南地区崇山峻岭中盘旋打圈子，待到8月底，国民党军发觉上当时，已是肥的拖瘦，瘦的拖垮，疲惫不堪了。以逸待劳的红军主力抓住国民党军全线退却的有利战机，勇猛追击，又歼灭国民党军两万余人，胜利打破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第三十六师奉命在闽西做群众工作。1932年7月至1933年1月，邓华先后率部参加粤北水口战役，乐安、宜黄战役，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和金资战役。打破敌第四次“围剿”后，6月，红一方面军在腾田整编，取消军的建制，由军团直辖师。红十二军第三十六师编入红一军团一师，邓华任第一师第三团政治委员。不久，他率部参加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月，邓华改任第二团政委；8月至10月，在工农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学习。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10月下旬至12月初，在中央红军突破敌四道封锁线时，邓华率领第一师二团，执行向敌军进攻、阻击、追击等任务，掩护主力西进。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后，邓华率第一师第二团参加了四渡赤水等战斗，爬雪山，过草地，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
红军胜利结束长征后，邓华先后任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部主任、第一师政治委员和第二师政治委员，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西征作战以及山城堡战役。西安事变后，奉命率部南下至西安北部，准备支援东北军、西北军作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红军转入整训，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进行准备。

1947年辽吉军区领导人合影，前右一为邓华，右二为陶铸，后右一为高鹏

1937年9月，在平型关前线，邓华作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政训处主任（同年10月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邓华改任该团政治委员），深入连队进行战斗动员，会同团长杨得志指挥所部，参加该师迎战猖狂一时的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的战斗。平型关之战共歼日军1000多人，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邓华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独立团、独立师和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带领部队抗击日军，打击和争取伪军，参加开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
1938年2月，晋察冀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指示，组建了以邓华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邓华支队，准备挺进冀东，开辟新的根据地；第一步先行开辟平西地区，以取得前进基地。3月，邓华支队向平西进军，打击日伪军，消灭地主土匪武装，连克矾山堡、桃花堡、金水口、门头沟等据点，一度收复昌平、涿县、涞水、良乡等县城，并将北平至门头沟铁路及平绥铁路下花园至昌平段破坏，解放了平西十余万人口的地区，建立了昌（平）宛（平）、房（山）涞（水）涿（县）、宣（化）怀（来）3个联合县的抗日民主政府，组织了1500多人的抗日自卫队。5月，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组织的宋时轮支队，奉命来到平西与邓华支队会合，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政治委员。下辖第十一、第十二支队，共5000余人，准备执行挺进冀东的任务。6月8日，宋时轮、邓华率第四纵队分两路向冀东开进。邓华率第十一支队沿途作战，连破永宁、四海等日伪据点。接着在沙峪与增援四海之日军遭遇。日军200余人，武器装备较好，战斗力很强，在其伤亡达30多人时，仍然顽抗。邓华指挥第十一支队两个大队，从上午11时战至午后4时，日军除7人逃跑外，其余悉数被歼。6月17日，第十一支队所属第三十三大队猛扑灵雾山区的兴隆县城，与日军、伪军300余人及反动民团等彻夜激战，占领县城大部。
在第四纵队胜利进军的配合和推动下，中共冀热边特委于7月上旬发动和领导了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起义。起义武装组成冀东抗日联军，一度发展到10万人。
邓华等第四纵队首长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于8月率部攻克迁安县城，同时开进遵化、丰润县境，在遵化铁厂镇与抗日联军主力会合。至此，四纵和抗联部队已经攻克六座县城，控制了冀东广大村镇，一度截断了北宁铁路，中断日军运输半月之久，使日军陷入困境。8月下旬，冀察热宁军区成立，宋时轮、邓华分别担任军区正副司令员。8月22日，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发来贺电说：“中共中央和北方局以十万分高兴庆祝抗日联军反日汉奸起义的胜利及与八路军纵队的会合”，并指示其“创造冀热边新的根据地，长期坚持抗战”。在“敌人很严重的进攻”面前，第四纵队党委会决定主力西撤平西，并决定将起义的冀东抗日联军5万人带到平西整训，以便第二年整理成一个大部队再打回冀东，并将这一安排向上级请示。10月8日上级来电说：“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在由邓华主持的、有抗日联军部队负责人参加的九间房会议上，大家认为当时已经到了万不得已之时，一致同意留下包森、苏梅等三个支队坚持冀东游击战争，主力部队和起义部队约5万人向平西转移。部队在西撤途中由于日伪军围追堵截，加之起义部队组建不久，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不细，遭受较大损失。
10月底，邓华带部队回到平西后，即着手恢复和开辟平西根据地的工作。

