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

佛教发源于公元前1500多年的古代印度，当雅利安人从印度河流域向恒河流域发展，主要生产方式从畜牧业生产转向农业生产。由于气候条件优越，加上人们学会了种植产量比较高的水稻，再加上铁器的使用生产力得到很大的提高。社会结构进入奴隶制社会。当时的社会人群被分成四个等级：婆罗门（宗教祭司，掌握掌握神权和教育权，宗教经典和文化知识），刹帝利（武士阶层，后来还包括国王和军事贵族，他们掌握军事和行政权。）、吠舍（农民、手工业者，后来还包括从中分化出工商业主、高利贷商人。）、首陀罗（由非雅利安的土著部落平民组成，地位低下）。另外还有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奴隶，无种姓者，被称为“贱民”， “不可触者”（untouchable）。当时印度社会上的主要宗教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是一种多神教，崇拜自然精灵和祖先神，信奉天神、雷神、司法神、日神、火神、风神、雨神等多神。婆罗门教是维护当时的奴隶社会的一门宗教。它宣扬业报轮回的观点，认为人在今生的行为（业）的善恶，将带来来生轮回不同的因果报应；如果不相信婆罗门教的吠陀经典、或有违犯种姓规定的行为，或有杀生行为等等，死后将轮回转生为下等种姓贱民或为牲畜，而如果学习吠陀经典，苦行，行善，死后可转生为上等种姓，以至成为天神，与大梵合一。婆罗门教宣传婆罗门种姓至上，说梵天用口造婆罗门，用手造刹帝利，用双腿造吠舍，用双脚造首陀罗，并为他们规定了社会职业，永世不可改变。婆罗门教强调向天神祭祀献供，每年要举行多次祭祀仪式，包括马祭、祖先祭、天神祭、梵祭、精灵祭种种献祭。献祭时要屠宰大量牲畜，信徒们耗费大量财物，甚至土地献祭给神——实际归婆罗门。公元前5~6世纪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国家的兴起，刹帝利种姓和吠舍种姓中人数比较多的工商业主、高利贷者的财富和势力增加。他们对婆罗门教的婆罗门至上的旧种姓制度不满，而且婆罗门种姓的专横、腐化也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对抗、批评婆罗门教的新宗教思潮，即沙门思潮。其中，在尼泊尔国南部的释迦族中有一位年轻人乔达摩·悉达多，他也接受了沙门思潮。决心建立一种新宗教——佛教，它吸收原来婆罗门教的生生轮回和因果报应的思想，但是它反对人依照出生种姓等级而认定命运，而是相信人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达到成佛——意为觉悟者，达到觉悟的人。所以佛教在培养人的社会性上比其他宗教更加注重自己的修养，比较适应于东方的天人协调的哲学思想，所以在东方世界得到广泛的传播。当然，产生和流传于封建社会的佛教的对人的社会性的制约作用，也还需要通过宣扬按照佛教的道德规则进行的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来实现。佛教虽然产生于古代印度，但是其发展和得到广泛的传播却是在古代中国和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一些东方国家，象日本、朝鲜、东南亚国家等。反而在其发源地印度，佛教却没有成为主要的宗教。印度的第一大宗教是由婆罗门教改革后发展的印度教，甚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可能都比佛教在印度要广泛。究其原因可能是印度教更加符合印度的民族文化，有更加深厚的社会基础。到了近代，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印度教也进行了广泛的宗教改革，如取消古婆罗门教中存在的种姓制度、偶像崇拜、寡妇殉葬制等不符合民主社会的内容，对繁琐的宗教仪式进行简化等。使得印度教成为印度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印度大多数人信奉此教，但是旧宗教中的种姓阶级的不平等待遇及寡妇殉葬等诸多陋习在一些地区仍然有存在。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随着阿拉伯波斯帝国和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印度的入侵而得到传播的，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基础。特别在由印度分出的巴基斯坦等国家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佛教虽然在古印度到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成为了国教，佛教得到了极大的弘扬。但是到了9世纪以后，印度教经过改革后逐渐兴盛，而佛教僧团内部派系纷争不已，从而日趋式微。到12世纪阿拉伯民族的大规模入侵，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人进入印度，统治者排斥佛教，很多佛教的重要寺院被毁。到13世纪初，印度的佛教终于一蹶不振趋于消亡。直到19世纪末，在印度沉寂了约700年的佛教又出现了复兴。1891年锡兰（今斯里兰卡）的达磨波罗在印度首创摩诃菩提会，恢复了一些佛教胜地，重新建立了一些寺院。特别是1947年印度独立后，佛教有了新的发展。1956年印度政府举行释迦牟尼涅盘2500年的国际性大规模纪念活动。同年10月，印度首任司法部长、宪法起草人安培多伽尔在那格浦尔组织了一个有50万“贱民” 参加的改信佛教运动，以后又有几百万“贱民”陆续由印度教皈依佛教。在印度，虽然佛教徒只占印度人口的0.6%，但是佛教思想在印度的思想文化界颇有影响。特别是下层民众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

