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
1896年考中秀才。
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
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
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
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
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  
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
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
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初潜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虽然没有出席，但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从一大到五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在大革命时期，他多次独自、或与少数同志联名反对共产国际领导层发出的一些明显的投降政策，但都遭到苏共和共产国际当权派的政治弹压。
1927年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陈独秀成为共产国际斯大林主义路线的替罪羊。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观点，以在党内成立小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
1929年11月，因为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而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中共左翼反对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时，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
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
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
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于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
1942年5月27日在贫病交加中逝世。  

陈独秀(1879~1942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

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进行建党活动。1921年3月24日，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在广东建党。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1925年到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中，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为了保证合作，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但是由于缺乏有系统的、独立的阶级纲领指导，使得陈独秀等一次次被共产国际领导层错误的行政指令压下去。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引起党内外轰动，因为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服从后者的纪律，是共产国际为确保国共合作的既定战略路线的中心政策。但不久后共产国际领导层发来的指令，使大多数中共党员继续坚持旧政策，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异议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与这种路线彻底决裂，另立独立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完全有别于共产国际的另一种国际国内革命纲领，更不了解当时国际领导层内部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个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激烈的纲领斗争。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陈独秀等少数共产党人的异议外，其他大多数中共党员（包括被后人认为有先见之明、当时在党中央还一名不闻的毛泽东）都没有对共产国际指令，提出哪怕一鳞半爪的反对意见和公开质疑。这就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员虽然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却是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政治局面。

1927年大革命失败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强烈冲击，大批优秀干部在反革命屠杀中丧失，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败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响力严重削弱，直到20世纪末也未能恢复过来。对这次革命失败负有第一责任的共产国际领导层（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把全部责任推卸在它的中国支部——中共的头上，中共又把主要责任推卸在总书记陈独秀头上，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这个栽赃陷害也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冤案。

其后，陈独秀在苦闷中反思，开始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反对斯大林主义荒唐透顶的左倾暴动路线，同时也反对盲目向农村发展力量甚至把游击队高抬为红军（诚然，不仅陈独秀而且当时相当多数国际国内共产党人都低估了农民运动），而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主张从民权民主斗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12月，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1932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此时的陈独秀已偏离了托派纲领，而倾向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并遭到多数中国托派的反对，但仍与托派组织保持关系直至逝世也未曾脱离过这种组织和思想、政治关系。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晚年陈独秀最终的立场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则上。1942年5月，陈独秀作为二十多年来一直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战士于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陈独秀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2月改名《新青年》），编辑部就设在他的寓所内——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1920年，陈独秀在寓所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由陈独秀任书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8月在陈独秀寓所秘密成立。11月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工作有创办《共产党》月刊、《劳动界》，开办外国语学社，建立新青年社、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尤其是担负中共发起组的任务，与各地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并参与筹备召开中共“一大”。

老渔阳里2号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私房。这是一幢坐北朝南双开间的老式两层石库门楼房。陈独秀租下后，楼下客堂会客，室内挂有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旁边厢房是《新青年》编辑部。楼上厢房是陈独秀的卧室，统楼是他的书房，亭子间是当时《共产党》月刊（由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的编辑室。
从1921年10月至1922年8月，陈独秀在寓所里两次被法租界巡捕房的巡捕逮捕。第一次是1921年10月，陈独秀在沪主持中央中共局的日常工作，由于报刊上刊登了有关消息，引起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便派密探侦察。10月4日下午，法巡捕包围并搜查了陈独秀的寓所，将积存的《新青年》和其他印刷机器一并搜去，同时将陈独秀夫妇以及当时在场的其他3人一起拘捕，同月6日获准开释候审。第二次是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局书记的名义发表了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还公开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引起法租界当局的更大恐惧，1922年8月5日上午11时，法租界巡捕又闯入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再次将他逮捕，并查抄了大量的书籍和文件，于同月18日判决罚款释放。两次被捕，上海、北京等各界名流和各大报刊都积极呼吁和积极开展大规模营救工作，法租界当局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才不得不被迫将陈独秀释放。

陈独秀的最后政治意见以及他最后几年写的论文和书信所谈到的主要是三个问题：

其一，民主与独裁（或专政）；其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其三，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

这三个问题紧密相关，有人认为民主是关键问题，正是从民主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陈独秀才改变了他以前的看法。其实这是倒果为因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陈独秀多次表示，这《最后的政治意见》是他“根据苏俄二十多年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才得以形成的。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他对三个问题的根本立场。