1949.11.11在庆祝广州解放大会上，洪学智（左起）、邓华、叶剑英、陈赓、萧向荣

1939年2月，根据党中央指示，以第四纵队为基础，成立冀热察挺进军，萧克任司令员，由萧克、马辉之、伍晋南、宋时轮、邓华五人组成冀热察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平西、平北和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巩固了平西，开辟了平北，坚持了冀东根据地。
1939年秋，邓华奉调到晋察冀军区，筹备建立第五军分区，并于1940年3月，被任命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到任后，带领部队一面开展政治整军，开辟根据地；一面进行生产，以减轻人民负担。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邓华率部参加百团大战，被任命为涞灵战役左翼队司令兼政治委员，指挥第一、第二、第六、第二十六团和察绥支队，向浑源、灵丘、广灵地区之日军出击。战前，他指挥所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根据军区布置的战役计划，部署所部对各据点之敌情、地形侦察得十分详尽，日军驻地以及警戒配备如工事、外壕、铁丝网、堡垒等，都绘成了图。部队出动前后，严密封锁消息，保守军事秘密；同时增设有线电话，便于联络指挥。如攻占北口、南坡头、枪风岭等处的战斗，准备工作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进行的，及至战斗打响，日军还蒙在鼓里。10月8日夜，邓华亲临战场指挥强攻南坡头据点，一举歼灭日军70余名，百团大战期间，他指挥所部共进行大小战斗9次，歼日伪军500余人。
第五军分区辖涞源、灵丘、广灵、蔚县、繁峙、应县、阳原等8县，这一带总称雁北，是有名的贫瘠地区，加上日军频繁“扫荡”掠夺，人民生活十分困苦。遇上荒年，山上的树叶、树皮，都被采来当主食。在部队供应发生严重困难时，邓华指示所部，严格执行军区“不得在村庄附近采摘杨树叶、榆树叶”的训令，率领部队强袭日伪据点，去“虎口夺粮”；就是再困难，宁肯饿肚子，也不与民争食。这期间，邓华和战士们同甘苦，共患难，他坚守一条原则，越是艰苦困难时，越是要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越是要关心干部战士。
随着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巩固，日军深感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它的心腹大患，因而把进攻的重点放在敌后根据地。从1941年起，晋察冀根据地进入极其困难的阶段，根据地面积相对缩小。
1941年8月，因第五军分区被撤销，邓华被调到第四军分区主持工作。他一到第四军分区，便立即投入秋季反“扫荡”斗争。

1958年10月，邓华（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下连当兵

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的大“扫荡”，兵力达7万之众，采取“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战术。进犯第四军分区之日军1.5万余人，分六路出动，首先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邓华和分区首长一道，带领分区主力部队巧妙转移，与日军捉迷藏，跳圈子，摆脱日军合击，保全了自己的力量；同时广泛开展游击战，或在日军合击的必经之路上伏击和阻击，突然开火，速战速决；或实行麻雀战，迷惑骚扰日军。如9月19日，在获悉日军500余人从漫山、骆驼岸出发，向六亩园前进时，分区主力一部于古树台附近设伏，另一部则不断对其侧击、尾击，歼其一部；待日军主力进入伏击圈后，即以猛烈的火力展开射击，毙伤日军150余名。又如分区部队仅一个连在南北强安地方，牵制日军3000多人，麻雀战从上午10时直打到下午5时，日军晕头转向，被打死者达120余人。与此同时，还发动广大民兵对日军进行麻雀战。这样，就使日军处在根据地军民合力包围和内外线夹击之中，终于迫使其退出根据地，抗日军民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胜利。
1941年底，邓华被任命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封锁”和“蚕食”，妄图把华北变成它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第四军分区便成为日军掠夺的重点之一。日军在分区周围大量增筑据点、堡垒，大修封锁沟、封锁墙，建立“无人区”；同时经常派出部队前来奔袭、进击。根据地进一步缩小。邓华根据1942年1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高干会议精神，一方面领导部队进行整训，建立和加强地方武装；另一方面指导分区军民积极打击前来奔袭、进击的日军，使其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1月至8月，第四军分区部队共与日军战斗230余次，歼其1300余人。
9月军区高干会议后，邓华领导第四军分区军民，坚决贯彻军区提出的“到敌后之敌后”的对日斗争方针，即组织武工队和小部队到根据地周围日军统治下的地区活动，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把日军从面的占领压回到据点去。从此，第四军分区反“蚕食”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0月14日，到敌占区活动的部队，一举攻入灵寿县城，毙伤日伪军60余名，俘217名，缴获许多枪支弹药等物资，连日本新首相东条英机颁发的金质奖章也缴来了。从9月至12月，第四军分区军民共歼日伪军812名，摧毁堡垒11个，恢复和开辟村庄144个。
进入1943年，尽管日军仍对根据地进行所谓“跃进蚕食”、“转辗扫荡”和“毁灭扫荡”，但由于根据地军民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并且不断创造新的斗争方法，还是挫败了日军的疯狂进攻。年初，针对日军对分区所属行唐地区的“蚕食”，邓华指挥主力部队趁其立足未稳时发起攻击。2月1日至10日10天中，在攻克西口头、三打刘库池、夜袭东寺、强攻谭庄等战斗中，共毙伤日伪军782名。在封锁沟外活动的部队，甚至还袭击了平汉铁路上的长寿镇。在9月至12月，即日军进行所谓“毁灭扫荡”期间，第四军分区军民共与日伪军作战432次，歼其2400余人。
邓华十分重视部队文化宣传工作。他自己就是搞宣传工作、搞政治工作的行家。他长于写作，重要的电报、总结、报告，通常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他经常和战士们一起打球，排球、篮球、康乐球，样样都行。第四军分区剧社在晋察冀边区颇有影响，除上演《白毛女》、《血泪仇》等现代剧目外，还演出传统京剧。
1944年2月，邓华调任机动旅政治委员。这个旅是由晋察冀军区抽调6个团组成的，奉中央军委之命于4月开抵陕甘宁边区。后改称教导第二旅，邓华仍为旅政治委员。
同年11月，邓华调到中共中央党校一部三支队学习，直到1945年8月。其间4月至6月，他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离开烽火连天的战场，他得到了系统地学习理论和回顾自己战斗历程的机会。邓华后来总结说：在延安一年多，“对于提高思想，改正自己的缺点方面是有收获的”。

