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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大地地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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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文化 |
姜太公到了封地以后，实行开明的文化政策，“因其俗，简其理”促成了东夷文化向齐文化的转变。与之相反，周公之子伯禽到鲁地后，变其俗，革其礼，推行重农抑商的周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使齐国和鲁国的人文经济趋于不同的发展方向：齐国的社会风尚带有明显的工商业氛围，崇功利，轻伦理，文化风气开放，注重实用；鲁文化更多地表现出农业社会的文化特征，文化风气保守，因循周礼，不思变通。
战国时期，以孟子二度游学于齐为契机，齐文化与鲁文化开始融合。孟子在齐国居住时间长达十几年，他的学术思想受到了齐学的熏陶。荀子在齐、鲁文化合流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荀子兼顾齐学，因而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儒学思想，同时又通过学术交流，把他的儒学思想在齐国文士阶层传播开来。在诸如此类的背景下，齐文化和鲁文化走向融合，共同构筑了山东人的齐鲁文化。
作为齐鲁文化核心的儒学产生于春秋时期的鲁国，由孔子开创，孟子、荀子等继往开来，而且在孟、荀所处的时代在周边的齐、卫、燕、赵、魏等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发展。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客观上为儒学的进一步走出山东创造了时机。但是，儒学的重礼义，仁政爱民的思想观点并不被崇尚法制、专权的秦始皇所重视，反而制造了“焚书坑儒”的文史劫难。直至西汉，齐鲁的儒生们才得以施展才干抱负。汉武帝在位时采纳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奠定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儒学在山东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山东人的性格。比如，山东人淳朴厚道，与人为善，任劳任怨，顾大局，重实干。但是在另一方面，山东人的性格中又包含着固步自封、循规蹈矩、偏执狭隘的特点。
语言崇拜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社会现象之一，许多风俗习惯的形式与民俗故事的流传是与语言崇拜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到了胶东，宴席一般要备“吉祥菜”——鱼和炖豆腐。宴席到了最后，如果端上一盘整条的鱼，便表示酒宴结束，即使再贪杯的客人也应该知趣地干完杯中酒准备吃饭。以“鱼”谐“余”，表达幸福欢快的生活没有完结，余福长久。长岛等地过年少不了“炖豆腐”，也是取其谐音：“炖”音近粮囤的“囤”，“豆腐”谐音“都富”，还有“幸福”的寓指，可见，这道菜所包含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它自身作为菜肴的价值，已经成为渔民心中美好祝愿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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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方言图 |
胶东地区称水饺为“姑扎”，水饺煮破了、碎了一般叫“挣了”。其实，饺子“破了、碎了、挣了”都是一件大家不情愿的事实，但一句“姑扎挣了”则使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平添了不少喜庆的气氛。在当地人看来，饺子“挣”得多就是预兆将来能挣好多钱。由这一方言民俗还演绎出一个生动的小故事《挣与赔》：
有个做生意的，家里雇了个上锅的（方言词，厨师），姓裴。商人有个讨口彩的脾气，凡事儿都想讨个吉利，逢年过节就更不例外了。这年腊月三十晚上，商人和孩子老婆一大家子坐在炕上喜气洋洋地喝酒吃菜，上锅的伙计就在地上煮饺子，酒喝到差不多的时候，商人又上来了讨口彩的毛病，他高声问上锅的：“伙计，姑扎怎么样了？挣了多少？”商人问这话的目的是希望上锅的回答挣得很多很多，哪怕一个没挣也要这样说。在商人的脑子里就有这样的迷信，说饺子挣得多就预示着主人来年会挣更多的钱，发更大的财。可是这位耿直但有点不开窍的上锅的偏偏就不明白主人的这层意思，况且他煮的饺子确实一个也没有破碎的，于是他高兴而且坚定地回答说：“一个也没挣！你放心吧，有我老裴（赔）在，一个儿也挣不了。”
自远古时代，以齐鲁为代表的山东地区就确立了堂室、栏厩、宅院为结构的家庭居住模式，孟子称作“五亩之宅”。数千年来，以家庭副业、树艺木果、饲养六畜为内容的庭院经济在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成份。
山东地区庭院经济的开发始于齐鲁立国，姜尚、管子、晏子、墨子、孟子的富国思想中都有发展庭院经济的主张，反映着鲜明的庭院创收的富民意识。
管子认为，“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具备，国之富也”，“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很显然，管仲已把庭院经济纳入他治齐的经济政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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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庭院 |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孟子不像孔子那样不关心耕稼园圃。孟母三迁的故事，说明孟子特别留意四邻的生业。东邻杀猪，也要问个为什么。孟母失口说了个“啖汝”，只好当真从东邻买肉以明不欺。再联系孟母断织的故事，这买肉的钱应为纺织所得。所以，上述主张来自孟子对邹鲁庭院经济的经验，带有向梁惠王交流的性质。
墨子没有孔孟那么多的人道、伦理情感，他对整个社会的批判都从尊重私有财产出发，以劳动者外在的物质功利为价值取向。从“入人园圃，窃其桃李”，“攘人犬豕鸡豚”，到“入人栏厩，取人马牛”；从“小为非”到“大为非”，通过非道德数值的递加、积累，来论证自己的思想主张。可以说，墨子是第一个阐明齐鲁人庭院保护意识的思想家。
魏晋时期，士族官僚掀起一股聚敛财富的潮流，领导这场新潮流的是山东琅邪（今临沂）人王戎。 王戎身为朝廷三公，其聚敛财富的方式，一不贪污受贿，二不盘剥吏民，而是以山东庭院经济的方式经营田园。他亲执牙筹，昼夜忙碌，虽失三公身分，却显示了山东人劳动致富的本色。
北魏青州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除农业知识外，详细记载了树果的培植嫁接，禽畜的饲养医治，农业副产品的加工等，可以说是庭院经济的总结和指导性著作。其体例和创意来自山东人独特的经济眼光。
北齐琅邪人颜之推还把庭院富家的经验作为家训告诫子孙，“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以蓄，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能守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筑室村果，生则获其利，死则遗其泽”。琅邪颜氏以文学传家，却以树艺木果，饲养六畜为治家守业之本，显然是来之于山东庭院富家的传统。