1、民主与独裁

陈独秀说过：“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这话说明争取民主是一个长过程，而且也带有阶级性。他又说：“民主不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有它具体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

由此可见，陈独秀在《最后意见》中有关民主问题，并没有说过了头，也没有后退。上述他说的这番话，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直至托洛茨基是一脉相承的。而陈独秀说过头了，而且颇受中国托派分子责难的是有关专政或独裁问题。

陈独秀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他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他的这段话，把苏维埃独裁与法西斯独裁等同起来看，而在分析斯大林独裁政权时，把责任追溯到列宁，并批判了托洛茨基。这在中国托派内部几乎没有什么人所同意的。实际上，这同第三个问题是分不开的，我们可在第三个问题上一起探讨。

2、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

陈独秀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采取“失败主义，”他说：“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以共同攻打法西斯为斗争口号。”又说：“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民主方面采取失败主义……，无论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在这里，陈独秀事实上站到了“民主反法西斯”这个口号的旗帜下了。这是与当时的托派观点相距甚远的。

至于他说到“在此次大战结束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民主革命就无实现的可能。”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采取失败主义，并在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中进行的革命斗争，是托派的一贯立场。托洛茨基曾在他的《新世界大战前夜》一书中断言战争必然带来胜利的革命。但历史已经证明托洛茨基的预言落空了，而陈独秀的估计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托洛茨基在上述书中还曾经说过：“如果战争不能带来革命，我们就要重新估计国际形势了。”托洛茨基的这一补充说法，可以说明国际形势和革命形势的变化是错综复杂的，须视各方的斗争力量的对比来决定。不能只有一个结论，不能像算命先生那样，而是有几种可能性，这在历史上是不少见的。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爆发，也是出于他的意料之外的。就以陈独秀对德意日和英美法力量的估计也是错误的，他过高估计了德意日，过低估计了英美法，引起了当时不少人的攻击，指责他是悲观主义者。但总的来说，陈独秀对二次大战的看法，确是与托洛茨基本人以及中国托派其它领导人颇有分歧，但不能就此得出结论他已经背离托洛茨基主义了，难道他在所有问题上，或者主要问题上都背离托派立场了吗？不是的，上文提到在中国抗日立场上，在一般民主问题上，基本上还是相互接近或相似的。我们只能说对二次大战的看法，陈独秀与托派之间看法有分歧，这是事实。

3、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

就笔者来看，这是一个关键性问题。陈独秀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是决定他对民主、独裁（或专政）以及二次大战看法的基础。他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认识的：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并非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世界列强之一。”是与德、意两国一样奉行政治独裁的“反动堡垒之一。”“斯大林的官僚政权……，决不能创造社会主义。”“至于现在的苏俄，不但它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若要硬说他是社会主义，便未免糟蹋了社会主义。”陈独秀在这里说的有其真实性的一面，也有说过了头的地方。总而言之，这是表示他对斯大林苏联的深恶痛绝。而对于斯大林其人也是深恶痛绝的。1939年11月他写了《告少年》一诗，五言一句共70句，其中有“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他自己在后批中作了解释，说伯强“古传说中的大疠疫鬼也，比喻斯大林。”可见他对斯大林是何等的痛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从1924-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斯大林把革命失败责任全部栽在陈独秀一人身上，以此来逃脱他自己本是元凶祸首的罪责。然后又通过他的中国门徒，把汉奸、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的脏水泼到陈独秀的身上。陈独秀这个坚忍不屈、嫉恶如仇的书生英雄性格能够容忍得了这一大批的莫须有的罪名吗？陈独秀把斯大林比作大疠疫鬼——伯强，就是他对斯大林的切齿之恨。苏维埃俄罗斯联盟共和国的政坛上，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局里，坐着这样一个大独裁者斯大林，这怎么不会使他得出上述提到的结论：苏俄的“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它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斯大林）领袖独裁……”。他还说过，“没有事实使我们相信，在人类自由之命运上斯大林党徒好过希特勒党徒。”陈独秀对斯大林的切齿之恨是铁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陈独秀对产生斯大林这个独裁人物也做了分析，他从苏俄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布尔什维克的演变等方面着手。他认为在种种条件凑合下，苏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产生斯大林式人物，但他确实说过“不能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一人，”没有这个斯大林，也有另外一个斯大林；也正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一样，历史上没有这个拿破仑，也必然会有另外一个拿破仑。陈独秀这里分析评述斯大林大独裁者的产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当他分析斯大林的罪恶时则提出：“斯大林一切罪恶”无不是“凭借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斯大林主义就是布尔什维主义，而实质上把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等同起来了。从这点出发他把斯大林独裁政策和穷凶极恶的官僚主义的根源追溯到十月革命后所实施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因此他批评了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一认识是与国内外托洛茨基派观点截然不同的。笔者认定陈独秀在这里所犯的错误是把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混同起来了。斯大林主义不能等同于布尔什维主义，恰好相反，斯大林主义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篡改和背叛。布尔什维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与无产阶级民主相结合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一向所坚持的原则。列宁时代确实推行过一党专政、党外无党，（至于党内有派列宁时代本已存在，而托洛茨基则为党内有派，据理力争）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过渡性的，是为了保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免遭内战，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包围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破坏。列宁在临终前已经看到了弊病，他提出三个补救办法（1）增加党中央委员会人数；（2）工会应对政府独立；（3）设置工农监察委员会监督党和政府的官僚主义。而托洛茨基则公开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应实行多党制（可参见托氏著作《被背叛了的革命》）。在列宁死后，特别是托洛茨基被放逐出国之后，斯大林及其党徒为了官僚层利益，全盘篡改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主义，把无产阶级权力集中在自身及其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权力集中在政治局，而政治局权力则集中在斯大林一人之手。列宁时代的民主集中制不见了，苏维埃会议名存实亡。苏维埃国家只有一个声音——斯大林的声音。陈独秀由于分不清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区别，他凭自己的偏见，终于在独裁或专政问题上偏离了托洛茨基的立场。