毛主席与沈阳军区、辽宁省委的同志合影：周桓（前左起）、邓华、毛泽东、黄欧东、黄火青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1月8日，邓华就任东北保安副司令兼沈阳市卫戍司令。
根据党中央关于“中长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的指示，11月25日，邓华奉命率保一旅等部队撤出沈阳，向辽西转移。11月27日，邓华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共东北局西满分局委员。12月，辽西军区（后称辽吉军区）成立，邓华任军区司令员。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他率领军区部队，会同地方党政组织，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创造巩固的根据地；同时，整训部队，鼓舞战斗意志，进行各项战斗准备。
1946年2月，国民党军队违背停止军事冲突协定，以优势兵力，开始向东北民主联军（以后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大规模进攻。邓华指挥所部参加秀水河子战斗、解放四平战斗和四平保卫战后，转战于辽吉广大地区，进行反蚕食作战，拔据点，歼顽匪，积小胜为大胜，为东北战场战略反攻创造条件。
1947年4月，由保安第一、第二旅、西满独立师等部组建成辽吉纵队，邓华任司令员，辖第一、第二、第三师。
经过东北民主联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和夏季攻势第一阶段，四平已成为孤悬于中长路的孤立据点。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夺取四平，作为在东北转入战略反攻的一个重要战役。
邓华奉命指挥辽吉纵队，于6月上旬协同第一纵队进攻四平。辽吉纵到达四平地区后，从侦察部队的情报中得知，四平守军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已得到补充，第五十四师也已退集四平，加上保安部队，共约3万余人。邓华根据敌情，判定以两个纵队攻取四平，兵力对比优势不大，因而把握不大；如果用三个纵队，拿下四平较有把握。他即拟好电报，准备向总部提出建议。当时纵队司令部有同志说：“上级恐怕抽不出兵力，如能抽调，还不调来吗？”邓华却认为，当时东北有6个纵队，增调一个纵队不成问题。最后他将电报稿改为：最好增加1个纵队，否则增加两个师也可以。以后实际上只增加一个师，而且这个师只能担任战役预备队，不能担负独立攻击一个方向的任务。实践证明，两个纵队加一个师，打四平这样坚固设防的中等城市，只能对该市西城（以铁路为界）从西南、西北两个方向攻击，无力在东城增加一个攻击方向；夺取西城后，国民党军退到东城死守，这时两个纵队已打得很疲劳，加上战斗减员和存在着铁路开阔区的不利地形等情况，再攻东城，就显得兵力不够了。为了夺取东城，这才把第六纵队的两个师调来，形成“加油战术”。后来由于攻击四平的时间过长，国民党军南北援兵迫近，又把第一和辽吉纵队抽出打援，只留第六纵队攻城，力量就更不够了，结果不得不放弃夺取四平的计划。
尽管上级没有接受他的正确意见，他还是坚决指挥所部，浴血奋战12昼夜，取得歼国民党军4800多人的巨大战果。辽吉纵队曾配合兄弟部队攻下第七十一军军部大楼，第六纵队第十七师还活捉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的胞弟、特务团团长陈明信。

邓华上将在辽沈战役纪念塔落成典上讲话

1947年8月，东北民主联军进行整编，将辽吉纵队改编为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陶铸。原所辖的独立第一、第二、第三师，依次改为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师。
在民主联军撤围四平后，国民党军南北援兵与守军会合，得以在四平继续挣扎了8个多月，直到1948年3月，第七纵队再次参加四平战斗，以3个纵队的绝对优势兵力，攻击蒋军一个多师，仅一天一夜，即一举解放四平。
在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后，第七纵队经过短期休整，于9月底向辽西地区挺进，担负破坏北宁铁路，并阻国民党新六军北返任务。当时国民党军在辽西地区有暂编第一七七师、暂编第五十七师、新编第二十二师，以及暂编第五十一师和第一八四师等部，分别驻守在法库、彰武、新立屯、阜新等地。为了到新民以西破路，并截击新六军北返，就要越过法库、彰武。是置法库、彰武之国民党军于不顾，绕道去执行破路和截击任务，还是扫除前进路上的障碍，消灭法库、彰武之国民党军呢？邓华想采取后一作战方案，但如果法库、彰武不能顺利拿下，就会耽误阻击新六军任务，犯一个不执行命令的大错误。当时就有人持异议，说：“上级并没有命令我们打法库、彰武呀！”邓华经过认真侦察，并仔细分析后，果断、坚定地命令：以一部兵力前出北宁路执行破路任务，以纵队主力去歼灭法库、彰武之国民党军。其所部第二十一师远距离奔袭，一昼夜强行军90公里，于10月1日拂晓前包围法库时，守军毫无察觉。第二十一师迅猛发起攻击，全歼守军暂编第一七七师。此时，国民党军对人民解放军秋季攻势还未摸清，第七纵队亦未发现新六军北返迹象。邓华旋又抓住有利战机，出敌不意，攻其无备，指挥所部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彰武，下新立屯，克阜新，直取新邱，攻占黑山，连战皆捷。17天时间，接连拿下5城，歼国民党军3个师。第七纵队这次机动灵活执行命令，既打了没有命令的胜仗，又完成了破击任务，连受总部通令嘉奖。邓华事后总结这次战役时，幽默地称之为“顺手牵羊”。
1947年12月至1948年4月，邓华因病在哈尔滨治疗、休养，病愈后重返七纵，指挥部队在四平一带进行新式整军及军事大练兵运动。