司马迁讲，邹鲁“颇有桑麻之业”。“齐鲁千亩桑麻”，“与千户侯等”。
桑麻滋养出无与伦比的齐鲁“女工”。姜太公到齐，即“劝其女工之业”。到春秋时，齐地女工率先使用铁制的刀针。《管子•海王》载：“一女必有一刀一针”。《论衡•程材》讲：“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当时，齐地制做的精美丝织品有“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冠带衣履天下”。到汉代，临淄、定陶、亢父（今济宁）成为丝织业的三大中心。唐代诗人杜甫“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的诗句，足以反映齐鲁家庭纺织业的领先地位和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
除桑麻外，齐鲁庭院内外的经济树种还有漆树。孔子弟子有漆 # 开、漆雕哆、漆雕徒父；宋国蒙（今山东曹县南）人庄子做过漆园小吏。《汉书•地理志》讲，兖州“厥贡漆丝”。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已有漆树、漆园，汉代兖州的漆产量、质量已很可观，并成为朝廷贡品。
现代常见的树类，大都已在古代扎根于齐鲁宅院。《诗•齐风•东方之日》有“折柳樊圃”的诗句。榆树春生榆荚，可良用救荒。《齐民要术》称“能种（榆）千顷，岁收千匹”。古人称槐树为三宫槐或守宫槐。北宋莘县人王#亲植三株槐树于庭院，说：“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其子王旦果然在宋真宗时拜相，成为一代名臣。直到今天，山东仍多柳、榆、槐等树，各地还有以此命名的村庄。
“瓜桃李枣”是山东人对庭院百果的概称。管仲治齐，大力提倡种植瓜瓠百果。值得一提的是齐鲁的吊瓜和葫芦，几千年来一直生长在庭院，至今也没移植到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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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庭院 |
从春秋发明牛耕开始，牛就和农家结下了不解之缘。齐人宁戚是个喂牛的，他以《饭牛歌》说齐桓公，其中有“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的词句。农谚讲：“蚕无夜食不长，马无夜草不肥”，大牲畜要在夜里添刍料，宁戚的歌反映了齐地所积累的养牛经验。战国时，齐将田单被困在即墨（今平度市东南），竟能在久困的城内收得千余头牛，以火牛阵大破燕军。唐代登州东牟郡（今蓬莱）、莱州东莱郡（今莱州）、密州高密郡，“土贡牛黄”。牛黄是牛的胆结石，十分稀少，上述地区又非牧区，主要来之家畜，可知山东庭院养牛之多。
古人以车代步，马多为有车的富家所养。孔子讲：“有马者借人乘之。”冯谖说孟尝君“狗马实外厩”。直到民国，山东的富户门前都竖有拴马桩，有的用穿鼻石直接砌在墙壁上。高大豪华的宅院，再拴上几匹马，显得十分气派。至于其它家畜，更是山东人的家常生业。曾参家养猪，曾父烹猪以存教，与孟母如出一辙。
齐鲁人民同树果六畜在庭院内共处了几千年，对它们倾注了太多的辛劳和感情，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们用人的情感去挖掘树果六畜的文化意蕴，体味出人生哲理、社会人伦和道德价值观念，使树果六畜成为人的文化载体和符号，并以此显示人的主动立场和主体地位。这种思维方式及全部内容，也反映了齐鲁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其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中国人往往为树果披上生命的灵光，为禽畜赋以人的名分。
桃李为弟子、槐树为三公、石榴为多子房，桃子、李子、杏子均以“子”命名。人兽之别本来有强烈的道德界定，可自古中国人就人与禽畜互名。先秦时的狗就有名字，山东、河北人呼猫为男猫、女猫。龙的传人称儿子为“犬子”，山东人名多“禽”，孔子名儿曰“鲤”，弟子名司马牛。颜之推讲，“北土多有名儿为驴、驹、豚子者”。这种以人度物的现象，反映了树果六畜已是庭院中不可分割的一员，是中国人热恋故土家园心态的折射。远离家乡的人，望见家中的老槐树，家中的鸡狗，都会倍感亲切，它们就是家园的代表和象征。
其二，庭院经济培养了山东人民勤劳致富的自觉意识和正义感，增强了对亏人自利、不劳而获行为的鄙视。
农夫“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妇女“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是齐鲁人民的优良传统。鲁相公仪休家道富足，其妻因职业癖好而纺织不停，由此可知齐鲁妇女对家庭纺织的热衷和专一，对勤劳致富的自觉意识。直到今天，山东人对房前屋后、庭院栏圈都要精心规划，从不闲置。这种劳动致富的自觉意识，使山东人对“非机杼之物”从不起非分之想。“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普通百姓或许不熟悉孔夫子的这段话，但他们懂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墨子反对窃人牛马桃李的主张与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偷鸡摸狗的“小为非”被山东人所不齿，轰轰烈烈的“江洋大盗”的胆气则为人们所钦服。
其三，古代山东人从树果六畜中引发和体味出为人处世的哲理和原则，并将其纳入日常生活的吉凶祸福之中。
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尊客面前不叱狗”等成语，都是各阶层人们体味出的处世哲理。山东人从远古就有着逢凶化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招凤之桐，三公之槐特别受人青睐；桑与“丧”谐音，一般不栽在门前；男女婚姻，要看属相是否相和；梨不分着吃。这些都反映了脆弱的小生产者对“凶祸”的恐惧，对吉祥、美好生活的向往，并在被动、命定意识的背后，透露出一种以自己的智慧、进取来主宰生活的主动意识。
孔子故里曲阜迎来了一个重大的庆典————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官方祭祀孔子大典。曲阜市市长江成在大典上宣读了祭文，300多名身穿汉代文士服装的学生按照古礼祭拜孔子。之后，孔子第77代嫡孙孔德班率孔氏后裔在大成殿前举行了家祭，海内外孟子、颜子、曾子后裔，来自美国、日本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祭孔参礼团以及曲阜市民等近万人，先后在大成殿前祭拜孔子，盛况空前。尽管整个仪式的组织尚有待改进之处，但是通过仪式本身传递出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意义却发人深思。