佛教能够在东方地区好多国家广泛流传至今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佛教本身的宗教思想与东方文化的吻合。我们特别要说的是佛教传到中国后，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发生的变化。实际上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佛教的教义主要是通过佛经的翻译版本来传达的。古代佛经的翻译本主要是一些外来的传教僧人，最早的佛经的翻译可能是汉明帝时代的大月氏国来的迦叶摩腾、竺法兰在洛阳白马寺，译出的《四十二章经》。汉桓帝时安息国安世高和月氏国支谶，译佛经数十部，约一二百卷。灵帝时有印度竺佛朗也在洛阳宣讲佛教，并著有《牟子理惑论》主张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调和。佛经的翻译最著名的是印度名僧鸠摩罗什。具传当时为了把印度名僧鸠摩罗什请来宣扬佛教，还发生过几次战争，征灭了几个国家。早在秦朝，中原人们对佛教是一种什么东西还不太清楚，只是听西方来的人说佛教是可以渡人进极乐世界，获得永生的仙法。在秦始皇时代，始皇帝就派了徐福带领几千人去东海仙岛寻找长生不老之法，可以他们是一去不返，始皇帝也没有能长生不死。当时，朝廷听说有位鸠摩罗什在西域龟兹国宣扬佛教。鸠摩罗什是一个年轻的天才，他不仅具有超人的记忆力，而且对佛学也有深刻的理解。秦朝皇帝苻坚听说佛教是如此好的仙法，鸠摩罗什又是一位佛法大师，于是就派遣将军吕光率领大军，西征龟兹去抢鸠摩罗什大仙。等到吕光征服了龟兹，请到鸠摩罗什准备返回秦朝，不料这时秦朝发生内乱姚萇杀了苻坚自己当了皇帝。于是吕光就乘机据姑臧自称凉国，鸠摩罗什也就留在了凉国。后来姚萇的儿子姚兴当皇帝，打败了凉国，吕光的儿子吕隆投降，这才把鸠摩罗什请进入中原。皇帝姚兴亲自迎接他到长安，并封他为国师，为了尽快把佛教的仙法在中国施展，还专门派了几千人协助他翻译佛经。最后，皇帝没有来得及得到长生不老的仙法，而佛教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了。在鸠摩罗什主持下翻译的佛经在中国佛教的传播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由于，佛经的翻译中有大量的中原文化人参加，其中不乏儒家和道家学者，所以在佛经的语言和解释中就融入了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文化思想。加上佛教本身的培养和教育人的社会性的一些思想，也与中华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很吻合，所以在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两种思想也不断交映，相互融通。有一个传说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孔、孟、老、庄的思想。当时艰巨的佛经的翻译工作还在进行中，佛经《涅盘经》还只翻译了一半，大家就迫不及待地进行研读。在经文的前部分对“一阐提”（指有破戒、作五逆罪，不信佛法、因果、诽谤佛法，断灭善根、不作善法，破坏僧团纲纪等极端罪恶的众生）的问题，佛祖严厉地说他们会在轮回中永远不得超生，一再出现排除“一阐提”成佛可能性的经文。而有一位文化修养非常高的道生法师从中国的哲理考虑，认为这不符合佛教的完整思想。应该无任对什么样的人，只要悔罪自新便可成佛。就是提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顿悟成佛”思想。这样就受到只学了一半经文的其他佛教徒们的激烈的反对，大家都不能接受与所见经文意思不同样的观点。于是道生法师就到南方的虎丘山隐居，没有人接受他的观点，他就对着山上的石头解使佛法。后来经文翻译完了，果然他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便是所谓“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故事。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另外还有其它的一些印度佛教派别也来到中国，如禅宗第二十八代祖师菩提达摩就是这个时期来到中国。达摩在嵩山少林寺隐居面壁九年的故事在中国广泛流传。这个禅宗就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包括老子、庄子和部分儒家思想）很吻合。我们从梁武帝接见达摩时的谈话就可以知道这个问题。梁武帝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信徒，他在中国大力推介佛教，甚至压制道教等其他宗教。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当时中原出现五里一庙，十里一庵的佛教盛况。他听说从印度来了位高僧，马上就召见达摩。梁武帝问达摩：“朕造了许多寺庙，选送了好多僧人，还亲自抄写经文，大力弘扬佛法，这算不算有了功德？”达摩回答：“没有功德。你这些只是‘人天之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看来虽有，实在没有’”就是说：你这是有心行善，没有出自本心的行为。就好象一个影子会随着东西走，但是影子是看起来有，实际上是摸不到，拿不走的。有就等于没有。梁武帝又问达摩：“那么，真实的功德是什么呢？” 达摩说“清净智慧是微妙圆融，本体空寂，无法可得，如是功德，绝对不是世间上有为之法所能求到的”。真正的佛学思想是非常微妙、高深的，是没有一种确定的方法就可以学到的。所以功德，也绝对没有什么明确的做法就可以求得的。这一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的道教的《老子》的思想非常相似。老子在《道德经》中就说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所以佛教思想和中国传统的老子、庄子和儒家思想是很一致的。这个禅宗就成为中国佛教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学派，直到今天它还对世界佛教思想起着深刻的影响。到唐朝时代（公元618——907年），印度的佛教已经发展了几百年了，出现了多种佛教等派别。在唐代中国佛教的一件大事就是，在中国妇孺皆知的《西游记》中的唐僧——玄奘大师不远万里去印度留学。他回国后，唐太宗非常重视，安排了数千人参加玄奘大师的佛经翻译工作。因玄奘大师的弘扬，使印度后期佛教哲学，和大、小乘佛教的经典，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紧密结合的另一个有力的例证是观音菩萨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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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