1958年10月，邓华（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下连当兵

1948年9月至11月，东北野战军进行了著名的辽沈战役。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为辽沈战役制定的作战方针是：以主力南下北宁线，攻占锦州，把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然后予以各个歼灭。9月12日，邓华奉命率领第七纵队南下北宁线，执行包围锦州任务。
怎样攻打锦州？如同1947年夏季攻打四平时一样，有一个集中兵力问题。最初的部署是：以2个纵队阻击锦西、葫芦岛方向援军，5个纵队阻击沈阳方向援军，1个纵队围困长春之敌，4个纵队攻取锦州。12个纵队中，用于直接攻取锦州的仅有4个纵队，主要兵力用于打援。北宁线上的锦州，是联系东北和华北的战略要点，守军8个师10万余人，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指挥。当时邓华只是一个战役方向（指挥城南方向两个纵队）的指挥员，但他纵观战役全局，认为攻取锦州是战役第一阶段的重点，也是能否把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并在稍后予以各个歼灭的关键，因此，应以二分之一的兵力，即6个纵队，在国民党援军未赶到之前攻占锦州。夺取锦州，歼灭了锦州的国民党军，打援就好办了。如果把主要兵力用于打援，阻援较有把握，而攻锦兵力不够，攻锦时间就要延长；拿不下锦州，就可能使南北增援之蒋军会师锦州。邓华把这个意见作为正式建议，向东北野战军总部提出。电报发出后，林彪没有答复，但不久调来了两个纵队，即部署5个纵队攻锦，1个纵队位于高桥地区作为战略预备队，外加1个炮兵纵队和1个坦克营，这样攻锦就有把握了。10月14日对锦州发起总攻，经31小时激战，全歼守军范汉杰以下10万余人。当时邓华等人认为，增调两个纵队攻锦，是林彪听取了下面的意见，后来才得知，是中央军委指示林彪要集中主要兵力攻取锦州，不要在打援方面分散兵力，是中央军委纠正了林彪的错误部署。
攻占锦州后，10月20日至28日，邓华率第七纵队急行军北上，参加在黑山、大虎山地区围歼廖耀湘兵团之战。此役七纵歼廖兵团1万余人，生俘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等高级将领多人。10月29日至11月2日，攻克沈阳、营口，东北全境解放。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东北人民解放军分数路隐蔽入关，准备会同华北人民解放军举行平津战役。
11月25日，邓华率第七纵队从辽阳一带出发，于12月17日到达北塘一带集结，并于月底奉命同另两个纵队一道去夺取塘沽。三个纵队都归七纵首长统一指挥，任务是歼灭塘沽守军，封锁平津国民党军从海上逃跑的去路。但七纵在现地勘察和试探性进攻后，认为攻击塘沽于我不利，因为国民党军兵舰摆在海外，可以发挥舰艇炮火火力，部队不能沿海岸包围敌军，而塘沽的南面和西北面，不是河沟很多，就是草地盐田，广阔平坦，不易通过，强攻不仅会造成重大伤亡，而且不能全歼敌军，只会迫使敌军从海上逃跑；如果转而拿下天津，同样能封锁北平之敌军的海外逃路。邓华与协同作战的兄弟纵队首长共同研究，并再次察看地形后，认定攻击塘沽得不偿失，准备向平津前线总指挥部提出转而夺取天津的建议。邓华知道，攻克塘沽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平津战役的重要战略部署，如同中央军委电报指示的：“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第二天，平津“前总”派出参谋长刘亚楼等人前来实地勘察，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于是，由邓华和刘亚楼共同向中央军委和“前总”报告，提出不打塘沽，转而攻取天津的建议。中央军委和平津“前总”接受了这个意见，立即改变部署。毛泽东给平津“前总”发电说：“放弃攻击两沽（按：指塘沽、大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1949年1月14日，邓华指挥两个纵队由东向西突破天津守军防御工事，与兄弟部队一道，经29小时激战，全歼天津守军13万余人，解放了天津。接着便是北平的和平解放。整个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
1949年4月，邓华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辖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八3个军。
5月至6月，第十五兵团所部在平津地区整训3个多月后，由邓华率领南下，行程1200余公里，到达长江北岸。7月，邓华率十五兵团并配属两广纵队渡过长江，配合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沿湘赣边境攻击前进。接着，与第四兵团和第十二兵团共同进行了湘赣战役。10月1日至29日，又与第四兵团、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共同进行了广东战役。10月14日，第十五兵团先头部队攻入广州市区，解放了广州市。广东战役歼国民党军6.万余人。11月9日，邓华兼任广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1949年12月，根据中央军委和四野的指示，由邓华统一指挥四十军和四十三军等部，准备渡海解放海南岛。
1950年春节期间，邓华在武汉第四野战军总部开会结束返回广州途中，趁路过郴县之便，请假回到故乡郴县陂副邓家探望。回到故乡，父母亲早已去世，大革命时期，他们同情支持过革命，又让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婿参加革命，就因为这些，父亲三次被反动派逮捕入狱。大年初二，邓华来到父母亲墓前，默哀凭吊。在故乡逗留6日后，于2月22日重返前线。