祭孔作为一种崇敬思想先贤和传统文化的仪式，在古代被称做“国之大典”。自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后，祭孔活动开始升格。宋代后祭祀制度扶摇直上，明代已达帝王规格。至清代，祭孔更至巅峰。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学已成旧思想，不再受到尊崇，公祭典礼便随之终止。发展至“文革”的“批林批孔”运动，孔子更遭遇前所未有的践踏，这段惨痛的民族记忆，不仅毁灭了不计其数的文物古籍，更对当代的文化生态造成了致命的破坏。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一历史恶果开始显现：如今的年轻学子大多可以历数出各国明星的星座、血型、化妆品名，甚至早餐食谱，惟独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古籍、精深的思想遗产了无兴趣；就连号称国之瑰宝的唐诗宋词，现在被国人传诵的，也多半只剩下收录到中学课本里有限的几首；至于汉语表达和汉语写作的能力，更是今非昔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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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着自己伟大“文统”和“道统”的国度，一个向世界贡献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李白、杜甫、曹雪芹等无数杰出人士的国度，会出现今天这种自身文化贫瘠的局面，个中原因自然是出在我们缺乏对自己的历史和传统的尊奉。
历史的遗祸，当由今人理性面对历史的方式来清理和纠正；文明的中兴，则该以尊重传统为重新出发的起点———而在中国，尊重传统的核心之一，即是尊孔，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已有2500年以上的积累，孔子集其大成；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有2500年以上的演进，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因此，新中国首次公祭孔子，表面上看，只是一种传统仪式的重现，但在这种仪式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出一个民族内部正在悄然复活的对思想先贤、古代文明的那分感情和热望。
中国以尊奉外来思想为时髦，已达一个多世纪，这给中国带来了现代化成果的同时，也日益使中国失去思想个性和精神创造力。如果连一些新生国家都不忘在自己的教育课程中宣扬本国的文化和哲学，那么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为何就不能在自己的大学、中学课堂开设一门《中国思想》或《中国哲学》的基础课程，以尽早培养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感情？
曲阜先行一步，以祭孔表达炎黄子孙接续传统的心声，殊为可贵。但祭孔只是复兴中华文化的第一步，更多的作为，尚需中央政府倡导，全体国民响应，方能取得明显的实绩。尽管尊孔并非为了复古，重传统也不能成为拒绝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理由，但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将来———任何民族要想实现新的辉煌，总要从正视自身历史、感念自身文明开始。
一、正统的山东人
山东人是一群很招人喜爱的国民，到过山东的，与山东人打过交道的，无不啧啧称赞。
山东人何以如此招人喜爱？
是山东大汉那伟岸的体貌？
不错，这确曾引起国人的青睐。
小说家写山东人，总免不了要描绘山东大汉的阳刚之美，他们笔下的秦琼、程咬金、武松……，个个虎背熊腰，端的一副豪迈神威。考古学家也曾对山东人的体质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吴金鼎，一位蜚声中外的考古学家，龙山文化第一遗址就是他在章丘城子崖发现的。他还曾花了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调查研究山东人的体质，写出了《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一书。山东人也博得了外国人的极大兴趣。有名坂元宇一郎者，乃日本著名的“面相学”大家，他对中国人的面相作了系统的研究后指出，最标准的中国人的相貌就是山东人那种类型。
近年有两本关于河南人的书，一本是张向持的《解读中原》，一本是马说的《河南人惹谁了》。这两本书都围绕一个现象：河南人被视为骗子，在民间故事、小说、网络上广为传播。他们认为河南人被丑化了，他们为之愤怒。他们又发现，人们在贬低河南人的同时，常常赞誉山东人。《河南人惹谁了》很不服气地说：“山东人有什么好，不是和河南人一样土里土气吗？不过是一个爱吃葱，一个爱吃蒜而已。”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山东人招人喜爱？《河南人惹谁了》说原因就在山东快书：
有一段山东快书，名曰"武松打虎"，开门见山头一句就是“铛力咯铛铛力咯铛，说一说山东好汉武二郎”。又有一则评书《秦琼卖马》，开篇第一句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定卖马的故事。诸位记住了，不论卖马还是打虎，不论武松还是秦琼，惊堂木一拍铜铁板一打都咚咚咚铛铛铛的立地有声，山东！山东！”这定位绝对明确。久而久之传来传去，立马给人一种感觉，天下好汉尽出山东。通过民间艺术的表达方式，推销地域的特色及优势，山东人确实是一大发明。
这种观点也只能是《河南人惹谁了》的“一大发明”而已。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山东人招人喜爱的地方不在他们的外表——至少主要不是，更非山东快书的脍炙人口所为，而在于他们的品德、性格。
山东人是最正统的中国人。
如是说决无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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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人 |
张天麟，一位荣获德国土平根大学博士学位的著名教育学家，说山东人乃中华民族的“长子”：
我们知道凡是父亲的长子多数厚道而幼子则多数聪明。唯其他是长子，所以他不免失之于过于厚道。他看到他底老子创业不易，所以多俭朴而吃苦。因此，他也不免失之过于守成。然而，如果没有他的秉性忠厚，担当一切；如果没有他的吃苦耐劳，保守祖业；以及如果没有他底卓识远见（往往弟子们看他的卓识远见是迂腐）乃可任重道远，那么这个家庭早支持不住了。
于钦是益都（今山东青州）人，张天麟乃济南人。如果说这两位山东人的话有自夸之嫌，那么就再请读者诸君看一下外地人的评论。
江苏无锡人钱穆，一位鼎鼎大名的国学大师，以擅长考据而著称。他的高足美国著名哈佛大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说，钱先生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而在地域上，他则着眼于山东：
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于西方的希腊般，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
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文化之代表齐鲁文化，造就了正统的山东人。
齐鲁文化的精华之一，山东人的优秀品德之一，是诚信。
二、以诚信为本的齐鲁文化
鲁是西周初年周公姬旦的封地。周公是周礼的制定者，他为鲁国制定了以礼治国的方针。周公的儿子伯禽，秉承父训，在鲁国全力推行周礼。嗣后各位君主，也不遗余力。于是，茫茫神州，数百诸侯，鲁国成为礼治的样板。外地人到了鲁国，不去观看鲁国的礼乐典籍，就不算真正到过鲁国。与礼治相呼应的，是经济上的男耕女织。鲁国地处内陆，土地比较肥沃，洙、泗等河流又足资灌溉。另一方面，农耕与礼治是相适应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利益往来，联结人际关系的，就只有伦理这一条纽带了。