《每周评论》发刊词（1918.12.22）
《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1919.1.5）
致中共中央常委同志信——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1929.7.28)
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1929.8.5)
复中共中央的信——关于中东路问题(1929.8.11)
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10.10)
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10.26)
告全党同志书(1929.12.10)
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1929.12.15）
答国际的信(1930.2.17)
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1930.3.1)
关于所谓“红军”问题(1930.4.13)
十月革命与“不断革命论”(1930.11.10)
答列尔士同志(1930.12.15)
国际路线与中国党(1931.1.20)
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应不应领导爱国运动(1931.11.28)
《热潮》发刊词（1931年12月5日）
论对日宣战与排货（1931年12月5日）
时局已到了转弯点（1931年12月12日）
谈谈“越轨行动”（1931.12.26）
“一二一七”与“三一八”（1931年12月29日）
“一二一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1931年12月29日）
中国民众应该怎样救国即自救（1932.1.6）
由反日到反国民党(1932.1.23)
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1932.1.28）
我们要怎样的民主政治？（1932.4.16）
论国民会议口号（1932.10.1）
谁能救中国？怎样救中国？（1932.11.17）
辩诉状（1933.2.20）
几个争论的问题（1934.5.12）
给托派国际书记局的信（1934.5.15）
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1939）
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
被压迫民族之前途(1942.5.13)

独秀两岁丧父，六岁跟着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老人家望孙成龙，法教森严。独秀背不出书，常常招致无情的体罚。然而，独秀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咬牙硬挺，一声不哭。气急败坏的祖父忿而诅咒：“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必定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还对乡人预言：“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白胡爹爹”没有看走眼，独秀长大后，绝对是一条猛龙。他创办《新青年》杂志，领航五四运动，缔造中国共产党，搅得四海鼎沸，卓然不同凡响。许多掀天揭地的大事自不必说，就是一些生活小事，比如培养、训练子女，也莫不烙上他的“龙性”。

1915年，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把陈延年和陈乔年从老家安庆接出。当时，老大17岁，老二13岁，独秀不让小兄弟俩与自己同吃同住，享受主编公子的特权，而是让他们睡在下属发行部门的地板上，白天出外打工，自食其力，饿了就咬大饼，渴了就喝生水，夜晚燃灯苦读。继母高君曼心生不忍，提出让孩子回家吃住。独秀不以为然。君曼改请友人潘赞化从中说情，独秀向赞化剖析道：“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发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延年、乔年生于忧患，日后都自创成响当当的革命家。兄弟俩曾一道留学法国、苏联。都是先加入法共，而后转为中共。在短暂的革命生涯中，延年曾职至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江浙省委书记，并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为早期的红色风云人物。延年的个性，就是乃父的叛逆基因、底层的艰苦体验、克里姆林宫的红墙情愫、广州的骄阳、热浪和木棉树花的链接。譬如，延年为了深入人力车夫，时常破衣赤膊，和他们一起上街拉黄包车，挣来的钱，也一文不留，统统交给工友；延年在党的会议上和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见面，向来都是以“同志”称呼，公而废私，革命第一。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延年在上海被捕。起初，延年化名陈友生，自称是打工谋生的烧饭师傅，与任何政党任何主义无关。因他粗衣破裳，又一副皮糙肤黑的劳工模样，裤脚还扎着一圈刺拉拉的草绳，咋看咋都像一员伙夫，国民党军警信以为真，打算草草发落。节骨眼上，孰料胡适好心办了坏事。胡适出面找国民党中央监委吴稚晖，要他设法开脱延年。