l950.5.10海南岛解放后十日，在海口市苏公祠，前排左二起为冯白驹、邓华、韩先楚

海南岛与大陆隔着琼州海峡，守军为海南岛防卫司令薛岳（号伯陵）所属5个军连同地方武装约10万余人，附有大小舰艇50多艘，飞机30多架，组成所谓陆海空立体防御的“伯陵防线”，凭借海峡天险，妄图负隅顽抗。面对茫茫大海，解放军参战部队一无渡海作战经验，而且战士大部分是北方人，不识水性；二无机械化渡海工具；三无空军、海军支援。渡海作战与陆地作战不同，陆地作战搞不好，可以整顿部队重来，渡海作战搞不好，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邓华强调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春夏之交完成解放海南岛任务，同时，必须慎重从事，既要英勇果敢，又要稳扎稳打；必须实事求是，因时因地制宜采取得力措施，克服国民党军飞机军舰和茫茫大海的阻拦，与坚持海南斗争的琼崖纵队紧密配合，才有可能使部队顺利登陆，胜利完成作战任务。在叶剑英的领导下，经过反复研究，兵团于2月初确定渡海作战方针为：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主力强渡相结合。
木帆船能不能同军舰作战，能不能把大军渡过海峡，这是当时许多人疑虑的问题。在海上练兵时，第四十三军一个副排长带领7个战士，乘小帆船与国民党军舰遭遇，他们在五六十米距离上一齐向军舰开火，打得军舰狼狈逃窜。第四十军一一九师在涠洲岛登陆时，用炮船（用十轮卡车的发动机改装的机帆船，装有战防炮等火炮）勇敢地上前与军舰炮战，击伤其“海硕”舰，国民党军亦仓皇逃窜。邓华在给各参战部队的电报指示中指出，事实证明，“只要我们能勇敢逼近敌舰，敌人是不敢恋战的”，“必须教育全体指战员，坚决向敌舰展开斗争，只有勇敢地向敌舰进击，才能将敌舰威风打下去，才能缩小敌舰活动范围，争取我在海上的行动自由。”1950年3月9日电报，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当时，邓华有一句为人普遍传颂的名言：“遇上敌舰，要横下一条心：打！木船即使被打坏，抱着木头我们也要游到海南岛登陆”。及至前后两批四次营、团规模偷渡成功，并与琼崖纵队胜利会师，更大大坚定了广大指战员用木船战胜军舰、胜利跨越天险的勇气和信心。
趁着台风季节到来之前，“谷雨”前后还有东风可资利用的时机，4月16日，潮汐平流，下午为东风，正是南渡海峡较好的气象。当日19时30分，兵团一声令下，两个军渡海第一梯队共8个团，分乘帆船318只，机帆船32只，于雷州半岛起航，途中突破海空封锁，于17日2～6时，先后强行登上海南岛，与前来接应的前两批偷渡登陆部队和琼崖纵队胜利会师。
渡海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部队大举登陆后，国民党军防卫司令薛岳犹作垂死挣扎，调兵遣将，组织5万余兵力，在空军支援下，妄图趁解放军立足未稳之际，在美亭地区加以围歼。此时，邓华迅速组织了美亭决战；严令两面作战处于不利情况下的第四十三军忍受一切困难，坚守阵地，紧紧吸住敌人；同时，命令向澄迈挺进的第四十军，克服疲劳，连续作战，沿澄琼公路向在美亭的第四十三军出援。第四十军主力于21日17时进至美亭东西两侧，与第四十三军形成对国民党军合围态势。22日两军协同，在美亭东北侧的白莲地区击破第六十二军和第三十二军二五二师等部的抵抗，歼其一部，同时全歼美亭突围之部队。至此，海南岛守军全线崩溃。解放军乘胜追击，于5月1日宣告全岛解放。整个战役歼海南岛守军3.3万余人，击毁飞机2架，击伤军舰5艘，击沉军舰1艘。　　
1950年6月6日，邓华率第十五兵团指挥部由海南岛回到广州。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中)、副司令员陈赓(左)、副司令员邓华(右)在朝鲜桧仓志愿军总部