礼治与农耕，造就了以崇尚伦理道德为特征的鲁国文化。而诚信是其最基本的内容之一。这在《论语》中有充足的反映。《论语》一书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研究孔子思想最重要的资料。《论语》对中华民族有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有人将其比作基督教的《圣经》。在《论语》一书中，孔子与弟子屡屡谈及诚信问题。如：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在孔子看来，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之一。《论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文”指文献典籍，“行”制社会生活实践，“忠”即忠诚，“信”即诚信。在孔子教育学生的四项内容中，诚信占了两项。
孔子思想是鲁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传统造就了孔子，孔子继扬了传统。
不独孔子，鲁国其他人也以诚信为本。《庄子•盗跖》讲了一个故事：
有个叫尾生的人，一日与某女子相约在桥下见面。大雨瓢泼，桥下涨水，却不见那女子来。尾生坚守信约，在桥下苦等。水越来越大了，他抱着桥桩，不忍离去，直至淹死。
这个尾生，据考证是鲁地人。
古人把尾生誉为诚信的楷模。
与鲁国隔泰山相望的齐国，实行了一条与鲁国不同的建国方针。
齐国滨海，那时营丘往北不远便是滩平水浅、汪洋一片的渤海，海中鱼、贝繁多。海水可以煮盐，发明煮海水为盐的夙沙氏就是山东半岛上的一个古老的部族。齐国开国之君姜尚因地制宜，把致富的希望寄托在大海上，大力发展渔业、盐业。对脚下那片盐碱地，则大量栽种桑树。桑树的一个特点，是对土壤的适应性强，盐碱地上也可以生长。种桑是为了养蚕，发展丝织业。此外，种桑还可以起到改良土壤的作用。大力发展渔、盐、纺织，同列国诸侯贸易，赚取利润。齐国的经济方针，是以工商立国。在政治上，则是尊贤上功。尊贤，就是唯才是举；上功，就是崇尚功业。鲁国搞的是礼治，讲伦理，重尊卑；齐国不讲这一套，唯才是举，崇尚功业，以此来激励民人奋力进取，博得功名富贵。齐国的建国方针带有极强的功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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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仲 |
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
从“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来看，齐人不讲诚信。实际不然。秦汉时民谚云：“齐楚多辩智。”中国人向来推崇讷言力行，看不起“嘴上功夫”。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齐人能言善辩，给人以华而不实之感。实际上，齐人也特别讲诚信。
兹举一例，以为谈资。
齐国人鲍叔牙有个朋友叫管仲，是颍上（今属安徽）人。两人一块儿做些小本生意，管仲出力不多，分钱的时候却常常多要多占，鲍叔牙也不和他计较，还向人解释说，管仲不是贪财，因他家中有老母，需要赡养。管仲给鲍叔牙出生意，鲍叔牙照着去干，都失败了，他也不认为是管仲的主意不好，而是时机不到……
鲍叔牙待管仲，一片真诚。管仲后来成为齐国名臣，鲍叔牙的信任、推荐是其成功的原因之一。“管鲍之交”被誉为交友的楷模。而确立“管鲍之交”的，是齐人鲍叔牙。
齐人的诚信与鲁人不完全相同。鲁国以礼治国，其诚信是建立在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基础上的，其诚信具有浓厚的伦理性；齐以工商立国，其诚信是建立在互利互惠基础上的，其诚信具有契约性。
三、传承不衰的诚信传统
人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产物。文化传统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马克思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齐鲁文化塑造了山东人鲜明的传统性格。笔者在《山东人》那本小册子中曾总结说：“粗犷、豪放、刚烈，节俭、好客、勤劳，坦直、忠信、孝义，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山东人’。”其中，“坦直、忠信、孝义”，实质上就是诚信。
春季里刮春风，黑了天就点上灯，生来的老鼠会打洞，麦子能推面，芝麻能打油，脖子上面长了个头，沙锅打了一定漏。
夏季里天气长，人怕痨病地怕荒，秋后的兔子怕鸟枪，开河就流水，盖屋就垒墙，关帝庙里有周仓，胡子长在嘴巴上。
秋季里开菊花，进了门就来到了家，老鼠见猫心害怕，娶了是个媳妇，不娶是个闺女，姑表两姨是个亲戚。
冬季里下大雪，一个人穿着两只靴，四十五天个半月，人要娶妻，女人要出嫁，苦瓜熟了是甜瓜，句句都是大实话。
山东人就像他们吟唱的这首《大实话》一样质直诚实。他们胸怀坦荡，感情直露，天晴天阴，全挂在脸上。“有事你就快说吧！”他们会把你的委婉视为“絮叨”而不耐烦。他们喜欢开门见山，单刀直入。50多年前，吴金鼎先生就对山东人的“直”予以高度的颂扬：
山东人的直，是及纯正而不含任性、蛮横或粗野的味道。其直是发源于良心深处，公正庄严的动机。所以，这样的直是一种美德。
时至今日，山东人仍然在传承着诚信的美德。对此，外地人给予高度的评价。如辛向阳先生主编的《“说道”山东人》说：
忠诚的信念厚厚地渗透沉淀在山东人心田的原野上，随处都开着忠诚的花朵，结出累累果实。忠诚构成了山东人生生不息的本质。他们举手投足间都带有忠诚的踪影。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上，山东人的诚信传统将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芒，照亮“诚信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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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初山东图书馆 |
“欲为吾鲁存兹一脉文献”
1937年秋，平津失守，日军逼近黄河北岸，韩复榘不战而退。时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的王献唐认为：“本馆为吾东文献所荟萃，脱有不测，吾辈将何以对齐鲁父老？”并誓言“欲为吾鲁存兹一脉文献”。于是选取馆藏文物图籍精品，与典藏部主任屈万里及李义贵一起决意护送这批文献南迁。当时，先是将总共29箱文物分两次运往曲阜，不久由于战事紧迫，又从曲阜南下。限于运输条件，他们仅从转运到曲阜的29箱珍藏中筛拣了5箱，由兖州搭乘省立医院的随军车辆，开始了漫长的艰辛历程。这一天是1937年12月27日，也正是济南陷落的那一天。
由曲阜出发，他们途经兖州、开封、郑州，抵汉口，然后转宜昌，渡三峡，入万县，最后到达四川乐山，行程达3500余公里，终于在1938年11月24日到达四川乐山。这次载书远播对于齐鲁之邦图书文物界具有重要意义。在运往四川的图书文物中，共有三大类。第一类为古籍珍善本，共有438种2659册，珍稀如宋赣州州学刊本《文选》、宋宝佑赵节斋刊本《通鉴纪事本末》等；第二类为书画类，共有143种182件，珍贵如王渔洋行书诗笺、刘石庵小楷五福颂、郑板桥行书堂幅、高南阜书画屏、石涛山水堂幅、恽南田山水画等；第三类为金石器物，包括陶瓷、玉器、铜器、砖瓦、甲骨等共734件，珍奇如商父乙鼎、商五戈足形鼎、商甲骨、周明我鼎、周五敦、秦二世元年诏版等。多属稀世文物图籍，是山东省图书馆数代人几十年的珍藏，也是齐鲁文化的瑰宝精华所在。
惊险历程恍如隔世
在这次载书播迁的途中，曾经遭受敌机轰炸、敌人追击、土匪抢掠、险滩恶阻，颠沛流离间历尽了千辛万苦。
