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爱国民族工商业家。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懮生﹐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曾充当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后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等担任高级职务﹐投资兴办了不少贸易﹑金融﹑航运﹑工矿等企业﹐是一个从买办转化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其主要著作《盛世危言》﹐曾对中国思想界发生过很大影响。
如同王韬﹑薛福成﹑陈炽等一样﹐郑观应也认为﹐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威胁下﹐中国已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只有学习西方﹐进行变法。他提出了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并进而提出了“开议院”﹑“设商部”等初步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的要求(《郑观应集.盛世危言自序》)。
郑观应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商战”论。他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手段归结为“兵战”(军事侵略)和“商战”(经济侵略)﹐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为隐蔽﹑更有威胁性﹐因而中国在反侵略方面也应该把反对经济侵略放在比反对军事侵略更为优先的地位。郑观应是甲午战争(1894)前后风靡一时的“商战”论的主要代表者。
从对抗外国资本主义的“商战”出发﹐郑观应强调要发展“商务”﹐并明确提出了“以商立国”(《商务三》)的观点。他同薛福成一样﹐认为“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根本否定传统的“重本抑末”论。他还把商业看作是国民经济的枢纽和主要推动力﹐说:“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商务二》)。这种站在流通领域观察问题的重商观点﹐虽然只把握了事物的外观﹐但它毕竟是在近代中国最早试图寻找工农商各经济部门内部联系的一种尝试。
为了使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更有效地进行“商战”﹐郑观应极力主张限制和取消外国侵略者在华的各种特权﹔强烈要求清政府实行“保商之良法”和革除“困商之弊”﹐包括给予专利权﹑实行商品注册条例﹑举办商品竞赛会﹑鼓励组织公司﹑裁撤厘卡﹑减轻其它捐税负担等。后来﹐他又一再揭露封建官僚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官夺商权”﹑“专擅其事”﹑“调剂私人”和贪污中饱等行径﹐主张兴办新式企业应该“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商务二》)。这表明﹐他比王韬﹑薛福成﹑陈炽等人﹐更鲜明地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自由投资兴办新式工商业的要求。
[参考条目：郑家大屋]
如同王韬﹑薛福成﹑陈炽等一样﹐郑观应也认为﹐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威胁下﹐中国已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只有学习西方﹐进行变法。他提出了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并进而提出了“开议院”﹑“设商部”等初步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的要求(《郑观应集.盛世危言自序》)。
郑观应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商战”论。他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手段归结为“兵战”(军事侵略)和“商战”(经济侵略)﹐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为隐蔽﹑更有威胁性﹐因而中国在反侵略方面也应该把反对经济侵略放在比反对军事侵略更为优先的地位。郑观应是甲午战争(1894)前后风靡一时的“商战”论的主要代表者。
从对抗外国资本主义的“商战”出发﹐郑观应强调要发展“商务”﹐并明确提出了“以商立国”(《商务三》)的观点。他同薛福成一样﹐认为“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根本否定传统的“重本抑末”论。他还把商业看作是国民经济的枢纽和主要推动力﹐说:“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商务二》)。这种站在流通领域观察问题的重商观点﹐虽然只把握了事物的外观﹐但它毕竟是在近代中国最早试图寻找工农商各经济部门内部联系的一种尝试。
为了使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更有效地进行“商战”﹐郑观应极力主张限制和取消外国侵略者在华的各种特权﹔强烈要求清政府实行“保商之良法”和革除“困商之弊”﹐包括给予专利权﹑实行商品注册条例﹑举办商品竞赛会﹑鼓励组织公司﹑裁撤厘卡﹑减轻其它捐税负担等。后来﹐他又一再揭露封建官僚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官夺商权”﹑“专擅其事”﹑“调剂私人”和贪污中饱等行径﹐主张兴办新式企业应该“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商务二》)。这表明﹐他比王韬﹑薛福成﹑陈炽等人﹐更鲜明地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自由投资兴办新式工商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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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 中国企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