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在宣布出兵朝鲜、干涉朝鲜内政的同时，公然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侵占中国领土台湾，造成对中国的直接侵略。
7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并决定以第十三兵团为主，组建东北边防军，该兵团以邓华任司令员，赖传珠任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任副司令员，下辖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军，以及炮兵第一、第二、第八师等部。
7月27日，邓华率领兵团部北上东北执行边防任务，将兵团部设在丹东（当时称安东）。
丹东同朝鲜仅有一江之隔。邓华在这里密切注视朝鲜战场局势发展，研究对阵双方战略态势，并且联系解放军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经验，认真探求一旦与美军作战应采取的战术。8月13日，他在边防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实行大胆勇敢的渗透战术，选择敌人的弱点，从敌人的翼侧或侧后插至敌人的心脏，首先将敌后方联络切断，而后分割和包围敌人，一一歼灭之。一般的敌人防御正面布置是较严密的，尤其美国军队火力组织较好，从正面攻击，不容易奏效。而美军最怕的是联络切断，被人包围。他还指出，部队必须“充分发扬近战”，“发扬夜战”。这一战术意见，在志愿军入朝后，在运动战期间的作战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
当时，朝鲜人民军正将美国侵略军和李承晚军打到洛东江边，解放了朝鲜国土90％以上。但在洛东江前线，战事处于胶着状态。邓华与兵团副司令员洪学智、参谋长解方等人反复研究后，提出对朝鲜战争形势发展的估计，由邓华执笔，联名向第四野战军报告。这份在8月31日发出的报告，从两方面论证了美军将在朝鲜侧后登陆。报告分析朝鲜地形时说：“因为半岛狭长，又为山地，故优势兵力的容纳是有限度的。同时我为内线作战，在战役上虽是主动的，进攻的，但因三面环海，敌又有海空优势，敌很有可能选择我之弱点，从我侧后登陆，以收外线作战之利。”接着，报告从战略高度分析战场态势，指出：“美帝正努力坚守大邱、釜山地区，并以局部反击来巩固滩头阵地，争取时间等待援兵到来再行反攻；另一方面，北朝鲜人民军各个击破和歼灭敌人的机会已经过去。”“估计敌人将来反攻的意图，可能一为以一部兵力在北朝鲜沿海侧后几处登陆，作扰乱牵制，其主力则于现地由南而北沿主要铁道公路逐步推进。一为以小部兵力于南地与人民军周旋，抓住人民军，其主力则在侧后（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前后夹击，如此人民军的处境会很困难的。”这一判断与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的判断是一致的。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及时作了部署，先是增调1个军，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接着又抽调2个兵团，集结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准备应付紧急局面。东北边防军各部队在中央军委及邓华司令员等领导下，积极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抓紧练兵，特别是练习山地穿插迂回战术和近战、夜战战术，为应付紧急局面而紧张地进行思想上、战术上和物资上诸项准备工作。

1952年，陈赓（左起）、彭德怀、邓华、甘泗淇在朝鲜前线

9月15日，美军第十军7万余人在“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指挥下，在朝鲜人民军侧后汉城地区的仁川实施登陆，随即占领汉城，切断了人民军洛东江前线的供应，人民军大部被割断在汉城以南。
“联合国军”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于10月初悍然越过“三八线”，大举向中朝边境鸭绿江和图们江进犯，并不断以美国空军飞机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镇乡村。10月8日，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先后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党委书记；邓华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党委副书记；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东北边防军全体指战员宣誓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赴朝鲜参战。
志愿军入朝后，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邓华协助彭德怀指挥志愿军6个军，于10月25日开始，进行第一次战役，经12昼夜激战，歼“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1.5万余人，把他们从鸭绿江边赶到了清川江以南，初步稳定了朝鲜的战局。
遭到第一次战役打击后，骄横跋扈的麦克阿瑟错误地判断中国不过是“象征性的出兵”，不过是“中国在外交棋盘上采取的又一个小小的步骤”，仍然指挥所部分兵冒进，叫嚣要在圣诞节（12月25日）以前结束朝鲜战争。
在第一次战役后的志愿军党委会上，在总结第一次战役作战经验后研究下一步战役计划时，邓华根据当时敌我态势，特别是麦克阿瑟狂妄嚣张的心理特点，提出志愿军在第二次战役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彭德怀和党委其他成员都表示赞成。11月13日，在彭德怀主持的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邓华根据志愿军党委讨论的意见，部署了第二次战役，具体的作战方针为：“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和歼灭敌人。”为实现这一战役企图，西线集中主力6个军，另以1个兵团担负东线作战任务。
美方真的中计了。他们认为：“中国部队经过第一次血战已脱离接触，而且似乎重新钻到地下销声匿迹了；看不到营火，雪地上没有足迹，公路上也没有补给品在运送。”麦克阿瑟甚至断言：“中国人现在没有参战”，战争“在两星期之内就会结束”。于是，他指挥美李军和其他仆从军于11月24日发起所谓“圣诞节回国攻势”，西线美方“第八集团军在前36小时中，在几乎未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前进了12英里。但是在11月25日天黑后不久，灾难降临了”。原来，志愿军在彭德怀、邓华等指挥下，于11月25日夜发起了第二次战役。东线志愿军接着于27日发起强大攻势。西线和东线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协同下，经一个月激战，歼“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收复包括平壤、元山在内的广大地区，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半岛和延安半岛。美军兵败如山倒，第八集团司令官沃克中将在仓皇撤退时翻车毙命。美军被迫转为防御。美国纽约报纸评论说：“麦克阿瑟将军直接走进了陷阱里去了……随之而来的是美国陆军史上一个最大的失败。”美国合众社1950年12月5日转播《纽约先驱论坛报》评论电。这次战役的伟大胜利，扭转了战局，奠定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基础。
第二次战役后，中朝人民军队于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进行了第三次战役，一举突破“三八线”，1月4日解放汉城，并一直打到北纬37度线，歼“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1.9万余人。