屈万里在后来回忆时描述了他在滋阳遇险的经历：“旋闻轧轧机声，自南而至，视之凡四架，予乃避入丛林，则见冢上洞孔密布，盖敌度林中必有匿人，以机枪射击所致也。因复趋出，偃卧道侧，以察其肆虐之状。是时我高射炮齐发，烟花缀空，如白云朵朵。机枪则密如连珠，时杂以轰炸声，俨置身战阵间也。”
而在这以后的旅途中，武胜关八日之内三次被炸，三峡险滩险些触礁，“惊险历程恍如隔世”，其他如土豪兵痞的觊觎侵吞等，更是不胜枚数。
洞穴藏宝困苦自守
武汉素称九省通衢，战乱给这里的港运带来沉重的负担。中转川黔的物资堆积如山，这批不为人知的齐鲁瑰宝，并无任何优先位置，只能由李义贵须臾不离地守护着。在经费拮据，筹运无策的窘况下，适逢山东大学撤往四川万县。王献唐先生竟以应聘任教的方便条件，取得校方同意，将这批箱件随同大学的书物一起载往万县。在万县停储近10个月，复去重庆，溯江直上，经泸州、过宜宾、入岷江，终达乐山。此后，他们将所带图书文物悄然密藏于临近乐山大佛的崖洞里，封好洞口，择地而居，日日守卫着这批珍宝。
到了四川以后，起初，他们还能定期收到汇寄的津贴，随着战乱的加剧，这仅有的生活来源也断绝了。迫于生计，王、屈二先生代人授课，李义贵只好给人帮工，去江岸搬运，清淤除污，担沙扛石，以至于摆地摊，卖香烟，售水果，朝出暮归不离职守，以微薄收入藉以糊口。然而，在这人口稠密，地僻偏远的山区，能够捧起饭碗，绝非易事。江岸上的行会、街市里的把头、游闲无赖，从不放过对异乡人的“光顾”。轻则明敲诈取，重则课以索罚，甚至拳脚相加。用李义贵的话说：“弄不好，就可能被撞入江底，给一个身首不见。”处于这种险恶环境中，忍气吞声自不待说，他竟以特有的机警谨慎和惊人的耐力，年复一年地熬过了13个冬秋。当他护送这批文化遗产绕道北京返达济南时，已经是1950年的12月份了。
流离漂泊亦不废学
即使在这战火纷飞的岁月，载书播迁的王献唐、屈万里也没有放弃对国学的研究。所到之处访金石遗迹，参详图书，精进学问。当时屈万里一行刚到曲阜，王献唐先生即寄书信来，询问移运情况，兼及学术之探讨。提到宋人《东家杂记》、《祖庭广记》、《孔子家谱》等记载曲阜古迹的文献：“可以书中未载宋代情形，逐条访求印证，以明今昔异同，可以汇成一文或一书。”他感慨到“学而居此圣贤之乡，宁非大事？”11月16日，王献唐来曲，二人“昼则相与偕游，夜则篝灯谈学，恒至夜分，实丧乱中一快乐事。”
一日，他们一同去圣庙观演礼，王献唐在东华门外的地摊上意外地发现了一钮汉薛司空半通官印，篆刻甚精，用了一块钱就买了下来，王先生喜出望外，爱不释手，一直把玩到深夜，并给他的好朋友墨学大师栾调甫先生赋诗一首，有“暖到心头是冷铜”之句。南迁途中，王献唐给屈万里讲述古音韵文字以及古物版本，一天吃饭的时候，王献唐笑着对屈万里说：“一言君须牢记，予之学，齐派也；君之学，鲁派也。”言外之意，齐人思想活跃，而鲁人则惯于恪守陈规。从后来王、屈二位先生的著述来看，他们的许多经典之作都萌芽于此时。
载书播迁金石同寿
在这批南迁的图书秘籍中有一部小说《剿闯小史》，是清初禁书，属于十分罕见的旧抄本。郭沫若先生在四川以偶然的机会读到，立即发生了兴趣，他放下正在从事的古代史研究，对《剿闯小史》加以整理标点，由重庆说文社出版，而且直接启发了他于1944年写出名扬天下的《甲申三百年祭》。
解放以后，这批图书文物又运回到山东，统由以王献唐先生为主任的山东文物管理委员会保藏。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组织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上述古籍已经收录书目。目前这些文物完好无损地存于山东省图书馆与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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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大地待08圣火图 |
第一，鲁国受封之地早已经是中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山东被称为“齐鲁之邦”，先秦时期，鲁国和齐国分处于泰山南、北，在泰山以南（今鲁南）地区，已发现了众多的原始文化遗迹。“沂源人”与“北京人”时代相当，他们可能是这里古人类的祖先。以之为中心，仅其附近便发现了猿人化石和近百个旧石器和新石器地点，说明这里是几十万年以来古人类活动的重要中心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这里更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一脉相连，在鲁南地区形成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帝王世纪》云：“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颛顼始都穷桑，都商丘。”张守节《史记正义》曰：“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又为大庭氏之故国，又是商奄之地。”远古时代许多氏族首领都与曲阜有关，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
周初，伯禽为首的周人来到曲阜一带后，这里又成为东西文化的交汇之地。殷商兴起于东方，曲阜一带曾为商人旧都，即使在迁殷之后，他们仍然与这里联系密切。直到周初，这里依然是殷商势力极重的地区。周族自西方发展起来，他们在取代殷商之后，要想很好地统治天下，就不能不把东方作为统治的重点，因此，可以说鲁国受封之地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战略要地。这里距王都较远，东南沿海地区的淮夷以及徐戎等也没有立即臣服于周。武庚叛乱时，"殷东国五侯"群起叛乱，奄国及其附近各部都是周公东征的主要对象，史籍中所谓“攻商盖”、“攻九夷”（《韩非子•说林上》）、“灭国者五十”（《孟子•滕文公下》）都是在这些地区。甚至伯禽被封于曲阜后，“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艺文类聚》卷十二引《帝王世纪》）。欲很好地镇抚东方，把这里作为周室堡垒是非常合适的。
伯禽受封时，周室为鲁国制定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治国方针，并分给鲁国“殷民六族”，使之“职事于鲁”（《左传》定公四年）。这样，伯禽一支所带来的周文化与殷遗民及当地土著固有的文化相互交汇、影响，共同形成鲁国的文化。
第二，鲁文化的特殊地位与鲁国在当时诸侯国中的特殊地位是统一的。
鲁国虽是周王朝分封的一个邦国，但它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邦国。鲁自周初始封，历西周、春秋、战国，到公元前249年为楚国所灭，历时七、八百年，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鲁国的始封之君是周公的长子，而周公无论在帮助武王争夺天下，还是在成王年幼时平定天下以及辅助成王，都有卓著的功勋，他在周初政治中的地位十分显赫。因此，鲁国初封时不仅受赐丰厚，而且相对于他国来说还得到了不少特权。鲁国可以“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礼记•明堂位》也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从文献记载以及考古材料综合考察，这种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如周王室的职官“宗伯”、“太宰”、“大司徒”等，鲁即有之。如替国君掌管祭祀的“宗伯”，其他国家只称“宗”或“宗人”，有“宗伯”之称的只有周王室和鲁国。又，“鲁得立四代之学”（《礼记•明堂位》孔颖达疏），鲁还有四代之乐。恐怕这都是鲁国特有的现象。