汉地佛教：佛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历来均以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派使去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入中国之始。传播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中国内地营建的第一座寺院就是洛阳市东10公里处的白马寺。相传有匹白马驮经而来，建白马寺纪念。东汉时绝大部分佛经都是在洛阳白马寺翻译的。

佛教在中国的三国、魏、西晋各朝代时，主要传播活动仍是佛典翻译，魏都洛阳和吴国的都城建业是传播活动的中心。这阶段的译经工作和对佛教教义的宣传、研究，为以后佛教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各阶层人普遍信仰佛教，到处建有佛塔、寺院。举世闻名的佛教石窟艺术，如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古代的雕塑、壁画，都是这一时期开始建造的工程。这时有成就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344—413年)所译的佛典有384卷，内容正确，技巧精湛，对佛教发展贡献极大。还有西行取经最有成就的法显(337—422年)，他游历了印度、斯里兰卡等南亚30余国，所取回的佛典和撰写见闻，为佛教发展和研究古代中、南亚诸国史地，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图为我国著名古刹灵谷寺。位于南京 中山陵东侧。初建于南朝 梁武帝天监十三年(公元51   4年)。该寺是梁武帝为纪念宝志和尚而建。传说宝志和尚有神通，预言事往往得中，梁武帝崇敬备至。

南北朝时的梁武帝笃信佛教，他在位14年中，4次舍身入寺院为寺奴都由国家出钱把他从庙里又赎回来。梁武帝亲自讲经说法，撰写经文。梁朝有寺院2860所，僧尼82700余人。

唐朝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唐太宗在清除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到僧兵的援助。他即位后下诏在全国建寺院，设释经处，培养了大批佛教高僧、学者。这时最著名的僧人之一是玄奘(600—664年)。他历时19年，长途跋涉5万余里，去到印度取经，共翻译佛经75部1335卷，并写出了《大唐西域记》见闻录。唐太宗推崇玄奘为“法门之领袖”，“千古而无对”。

北宋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中国和印度的僧人间传法交往络绎不绝。天禧五年(1021年)，北宋佛教发展到顶峰，全国僧尼近46万人，寺院近4万座。南宋朝廷偏安江南，佛教仍保持一定盛况。元朝 蒙古 民族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僧侣，即位后自封“大庆法王”，亲自讲佛法，度僧道。利用佛教帮助他巩固初建立的明朝政权。   清朝各位皇帝都崇信佛教，皇室崇奉藏传佛教，汉语系佛教仍在民间流行。清朝末年中国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佛学研究学者，如杨文会、欧阳竟无、大虚等。近代思想家如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都受过佛学的影响，并对佛教思想提出了新的见解，把佛学思想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喇嘛藏语意为“上师”。藏语系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 尺尊公主和唐朝 文成公主时，两位公主都带去了佛像、佛经。松赞干布在两位公主影响下皈依佛教，建大昭寺和小昭寺。到8世纪中叶，佛教又直接从印度传入西藏地区。10世纪后半期藏传佛教正式形成。到13世纪中开始流传于蒙古地区。此后的300多年间，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教派，普遍信奉佛法中的密宗。随着佛教在西藏的发展，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

西藏最著名的佛教建筑布达拉宫，始建于7世纪文成公主入藏时为公主建的宫室，但建成现在的规模，是到17世纪才完成。

图为我国佛教名塔——崇圣寺三塔。位于云南 大理 苍山麓。建于公元824—839年。受到唐塔的影响，呈方形，中空，类似西安的小雁塔。主塔高69.13米，为16层密檐式砖塔，每层正面有佛龛供佛一尊。主塔又名千寻塔。千寻塔南北各有一小塔，实心，8角10层，为傣族佛教建筑的代表作。

巴利语系佛教(上座部佛教)流传于我国云南省傣族、布朗族等地区，那里人民的佛教传统信仰与南亚佛教国(泰国、缅甸等)大致相同。大约是在7世纪中叶，佛教从缅甸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那里若干世纪以来，都能保持依照原始佛教的佛法、戒律和进修学的优良传统。傣族男童到了入学年龄必须出家为僧，在寺院学习文化知识，接近成年再还俗。

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东正教、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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