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时， 邓华在朝鲜人民军军军官陪同下，视察朝鲜海防

1951年1月初，邓华深入总结志愿军入朝以来的作战经验，写出《对美帝作战的初步经验》一文，并于1月8日在志愿军高干会议上作了报告。这篇对作战有重要指导作用的文章，高度概括了美军和南朝鲜军的长处和短处，精辟阐述了志愿军在运动战中的作战指导方针、战术原则、部队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等方面的经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邓华在这篇文章中总结了志愿军在第一、二、三次进攻战役中担负局部防御作战部队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志愿军运动防御作战，起了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接着，邓华协助彭德怀指挥了第四次战役。这次战役中，“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集中全力反扑，中朝人民军队采取“西顶东放”方针：西面在汉江两岸顶住向汉城的进攻，东面把“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有计划地放到横城地区，造成该地区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突出，两翼暴露。邓华于2月初率前线指挥所前往东线指挥作战。2月11日，美军第二师第九团和南朝鲜第八师等部，得意忘形地窜到横城西北60余里的上下榆沟一线，邓华当即抓住有利战机，于当夜指挥部队采取两钳渗入、严密包围的战术，一举截断其后路，“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全线立即陷入混乱状态，在24小时内，1.29万余名“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被分割聚歼在横城南北、广田里东西，方圆数十里的山地里。志愿军打了一个漂亮的反击战。但紧接着，当志愿军反突击向纵深发展发生困难，砥平里战斗受阻时，遵照彭德怀的部署，适时转为运动防御。此时，邓华在《对美帝作战的初步经验》一文中提出的在防御作战时兵力配置前轻后重，火力配置前重后轻的战术原则，对于胜利进行运动防御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四次战役历时87天，共歼灭“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7.8万余人，超过了前三次战役的总和。“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平均每天付出900人的伤亡代价，才能前进1.3公里。
第五次战役规模更大，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多达百万。志愿军在彭德怀、邓华等人指挥下，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经过战役第一、第二阶段的进攻作战和转移阶段的打敌反扑，从4月22日开始至6月10日结束，历时50天，歼“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8.2万余人，是五个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这次战役结束后第二天，6月12日，美国前驻华军队总司令魏特迈，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说：“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有胜利的希望。”。
1951年7月10日，美方被迫在开城与朝中方面进行停战谈判，邓华作为朝中代表团代表出席停战谈判会议。
第五次战役后，志愿军原准备发起第六次战役，举行更大规模的运动战。邓华于1951年7月上旬在《论朝鲜战争之持久性》一文中说，敌我装备悬殊（敌为高度现代化军队，有制空权、制海权，火力强，机动性大），我方供应运输困难，地势于我不利，以及缺乏敌后配合，在这种情况下，“要以达成大歼灭战，一次战役歼灭敌人多少个建制师，迅速结束朝鲜战争，是不可能的。”随后，他于8月26日在开城向彭德怀和中央军委报告说：“当前敌人已有强大纵深的坚固设防，而又是现代的立体防御，是不可小视的。如我以现有力量和装备进行攻击，其结果有三：一为攻破了敌阵，部分歼灭了敌人；二为攻破了敌阵，赶走了敌人；三为未攻破敌阵，而被迫撤离战斗。不管哪一结果，伤亡和消耗均会很大，尤其后者，对我是很不利的。”邓华在报告中作了上述分析后建议说：“相反的，如敌离开他的阵地，大举向我进攻，我以现有力量装备是可以将其打垮，而求得部分歼灭的，代价也不会很大。”。