鲁国受封的同时或者稍后，周王室在东方又分封了一些小国，这些小国有的即为鲁的附庸，有的则以鲁国为“宗国”。时至春秋王室衰微，礼坏乐崩之际，许多小国依然纷纷朝鲁，并且到鲁国学礼、观礼。在东方夷人势力较重的地区，鲁国始终不忘“尊尊而亲亲”的原则，使鲁国的政权一直掌握在“伯禽”之后的周人手中，鲁国较完整地保存着周礼，周代的礼宾传统深深地影响了鲁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在政治方面，《礼记•明堂位》说：鲁国“君臣未尝相弑也，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在诸侯国中，鲁国的政治是相对较为稳定的，因此鲁国也就成为各国学习的榜样。《左传》襄公十年说：“诸侯宋、鲁，于是观礼。”宋国保留的自是殷礼，鲁国保存的则是典型的周礼，即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这样，鲁国为宗周在东方代表的形象更加突出，因为时人视礼为国家的根本，周礼似乎就是周王朝的象征。
春秋时期，“政由方伯”，但在各诸侯国会盟等的班次上，鲁国却位居前列。一般说来，“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左传》隐公十一年），鲁既为姬姓，又为周公之裔，故在诸侯位次序列中有“班长”（国语•鲁语上）之称，被列为首席。如春秋初年，齐遭北戎侵犯，齐向各国求助。在战后答谢诸侯时，齐国馈送粮饩给各国大夫时，齐请鲁国案班次代为分派；晋文公主持“践土之盟”时，在各会盟国进行的歃血仪式次序上，除主盟的晋国外，鲁也被排在各国的最前面。既然周室对鲁国寄予厚望，把鲁国分封在商奄旧地，那么，在推行周代礼乐制度时，有“望国”地位的鲁国也就不能不以表率自居了。
鲁国为东方的宗周模式，担负着传播宗周礼乐文明的使命，如在周王朝治国政策的贯彻上，鲁国即堪为典范。周公治国，他的保民思想、明德慎罚、勤政任贤等都似乎在鲁国当政者身上有明显体现。当然，说鲁国为“宗周模式”，决不是说鲁国完全排除它的文化因素，使鲁国全盘周化，而是在政治统治上鲁国为周王朝的东方代理人，而且在鲁国上层贵族中完整地保存着周代礼制。事实上，鲁国要彻底推行周文化而以之取代当地的固有文化，既无必要，也没可能，因为周灭商后对殷商旧地采取的就是“怀柔”的政策，更何况鲁地殷遗势力极重，而且文化的推广也不是任何外来强力所能成功的。
第三，从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中也能看出鲁文化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在区域文化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将鲁文化与齐文化相互比较，这是很有道理的。齐、鲁两国地域相邻，在文化方面具有很多的可比之处。就先秦时期两国的文化而言，它们有同有异。从实质上说，崇周礼、重教化、尚德义、重节操等等都是两地人民共有的风尚。两国文化上的不同之处更多，齐人的务实开放，鲁人的重视礼乐，使齐、鲁两国在文化上各具特色，并且位居当时华夏文化的领先或者中心地位。但齐、鲁两国的文化孰优孰劣，不少论者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大谈鲁文化的所谓“保守”、“落后”和“缺乏进取”。而实际上，分析文化的优劣应当具有历史的眼光，而不应该离开当时的具体时代。
从文化的传承关系上看，周文化与鲁文化乃一脉相承，或者说鲁文化就是周文化的代表。周人灭商以来，周文化在总结和吸纳前代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又有了显著进步。《礼记•表记》上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有学者称夏、商时期的文化分别为“尊命文化”和“尊神文化”。从根本上说，周文化就是礼乐文化，而礼乐的实质则是秩序，礼乐文化是一种人文文化。周文化与夏、商文化的不同，最为重要的即在于其人文理念的上升。自周公制礼作乐开始，周文化的重礼风格便已初步形成，而周人又有重视农业的传统与之相适应，这样，便奠定了中国几千年传统宗法农业社会的文化基础。
鲁国的文化风格与周文化是一致的。建国伊始，鲁国的始封之君伯禽就在鲁地变俗革礼，进行大的动作，推行一种新文化。应当指出，鲁国的这种变革历时三年，显然是循序渐进，而非急风暴雨一般。因此，它与强行毁灭一种文化而推行另一种文化是有区别的。其实，周代礼乐广采博纳，其中也有殷文化的不少因素，因为周礼即是从殷礼“损益”而来。应当承认，在与周边当时各族的文化相比，周文化是一种最为先进的文化。鲁国下了大的气力推行周文化，是为了适应周王朝的政治统治。从一开始，鲁人便显示了文化上的进取精神。
文化的优劣在文化的交流中最容易看得清楚。一般说来，落后的文化要不断地学习先进的文化，来丰富和完善自身。就齐、鲁两国而言，齐国就常常向鲁国学习。
众所周知，管仲的改革对于齐国成为泱泱大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但是，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管仲改革乃有吸收鲁文化之长、补齐文化之短的深意。管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定四民之居，推行士、农、工、商四业并举的政策，把发展农业放在经济基础的地位，置于工、商业之前，这明显吸收了鲁国以农业立国的思想，以补齐国偏重工商、渔盐、女工之业，忽视农业而造成社会不稳之弊端；管仲还针对齐国传统礼义道德观念淡薄，习俗落后，以致于君臣上下无礼、男女关系混乱，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情况，十分注意从鲁国吸收周礼文化，强调礼义道德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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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仲 |
齐人看重周礼，向鲁国借鉴、学习，显示了其积极进取、灵活开放的一面，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也证明齐文化中存在不少有待改进之处。如在君臣关系方面，齐国出现了不少相弑相残的现象，而鲁国的情况要好得多。鲁国的大夫臧文仲曾教别人“事君之礼”说：“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逐之，如鹰之逐雀也。”（《左传》文公八年）这种典型的尊君之论，便基于鲁国深沉的礼乐传统，这对于鲁国君臣关系的和睦，对于鲁国社会的安定都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动态地就君主制度的发展来看，鲁国的这种礼治秩序也有其进步的一面。再如婚嫁习俗方面，“同姓不婚”是鲁国最为基本的婚姻习俗，不论男婚还是女嫁，均不找同姓。鲁国还特别注重男、女之别和夫、妻之别，这与齐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婚姻制度史的研究早已表明，“同姓不婚”之制相对于氏族族内婚姻是极大 的进步。正因如此，鲁国的婚姻制度才为当时各国所普遍认可，例如，《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说：“如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在当时的情况下，严格的婚姻制度以及男女界限是清除旧的习俗的最好办法，在这方面，鲁人的做法是具有表率作用的。