延年的身份，就这样暴露了。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亲自出马审讯。敌人的软诱、刑逼，都不能让志士屈节。杨虎只得下令将延年秘密处死。临刑之际，延年昂首挺立。敌人喝令他“跪下”，延年回答：“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下跪！”敌人不得不一拥而上，用力强按。然而，当他们的手稍微一撤，延年又一跃而起，惊得负责施刑的刽子手一刀落空，差点儿扑倒在地。

1925年春，独秀次子乔年奉命作李大钊的助手。乔年当时不过二十出头，但处事已颇为老练，斗争尤为坚决，深得大钊先生的器重。他年纪轻轻，就做到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五大”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独秀一门，“五大”出了三个中央委员。

1928年2月，乔年继哥哥之后在上海被捕，6月，就义于龙华。

独秀长女陈玉莹，年龄排在延年、乔年之间。延年就义，是她带着三弟松年，瞒了母亲，到上海料理后事。隔年乔年被害，又是她到上海收尸。玉莹悲恨交加，急火攻心，竟一病不起，殁于沪上。

延年、乔年相继死难，有一段日子，独秀终日沉默不语，陷入刺骨锥心的悲痛。1938年抗战高涨声中，国民党为了装潢门面，企图拉拢陈独秀出山，派员居中斡旋。独秀严词正告说客：“蒋介石杀了我那么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

独秀三子松年，从小随生母住在安庆。30年代初，独秀在南京坐牢，松年前去探监，见到父亲，骨肉情深，不免潸潸泪下。独秀却双眼一瞪，大声训斥道：“没出息！”

新中国诞生，鉴于陈独秀的路线错误兜天盖地，延年、乔年的烈士功勋，向不为人重视，不言而喻，松年一家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1953年2月，毛泽东乘军舰沿长江东下，路过安庆，忆起故旧，遂召地委书记傅大章垂询。毛泽东问起：陈独秀家里还有谁？傅说：有个儿子陈松年，在窑厂做工，生活比较困难。毛泽东正色道：陈独秀这个人，是有过功劳的，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是有贡献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后期，他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末了，毛泽东作出指示：陈独秀后人的生活，还是要予以照顾。

地方立刻确认了延年、乔年的烈士身份，颁发了烈士证书。因为延年终生未娶，乔年也没有留下后人，烈属的种种待遇，自然就落实到松年一门头上。

正是由于烈属光环的庇佑，松年及其子女，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才能涉险不惊，平安过渡。松年本人，仍留在窑厂干他的技师，一干就是30年，直至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才脱下工装，走进市文史研究馆。

独秀四子陈鹤年，秉承了父亲和两个哥哥的虎虎生气，中学时就投身革命洪流，被誉为“北平三大学生领袖之一”。怎奈陈独秀这个品牌，越来越只剩了负效应，鹤年意识到自己将无法为赤色社会兼容，于是和妻子许桂馨，远走高飞，去了香港。鹤年在香港改称“陈哲民”，埋头度日，不与外界交道。2000年，鹤年在香港走完了他帷幕深掩的余生。家人本着他一贯的低调，不予公告。

独秀次女陈子美，早年学习无线电技术，兼妇产接生，经历不详。“文革”落难成了牛鬼蛇神，走投无路之下，遂与两个儿子泅海偷渡香港。子美母子逃港后又转去加拿大，最后落脚美国。1998年，纽约的华文报纸突然刊出一篇报道：陈独秀87岁的小女儿子美，孤身一人，住在市内一家老年公寓。近来，因为连续多月交不起房租，也得不到儿子的帮助，将有可能被房东逐出，流浪街头，云云。最后的消息，据说是由我国一家驻美机构出面，帮她还清了拖欠的房租。

陈长璞是陈松年最小的女儿。她对爷爷陈独秀，从小就有一种天然的仰慕。她就千方百计收集爷爷的资料。如今，她是安庆市文物管理局副局长，也是研究陈独秀的一方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