邓华在朝鲜当年在伏案办公

1951年6月第五次战役结束，就是朝鲜战争中运动战阶段的结束，而后进入长达两年对峙的阵地战阶段。
在1951年夏秋季，果然如同邓华所预计的，“联合国军”离开其坚固设防的纵深阵地，大举进攻。中朝人民军队依托野战工事英勇抗击，大量予以杀伤，粉碎了夏秋季两个攻势。在整个夏秋季防御作战中，中朝人民军队歼“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15.7万余人。
在讨论停战军事分界线问题时，朝中方面提出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而美方却说它有海空军优势，要求朝中方面后退数十公里，也就是退1.2万平方公里地区，说这是对“海空军优势（的）补偿”。这一荒谬意见遭到驳斥后，美方便叫嚣“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在这种情况下，邓华一方面向彭德怀建议，为促成停战谈判的实现，必须进一步歼灭敌人；另一方面，为解决划分军事分界线问题寻求办法。他在作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之后，于8月18日在开城向毛泽东和彭德怀提出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意见。邓华建议说：“现地停战我亦不吃亏，因临津江以西‘三八线’以南面积虽较小，但人口财富俱较多，战略上敌阵地离元山近，登陆易，但我阵地离汉城更近，亦易抚敌侧背。”。“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夏秋季攻势遭受严重失败后，当朝中方面于11月7日提出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方案时，美方不得不予以接受。这个建议的提出，为打破谈判僵局作出了贡献。
邓华在8月18日向毛泽东和彭德怀拍发的电报中，还同时建议：“在军事上我应有所准备，纵目前不进行战役反击，也应尽可能作战术的反击，收复些地方，推前接触线，更好的了解敌人阵地及其坚固程度。”毛泽东赞同邓华的建议，于8月21日给彭德怀的指示中说：“我认为这个意见值得认真考虑，请你计划一下，9月份能否进行此种战术反击。”。
于是，志愿军于9月6日对美军阵地举行局部攻击。其一是攻打他们夸耀为“铁三角地区”的主要高峰——平康东南的西方山和斗流峰。志愿军攻克了这两个高峰及其附近高地，连同打援共歼美军440名。其二是攻击铁原西南的338.1高地美军一个连，歼其120余人。从此便开始了我方在阵地战时期的战术性反击。
9月中旬，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邓华仍回志愿军司令部工作。
1952年4月底，彭德怀因病回国就医，5月中旬出院后被留在北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6月，邓华被任命为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和代理政治委员。
9月10日，邓华和副司令员杨得志、副政治委员甘泗淇等指挥志愿军进行了全线性反击作战。这次全线性反击分为两个阶段：9月18日至10月5日为第一阶段，在志愿军首长统一计划下，一线各军根据准备情况，不等齐地陆续发起进攻；第二阶段从10月6日至31日，在邓华等统一指挥下，一线各军同时发起进攻。在两个阶段作战中，对“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60个连排支撑点和个别营防御阵地的进攻作战77次，打击“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排以上兵力反扑的作战480余次，共歼其军2.7万余人。
10月14日，“联合国军”为了破坏志愿军正在进行的战术反击作战，改善其在金化地区的防御态势，对金化以北上甘岭地区志愿军两个加强连的阵地，发起了极其猛烈的“金化攻势”。为粉碎“联合国军”的“金化攻势”，志愿军进行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
“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先后投入3个多师共6万余人，集中火炮300余门，坦克近200辆，飞机3000余架次，集中对志愿军不足4平方公里阵地倾泻炮弹190余万发，最多的一天30万发；投炸弹5000枚，最多的一天500枚，把阵地山头削低了两米，岩石被炸成一米厚的粉末。为了抗击“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的进攻，志愿军也先后投入4万多人的兵力，并尽量发挥炮兵作用，平均日消耗炮弹119吨。在邓华等志愿军首长指挥下，志愿军防守部队坚持“坚守阵地，寸土必争，大量杀伤消耗敌人”的作战方针，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与美军进行空前激烈的战斗。志愿军防守部队转入坑道后，顽强坚守，并在火力反击和二梯队兵力反击支援下，里应外合，不仅守住了阵地，而且歼灭“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达2.5万余人。这次战役持续了43天，创造了志愿军依托坚固阵地进行坚守防御战役的光辉范例。
1952年12月，邓华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美方在上甘岭的失败，使得它在正面战场突破志愿军防线的希望破灭了，除了使用核武器和在中朝人民军队侧后大规模登陆外，是别无他法了。慑于世界人民的压力，要作出使用原子弹的决定是十分困难的。而且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动用核武器持怀疑态度”，因为中朝人民军队“处于掘壕深藏的状态”。美国合众国际社1984年6月7日消息，报道美国一批绝密文件中的记录。美方便企图在中朝人民军队侧后大规模登陆。从战略全局出发，为使志愿军立于不败之地，进行反登陆作战准备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邓华在认真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和美军在仁川登陆等战役中登陆与反登陆作战的经验教训后，联系朝鲜战场志愿军侧后东西海岸自然条件，作战双方人力、兵力、物力等方面情况，提出了反登陆作战指导方针和战术原则。志愿军执行这些方针和原则，在朝鲜军民协同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反登陆战备工作。在几个月时间内，进一步修筑了东西海岸防御工事，新建了两条铁路和八条公路，加强运输，储备弹粮，等等。至1953年4月，志愿军完成的准备工作，已经达到可以抗击美十个师左右兵力的侧后登陆进攻。
1953年5月中旬，中朝人民军队发起夏季反击战役，经两次进攻作战，至6月中旬，歼“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4.5万多人，促使停战谈判有了进展。6月中旬，停战谈判各项协议均已达成。但就在这时，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公然以“就地释放”为名，无理扣留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2.7万余人，并狂妄叫嚣“北进”“单独干”，企图破坏停战的实现。邓华等志愿军首长认为有必要给它一点教训，以促成停战最后实现。同时，在金城前线李承晚集团防线正有一突出部，伸进志愿军防线。邓华说，为了不给朝鲜人民留下隐患，也需要“把战线拉直，给朝鲜人民多占点地盘”。
彭德怀于6月19日离开北京，赴朝参加停战协定签字。20日晨抵达丹东，得悉美方纵容李承晚集团于18日借口“就地释放”扣留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疯狂叫嚣“单独干”时，立即冒着美机轰炸的危险，白天驱车赶到平壤，同邓华等通了电话，他们不谋而合地主张再打一仗，并于当晚就此向毛泽东请示。21日，毛泽东答复：再打一仗，“极为必要”。
金城战役于7月13日夜打响了！邓华在1951年8月向毛泽东、彭德怀拍发的电报中所期待的“战役反击”，终于到来了。战役发起时，1100余门大炮，28分钟内的火力急袭，即发射了炮弹1900余吨。志愿军强大突击集团在1小时内，就突破李承晚集团4个师的21公里前沿阵地，至次日黄昏，经21小时，最远处突入其阵地纵深9.5公里，随即乘胜追击，迅猛穿插，活捉其“首都”师副师长；接着又击退美李军6个师的排以上规模的反扑1000余次，至7月27日停战时止，金城战役歼美李军5.3万余人，向南推进160余平方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战线，迫使美方于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军事分界线的划分是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准的。从1951年11月27日第一次划出，到1953年6月17日再次校正时，朝中方面向南推进了140平方公里；金城战役后7月24日第三次校定时，朝中方面又向南推进了192.6平方公里，比第一次划分界线向南推进了332.6平方公里。
朝鲜停战的实现，宣告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结束。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在停战协定签字后哀叹说：“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和痛苦”。

上将军衔	一级八一勋章	一级独立自由章	一级解放勋章	一级国旗勋章	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1）《志愿军十虎将》 作者：宋国涛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2）《邓华画传》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3）《黑雪－－出兵朝鲜纪实》作者：叶雨蒙
（4）《邓华将军传》 作者：罗印文 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