齐、鲁两国的文化交流从各自的文化特色形成之日起便开始了，但两国文化上的优劣之争似乎也未间断，直到战国时的孟子也还如此。《孟子•公孙丑上》记公孙丑问孟子说：“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婴之功，可复许乎？”孟子回答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婴而已矣。”孟子的话就似乎表现了鲁人对齐人的轻蔑。其实，由于齐文化的起点较低，齐人在以后的国家建设与发展中努力进取，使齐文化表现出了开阔、灵活、积极的特质。所以清代学者俞樾在谈到齐人对于后来儒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时说到：“齐实未可轻也”（《湖楼笔谈》卷二）。通过近10年来的深入研究，人们加深了对齐文化的认识，从而已经改变了长期以来对齐文化的不恰当评价。
最后，还有必要谈一谈“鲁文化”与所谓“邹鲁文化”的概念问题。
我们前面引到孟子的话，认为他的观点代表了鲁人看法，但并不是说孟子也是鲁人。关于孟子的里籍，《史记》称其为邹人。邹地战国时是否属鲁，历来存有争议。但不论如何，孟子和鲁国的联系却不同寻常：首先，孟子居地近鲁。他本人曾说自己“近圣人（孔子）之居若此之甚也”（《孟子•尽心下》）；孟子又为鲁国孟孙氏之裔；孟子在齐，丧母而归葬于鲁，说明孟子上代迁鲁不久；孟子还极为崇拜孔子，并“受业子思之门人”，其思想与鲁文化传统的关系不可分割。因此，认为孟子的观点代表了鲁人的看法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孟子为邹人，以孟子和儒家在当时的巨大影响，人们自然不能忽略作为一个具体国家的邹国。邹国就是邾国，在春秋时，“邾”有两种读音，《公羊传》读为邾娄，《左传》读为邾，对此，王献堂先生解释说：“古人音读有急声，有漫声，急声为一，漫声为二，而其漫声之二音，亦可分读。......漫声连举为邾娄，急声单举为邹，漫声分举，则为邾为娄。”（《邾分三国考》）王献堂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就是说，战国时代邾国被称为邹，只是称呼了邾娄的合音。
邾国立国较早，周朝灭商后，又封曹侠于邾，邾国遂成为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邾国的北部边境与鲁国国都曲阜相距很近，邾君曾言“鲁击柝闻于邾”（《左传》哀公七年），春秋后期，“邾庶以其漆、闾丘奔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邾国的北部边境逐渐南移。这样，孟子居地与鲁国的联系更加密切。
邾为曹姓国家，从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化看，邾国受周礼的影响很少。如邾人用人殉葬，用人祭社，这都不符合周礼的要求。鲁人就称邾人为“夷”，邾、鲁两国文化差异较大。只是到了战国时代，由于鲁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如孔子的孙子子思曾到邹地讲学，特别是孟子迁居到邹，使邹地名声日隆，这里也有了浓重的儒家文化氛围。在这一点上，人们才将邹地与鲁国相提并论，而且，由于孟子的原因，自战国时起，人们将两地合称时，还把“邹”放在“鲁”的前面，而称为“邹鲁”。因此，将鲁文化作为周代的区域文化进行研究，而不是专门探讨作为一个学术派别的儒家文化时，还是以“鲁文化”（而不是“邹鲁文化”）作为一个研究单元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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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大地 |
人民群众归纳总结生产、生活中的事物与现象，分析、提炼出许多“四最”谚语。莒县有“四最热”：“铁匠炉，开水壶，开了锅，入了伏。”还有“四最冷”：“三九冬，西北风，脚踏地丁手捧冰。” 曹县有“四最涩”：“新锻的磨，木匠的锉，拉拉秧，豆秸垛。”曹县还有“四最宽”：“穿大鞋，赶庙会，大海里洗澡漫场地里睡。” 阳信有“四最弯”：“卷羊毛，苜蓿菜，辘辘把，水烟袋。”莒县还有“四最快”：“燕子飞，鹰子追，骑快马，雕翎箭。”与此相对，有“四最慢”：“瘟神走，愚神站，架过门，挑汤罐。”
“四最”谚语除形象反映事物与现象的特点外，对人的心理感受也有独到的描摹，惟妙惟肖，十分生动。莒县有“四最好听”：“大闺女笑，画眉叫，夜弹琵琶二黄调。”蒙阴有“四最难听”：“猫叫猫，老驴嚎，抢锅铲子锉锯条。”曹县有“四最高兴”：“新得的官，新科的举，新媳妇搂着新女婿。”诸城有“四最急”：“火上了屋脊雨上了场，狗撵兔子狼撵羊。”巨野有“四最怕”：“走大洼，睡孤坟，夜猫子笑，吊死人。”台儿庄有“四最难舍”：“临明觉，半路妻，羊肉包子清炖鸡。”东平有“四最厉害”：“五更萝卜独瓣蒜，抬头老婆低头汉。” 另外，人们对于颜色的感受也通过“四最”谚语表达了出来。单县有“四最红”：“庙上的门，杀猎的盆，关公的脸，火烧云。”曹县有“四最白”：“小白鞋，踏白雪，羊肚子手巾包着白蒸馍。”与此相对，还有“四最黑”：“呼延庆，包文正，打铁的脖子煤窑洞。”
谚语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四最”谚语反映的社会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生活的许多方面，所列举的事物，大到天地宇宙，小到鱼鸟花虫，不计格调的高雅严肃，抑或是俚俗粗鄙，兼收并蓄，巧妙组合，使之广为传诵，喜闻乐见。从这些谚语中，可以考察到不同地域的一些风情民俗，也可以让人们联想起往昔生活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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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风情 |
先秦秦汉时期，齐鲁的商品经济在全国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齐鲁的地理环境、人口因素有关，又同工商管理政策相联。齐鲁之地虽然很早就得以开发，但限于地处丘陵，沙质土壤，农业难以发展起来，而以桑麻、渔盐见长。这便有了齐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渔盐”，及鲁地“颇有桑麻之业”之说。至西汉司马迁时，齐鲁已出现经营千亩桑麻的专业户。另外，齐鲁地处交通要道，为商贾必经之地，即“吾国（齐国）者衢处之国也，远秸之所道，游客蓄商之所道，财物之所遵”。这样的地理环境就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齐国建国之初，“人民寡”。为弥补农业“少五谷”的不足，需因地制宜，扩大商品生产的规模。地广人稀的“国情”，对扩大桑麻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是比较有利的。同齐国相比，鲁国封土面积较小。随着人口的繁衍增殖，至西汉时，在洙、泗冲积平原上，已出现“地小人众”的窘境。人们为了生存，除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外，只得以经营工商业作为出路。于是就有了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的邹、鲁“好贾趋利，甚于周人”的经商习俗。先秦时期，齐国统治者多实行较为宽松的工商管理政策，这样就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据《史记•齐太公世家》等记载，吕尚被封为齐侯，在治国时利用山东半岛自然资源的优势，劝女工，极技巧，通渔盐，以致“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齐桓公时，为鼓励贸易，招徕外商，采取了“毋忘宾旅”的优惠政策。即在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诸侯在蔡丘会盟，约定诸侯国之间的贸易，都要为商贾提供食宿方便。齐国为外来商人提供宾旅和货栈交易的场所。对外商货车一乘的提供本人伙食，三乘的兼供给饲料，五乘的并供给厮养人。这样“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管仲相齐，整顿士、农、工、商的户籍，加强了对工商业的控制和管理。另外还实行“官山海”的政策，对山海之利（主要是盐铁）实行国家控制，以照顾各方利益。如民营盐铁生产由国家征收实物税，并统一收购销售，实行专卖，寓税于价，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如此就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使“甲兵大足”，从而为齐国“一匡天下”、“九合诸侯”，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晏婴为齐相时，为巩固统治，采取了工商不变，即工商业坚守其业，搞好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工商管理政策，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直至战国，齐国重视发展工商业的传统，使其工商业仍旧十分发达。
齐鲁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主要表现在商品种类的众多、货币的通行、城市商业的繁荣及众多商贾的出现等方面。齐鲁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出产的鱼、盐、漆、布、帛等，丰富了商业市场的花色品种。至战国时，列国间贩运商业的发展，使各地特产如北方的“走马吠犬”、南方的“羽翮齿革”、西方的“皮革文旄”等，都能在齐鲁市场上买到。商品的交换促进了货币的发展。春秋战国时，齐国的刀币已成为一种“国际”性货币，流通于齐、燕、赵等国。齐献公时（公元前859年），临淄被立为齐国国都，历时636年。经过数百年的经营，城市规模宏大，今勘探发现临淄大小城总周长超过2万米。统治者对工商业较为重视，促进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如管仲为使外来商人到临淄经商，大搞旅邸设施，甚至在临淄设“女闾三百”，以招徕商人。到战国时，临淄已成为一个工商业集中的大都市。城中居民达7万户，经营商业、贩运业的有6千户之多，皆殷实富有。《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在齐宣王面前称：“临#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语虽夸张，但必与事实相去不远，否则不能达到游说之目的。西汉时增至10万户，若每户以5口计之，则临淄有50万城市人口。时人称其“人众殷富，巨于长安”。王莽时称临淄为东市，成为与长安、洛阳、邯郸、宛、成都等齐名的大都市。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齐鲁经商之人不断增加，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商人。其中，既有众多从事一些“坐列贩卖”之类小本生意的中小商人，也不乏为史书有所记叙的大商人。如《史记•货殖列传》等中就载有经营盐业的大商贾鲁人猗顿；“逐渔盐商贾之利”的齐人刁间；“富至巨万”，经营铁业，兼营贳贷业、贩运业的曹邴氏等。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商人曾以经商致富，并参政为官，由此就使经商活动获得了端木生涯和陶朱事业的称誉。端木，复姓，名赐，字子贡，春秋时卫国人，孔子的弟子。在出仕入孔门之前，是个大商人。曾相鲁、卫两国，后经商于曹、鲁之间。善于预测市场行情，孔子称他“臆则屡中”；后人说他“好废举，与时转货赀”。由于他善于经营，故经商致富。后世便称经商为端木生涯。越国大夫范蠡弃官后，“游于江湖”，到齐国经商，后“之陶为朱公”，经商“三致千金”。后世就把经营商业称为陶朱事业。
工商管理政策是统治阶级出于一定的目的，对工商经济进行调控的行动指南，为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面已对战国以前齐国工商管理政策多有记叙，现仅就战国时期齐国的工商管理政策简而论之。战国时期齐国推行较为放任的工商管理政策，这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临淄城7万户，“挥汗成雨”、“举袂成幕”的盛况，当与这种工商管理政策有一定的联系。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私营工商业不加限制地放任发展，就会促使富商大贾大量地分割封建国家和百姓的财富，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其对农民的疯狂盘剥，严重地损害了新兴封建政治的统治基础；另外，经营商业较好的收益，还会诱使农民弃农经商，影响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这些都对兼并战争极为不利。如果说战国以前的工商管理政策使齐国逐渐走向富强的话，那么，战国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则极大地削弱了齐国的综合国力。与之相反，秦国推行商鞅制定的抑工商政策，即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在国家的干预下，有限度地发展商品经济。虽然这种工商管理政策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却增强了秦国的综合国力，促使秦“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战国时期齐、秦两国号称东、西二帝，原本都有统一全国的实力。但不同工商管理政策的采用，加之其它因素，便造成了齐衰秦强的局面。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商业文化对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作用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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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文化 |
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必会在思想领域有所反映，促使各种经济思想的产生。先秦秦汉时期，齐鲁商品经济的较高发展水平，为经济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战国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就把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无论是儒家贱利贵义的义利思想、足食足兵的富国思想、轻薄税敛的赋税思想、黜奢崇俭的奢俭思想，还是空前绝后，洋洋洒洒十万言的经济学巨著----《管子》，都为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构建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我国经济思想以至我国古代经济本身的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
总之，内涵丰富的齐鲁商业文化，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中的一份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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